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何以异于传统朝廷？有人说现代政府应当是“小政府”，让社会与公民充分行使权利实行自治。有人说现代政府应当是“大政府”，必须满足多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两说各有道理，但重要的是这里的“大小”决不是个程度的概念而首先必须具有质的规定性。现代政府的“大小”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朝廷的“大小”。否则我们就会把传统政治的不负责任误认为是“自由放任小政府的社会自治”，而把传统政治的弄权无制误认为是“民族国家建构与福利扩张”。现代西方人在宪政下生活惯了，他们整天听见的是现代的“左右”两派在争国家的“大小”，而对性质问题已经很不敏感。所以他们看我们的历史就容易出现“无福利即自由”、“无自由即福利”的错误。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吗？恐怕首先应当摆脱的就是这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问题错位吧。
当年杰弗逊那一代人探索现代政府制度时，追求的是权力极小而责任极大的“最好的政府”，然而两百多年过去，这样的政府在现实中仍不存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人们建立的“只是”那种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政府。有了这种权责对应的机制，也就产生了是权大责亦大的政府好呢，还是权小责亦小的政府好这样一种争论。笔者称它为关于什么是“次好政府”的争论。
但是在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的时代，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与上述所谓“最好政府”相反的情况，即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剥夺国民自由同时不管国民死活的政府，束缚职能高度发达而保障职能十分稀缺的政府，不承担公共服务义务却可以（为统治者的利己目的）严酷地管制公众的政府。
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宪政前提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之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改变这样的政府。这就是政府现代化这一进程的实质所在。?
［1］Jack Barkstrom, Poverty, Wealth Dictatorship, Democracy: Resource Scarcity and the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Golden, Colorado: Pericles, 2002. pp. 7—27。
［2］A. R. Hands, Charities and Social Aid in Greece and Ro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68. pp. 95—100。
［3］Merritt Ierley, With Charity for All: Welfare and Society,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2—6。
［4］Ibid. pp. 8。
［5］T. Frank,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 5, Imperial Italy. Baltimore, 1940. pp.4—12; 32—56; 65—90; 218—219。
［6］Richard Duncan—Jones, The Purpose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Alimenta. In: British School at Rome. Papers. London. v. 19, 1964. pp. 123—146。
［7］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8］如笔者居住过的美国波士顿有“面包与马戏”食品超市，俄亥俄州有“面包与马戏”影剧院等。
［9］中国的许多教科书都把“圈地运动”描述为中国式的权贵欺民、“跑马占圈”或者类似清兵入关之初的八旗圈地。“文革”前还有人专门著文把清初圈地说成是“中国的原始积累”的。
［10］N. Alvey, From Chantry to Oxfam: A Short History of Charity and Charity Legislation. Chichester: Phillimore, 1995. pp. 6—9。
［11］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129页。
［12］W. Weaver, U. 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Their History,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Record. New York, 1967. pp. 15—16。
［13］Merritt Ierley, With Charity for All: Welfare and Society,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raeger, 1984. pp. 22—37。
［14］参见苏文：《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读书》1996年第10期。
［15］顾名思义，所谓返销粮其实是农民当初被征收或“征购”去的粮食，现在准许农民掏钱买回一部分充饥。如果穷得连买“返销”的钱都没有，经报批国家可以贷款给你，当然利息不高——那就算“福利”了！所以那时形容赤贫乡村的套话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白给的“救济”那时是极罕见的例外。当然，村里有“五保户”救济，但那是村里（一般即生产队）给的，不是国家福利。
［16］《韩非子·五蠹》。
［17］《十三经注》（1815年阮元刻本）《孟子注疏·尽心章句》卷第十四下。又《孟子正义》尽心篇亦有类似说法：“墨翟无亲疏之别，杨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毁伤之义。儒者之道，幼学所以为己；壮而行之，所以为人。故能兼爱无亲疏之道，必归于杨朱为己；逃去杨朱为己之道，必归儒者之道也。”宋儒杨时也说：“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转引自朱熹：《孟子集注》。朱熹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墨氏务外而不情，杨氏太简而近实。”）也含有儒杨较儒墨为近之义。
［18］参见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260页。
［19］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20］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21］W．古德：《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22］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24］G．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25］《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
［26］参见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中国乡村研究》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4页。
［27］后梁杜荀鹤：《时世吟》。
［28］杜诗此篇名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29］《汉书·食货志》。
［30］参见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见《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3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32］《商君书·垦令》。
［33］《商君书·垦令》、《商君书·画策》、《管子·禁藏》。
［34］王符：《潜夫论·实边》。
［35］石介：《石徂徕集·明禁》。
［36］《韩非子·显学》。
［37］《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条《集解》：“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婿。”《汉书·贾谊传》：“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师古注曰：“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可见所谓赘婿，就是无钱娶妻的穷人出赘者。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贫穷。战国时最早搞法家改革的魏国，就已把赘婿与商贾并列为惩罚对象。魏律认为赘婿“弃邑居野”，“率民不作，不治室屋”，亦即属于游手好闲的盲流，因而要立法贬入贱籍。商鞅、韩非发展了这种说法，从而形成秦律中谪发罪人、商贾与赘婿的一套做法。
［38］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人貉”之罪名，于振波先生考曰：“貉是一种穴居动物，因为不擅长掘土，‘一般利用其他动物的废弃洞穴或营巢于树根际和石隙间……北方貉在冬季有蜇眠习性’。貉的这些特性与‘懒惰’、‘寄人篱下’之类的字眼儿很容易联系到一起。……要之，‘狐貉’为当时骂人习语。明乎此，鉴于法家对贫民的偏见，我们把秦律中的‘人貉’理解为‘像貉一样懒惰的贫民’大概是符合原意的。”（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第二节）。
［39］史载“暴秦”苛政有征发“闾左”之条，而“闾左”意为居于闾里之左的“贫弱”。但何谓征发“闾左”则有相反的两种解释。一说秦律本是役富释贫的，但后期役繁徭重，“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史记索隐》）。照此说来“闾左”本来还属于受照顾的，只是后来征发越来越多就照顾不到了。又一说“谪戍”即惩罚戍边，不属于正常的徭役征发，而是秦朝对于某些罪、贱身份者的一种惩罚政策。按照汉初晁错的说法，“谪戍”的征发次序首先是罪吏、赘婿和贾人，然后扩大到曾经经商者，再扩大到曾经经商者的子孙，最后才“入闾取其左”，即凡贫弱者都在被谪之列。这就不是缩小照顾面，而是扩大惩罚面了。前引于振波书认为：“秦律既然视贫民为‘惰民’，那么罚贫民去戍边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笔者认为言之有理。况且晁错去秦未久，又是留心秦弊的有识者，其言也应比距秦已远的司马贞之说可信。
［40］《汉书·贾谊传》，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2244页；崔实：《政论》，引自《通典》，卷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页。
［41］《韩非子·五蠹》。
［42］王安石：《兼并》，载《王临川集》，卷四，商务印书馆，1933年。
［43］《盐铁论·刺权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