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不是个坏东西，也许它的确很糟糕。但我们的情况无疑并不是它弄糟的。如果“崽”的权力不受制约，总把“爷”当孙子，那么不管它搞什么“主义”，“爷”都不可能得到公正对待。如果说以强权化公为私是“新自由主义”，那么杨帆也斥责的那种不公正的“化私为公”又是什么“主义”呢？
其实杨帆讲的这种现象我在两年前已经讲了：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而第三种情况是：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我把这称之为“尺蠖”效应：你看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这样的“左右之争”有什么意思呢？我既不认同这样的“左派”，也不认同这样的“右派”。我甚至也不愿意自诩为介于它们两者之间两头讨巧的“中间派”。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我是既可以接受“左派”，也可以接受“右派”的：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左派再怎么“国家干预”也只是尽福利之责，不至于任意没收百姓财产。而右派再怎么“自由放任”也只是让老百姓各显其能，不会“放任”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这样的“左右循环”我也好有一比，谓之“天平”效应：那天平的两端晃晃悠悠，但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支点附近左右摆动。天平因此在许多文化中成为公正的象征。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
回想北宋后期，当时也有一场“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似乎是郎先生今天自称的“大政府主义”者，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好像有点“新自由主义”吧？两“党”也是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风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
［1］和讯网（www.homeway.com.cn），2004.08.17 07:29，上海证券报/卢晓平：《郎咸平：不让侵吞国资者得逞并不是攻击个人》。
［2］http：//www.1911.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893。
［3］见北京世纪经济研究信息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771期，2004年9月3日。
［4］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著：《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