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类著作相比，塔吉耶夫对种族主义历史的基本见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塔吉耶夫明确地提出了近代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之不同。他反对那种把种族主义过分泛化、把它与古已有之的种族偏见和种族压迫混为一谈的说法。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西方的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例如从林奈、布丰等人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扩展出来的人种进化论与种族分类学、贝尔尼埃的人文地理学等等。他认为：“种族主义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然而另一方面，塔吉耶夫似乎认为“文化”是有优劣的。因此他特意批判了那种把文化定义为“族性（种族性或民族性）”的文化遗传学说或文化基因学说。他指出：“传统种族主义的基本设定，即将种族和文化的相提并论（或是‘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的公式）遭到经验的驳斥”，并肯定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多样性不从属于生物学多样性”的见解：“人类的文化远比人种要多得多，因为一方面数以千计，另一方面数以个计：属于同一种族的人创造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远超过种族远离的人群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当然，莱维—斯特劳斯从这一点导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塔吉耶夫不同意的。如下所述，他认为极端的文化相对论虽然可能打击了旧种族主义或血统种族主义，但却给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开了大门。
比近代科学更早，中世纪晚期的世俗化或过去所说的“人文主义”潮流也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的兴起。在塔吉耶夫看来，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因而犹太人只要改宗基督，根据《圣经·加拉太书》论述的普世基督徒平等原则，他就不该再受歧视。但是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淡化了信仰至上，却并未淡化、而且首先在西班牙等地还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血统不纯”，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运动便由企图同化犹太人（诱逼犹太人改宗），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塔吉耶夫指出“纯粹血统”论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它是世俗化产生前种族主义的体现。
继世俗化之后，塔吉耶夫指出启蒙运动的反正统宗教倾向同样强化了种族主义。尽管塔吉耶夫承认正是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导致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是他强调启蒙运动具有“反奴隶制与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大师反对基督教正统神学关于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人类同源论而主张人类多源论，因而把黑人看成异类，其与白人之别有似于人与猿之别。
但是同样，把黑白人种之别与人兽之别乃至生物非生物之别相提并论，认为这都是造物主有目的地造就的神定秩序，这同样也是正统神学的主张。而且启蒙运动也正是由于挑战了这种主张而导出自由平等博爱与废奴之说。因此作为“原材料”的“思想资源”的建构功能似乎是多种多样的。正统神学中平等普救论与神定等级论之间的张力，恰如启蒙思想中人权平等论与人种多源论、废奴主义与歧视黑人之间的张力一样。因此任何把后代各种思想机械地溯源于前代相应思想的“学术谱系研究法”，很可能是靠不住的。真正的思想家总是面对他特定的问题去利用各种“原材料”。同样的“原材料”在不同倾向的人那里可以导出不同的“主义”，正如不同的“原材料”可以导出类似的“主义”一样。这与塔吉耶夫指出的种族—文化非对应性（同种可以异文，异种可以同文），同样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