华山剑：一问秦晖，现在，不少舆论都认为你是与新左派对立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你崇拜西方吗？
秦晖：过去许多新左派朋友喜欢引我为同道，因为我强调社会公正比他们早得多，他们在文章里经常引我的话来批评别人。但我认为，我的立场很清楚，这就是我在《问题与主义》序言中讲的：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我称之为“共同的底线”），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至于前者赞成后者反对，或者相反的那些价值，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是“真问题”。
华山剑：这是典型的外交语言，秦晖可以去当外交官。
左宗棠：一旦那些问题成为真问题，就表示中国走上正道了。
秦晖：的确如此，在发达国家，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但在我们这里，提出这种问题简直是笑话！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既缺少迁徙、就业等最基本的自由，也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保障。他们缺少自由难道是因为社会福利太多？他们毫无社会保障难道是因为太自由了吗？西方的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这种状况下能有什么争论？如果中国人的自由只受到福利制度的限制，中国人的社会保障只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像发达国家如今那样），中国可不就走上正道了吗？讲了这点常识就“可以去当外交官”？中国的外交官就这么廉价？华山剑先生把中国工农的疾苦当作“外交语言”，他以为自己是哪国人？亏他还自命为“中国文化”的卫道士！
理气合：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一元化。同意吗？
秦晖：怎么会呢，我们今天的经济比改革前无疑是更多的趋向于全球化了，但是我们的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了，倒是在改革前，我们是闭关自守的，同时也是文化（不仅仅是文化）高度一元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