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
郎咸平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所谓“新自由主义”。但是我自己的上述经历就证明：在中国最早、也是最一贯地抵制“权贵私有化”的，就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当然未必就是秦晖，我说过，我对争个人的“发现权”不感兴趣——但肯定不是任何“反自由主义者”。相反，那些如今大骂自由主义损害了社会公正的人，当年他们都在哪里呢？！而这些抵制之不能奏效，恰恰不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太多，而是因为自由主义太少。
其实郎咸平先生自己也在证明这一点。他不仅多次提到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在西方法治国家是不可设想的，而且他还特别点出：较之德法这类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在英美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这些事情更难发生。
而我们知道，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本身虽然是法治传统之别，但这些法治传统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传统密切相关。一般地讲，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容易生长国家主义或郎咸平所谓的“大政府主义”，而普通法系国家，如英美，恰恰都是传统上更为“自由放任”的，当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就在这里。一些“新自由主义”先驱如哈耶克等虽然出身于欧陆，也是在英美才得以大展宏图的。而大陆法系的德法等国都是所谓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难成气候。如果像郎先生所说，官商勾结盗窃公产这种事与“新自由主义”有关，那它应该在普通法系国家最盛行，大陆法系国家次之，中国应当最少才是。为什么郎先生指出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呢？
当然，说“新自由主义”不是病因，并非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是解药，也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本身在学理上没有破绽不能批评。其实，郎咸平先生与不少所谓“非主流”学者大讲反对“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只是因为这个话题在西方很热门。他们并没有认真分析一下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又何以成为今天的问题。他们更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反对“新自由主义”，那么你反不反对“旧自由主义”，比如斯密、洛克、孟德斯鸠等等？是否因为这些人在今天的西方都已不时髦了，他们的问题在中国也就没了意义？
如今在西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确是时髦。我的一些朋友，例如著名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就写过很多这类著述，我认为他们的很多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在中国批判新自由主义”，我以为至少要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在汉语表达中无法区分“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事实上这两者如今都被中译为“新自由主义”。而这两者一属左翼，一属右翼，意思几乎相反。这已经在中文著述界造成了混乱。因为西方不少人正是从new liberalism立场来批判neo—liberalism的。而这么一混乱，在中文语境和问题情境中，这些人似乎变成从新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立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包括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了。对于这些外国人这是不公平的。而对于中国，问题就更大了。所以我劝“非主流”的朋友们：你们既然对“西方话语霸权”很表愤慨，何必在用词造句上（且不说在问题情境与实践意识上）都如此服从乃至扩散“西方话语霸权”呢？也许这便于“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但很不便于与一般人的常识接轨。你们难道不能用更便于国人理解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吗？
更重要的是第二，什么是右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与“老自由主义”有什么异同？我以为这两者之所以都被称为自由主义，就是因为它们都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害怕这种权力侵犯了公民自由，尤其是侵犯公民的个人自由。
而不同之处就在于：老自由主义要限的是非民主国家之权，而新自由主义要限的是民主福利国家；老自由主义主要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而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点实际上是推卸政府责任。
Neo—liberalism一词在美国媒体上比较随意地出现可能较早，但形成一定的所指是1980年代的事。当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批评从罗斯福到肯尼迪以来的美国福利政策与凯恩斯主义传统，得到美国语境下所谓右派的认同，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但弗里德曼不喜欢这个称呼，遂自称new—liberalism。后来欧洲发生福利国家危机，“里根—撒切尔模式”呼声走高，这种倾向也就风行了欧洲。
有人把这种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称为极端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严格地说这是不对的。“极端自由”的主张一般被称为libertarian或libertarianism，它不仅主张经济自由，而且主张政治、伦理等全方位的自由，如性解放、堕胎自由、同性恋自由等等，反对国家、教会与家长在这些方面对个人的约束。这些倾向在西方与其说是“右”，不如说倒一直是“左”的传统诉求。在美国思想界，libertarianism的代表就是早年曾经很左、晚年也不承认自己是“右”的诺齐克。而诺齐克的经济观点即“获得正义优先，持有正义链条完整，对过去的不正义获得应当予以矫正”，这恰恰是对“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极端反对。我在反对“权贵私有化”时就常常引用诺齐克的话。
而作为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它并没有这种“激进自由”的含义。相反，与那里的“左派”相比，里根—撒切尔模式在经济上固然主张自由竞争，在政治上的国家主义与伦理上的干预主义却是相对较强的（当然是“相对”而言，那种干预不能与极权国家相比）。实际上，这种新自由主义几乎可以说就是福利国家的反义词，在没有福利国家可反的地方，这种“新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老自由主义者如斯密、洛克、孟德斯鸠等面对的是传统国家、专制国家或贵族寡头国家，“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是现代宪政民主福利国家，例如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体制或罗斯福新政体制（有趣的是这种“新政自由主义”通常被称为new liberalism，其汉译也是“新自由主义”！）。老自由主义者要限制的是本来不受限制的权力，而那个时候权力无限的专制者并不承担多少公益责任，也根本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福利国家，所以洛克们不会去讨论赞成还是反对福利国家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者面对的权力本来已经是受到限制的宪政下的民主国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公民要求国家承担太多的责任（福利、保障等等）并因此授予国家太多的权力，据说这将可能导致“到奴役之路”。鉴于民主福利国家如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他们的批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但是说福利太多就会导致专制，至少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并非如此，如果进而认为所有的专制都是因为福利太多所致，都是公民要求国家负太多责任因而授予其太多权力的结果，把为国家推卸责任当成“反专制”的主要内容，那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实，西方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者倒并没有这样说过——他们已经没有专制国家、而只有福利国家可供反对了。他们也不用考虑“到自由之路”的问题，而只考虑维护已有的自由、避免重新陷入“到奴役之路”。
把用于反对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搬用来针对福利极少的专制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些过分时髦而忽视理论逻辑的自由主义者“误置问题”的结果。笔者多次明确说过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反对民主福利国家，并且在主张限统治者之权的同时，在问统治者之责方面并不比“非主流”的许多朋友逊色。所以我这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新”，远没有今天的一些“左派”朋友来得时髦。今天的Neo—liberalists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在这个意义上，我显然并非“新自由主义”者。
但是，我当然也不是“反新自由主义”者。因为当前在公民自由权利与基本社会保障都非常缺乏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自由还是福利”这种问题。从帝制时代以至于今，中国社会保障的缺乏，历来不是因为朝廷的权力太小，而是因为它的责任太小。根本的是因为它的权责不对应。因此在中国提倡社会民主主义是有理由的，但反对“自由主义”则没有什么理由。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不是什么福利国家，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根本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社会保障，难道说毛泽东也是“新自由主义者”不成？今天的中国更不是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水平不仅远低于社会党执政的欧陆各国，比据说是“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也低得多。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报告［3］，全球可比90个国家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经济安全指数”排名，最高的是瑞典，这一指数为0.977，其次的领先诸国都是欧洲福利国家，其中芬兰、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更拔头筹，据说盛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以0.612只居第25名，而中国则为0.356，只居第58名，属于最低的一类。难道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程度能比美国还高？事实上，在香港任教的郎咸平教授应当清楚，即便是香港这个号称经济自由度全球最高、而福利水平经常受批评的地方，其社会保障还是远高于大陆的总体水平，而郎咸平所说的“大政府主义与中央集权”在香港排斥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理由居然就是：“民主会导致福利社会”！
中国社会保障的缺乏并非由于“新自由主义”得势，美国当然不同，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确是罗斯福社会福利政策的对头，说它加剧竞争与分化、导致了贫富差异扩大等等，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即使是美国的左派，也没有指责“新自由主义”盗窃国库化公为私。正如郎咸平教授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由于它的“法治完备，制度健全”，很难发生那样的事。但是既然如此，郎咸平为什么不直接建议学学人家的“法治”与“制度”，而要去舍近求远，声讨那个虚无缥缈不知所云、对于盗窃国库既非充分条件亦非必要条件的“新自由主义”？如果“法治不完备，制度不健全”意味着那“保姆”可以为所欲为而“主人”无可奈何，那么即使换一种“主义”，“主人”的财产难道就能保得住？
所以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像吉登斯他们宣传的），我都是既不鼓吹，也不反对。我以为在中国的现状下炒作“新自由主义”似有制造假问题之嫌。纯从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与各种左派理论一样都有许多漏洞可供批判。但是在现实中，中国如今社会公正和福利保障的缺乏确实并非“新自由主义”所造成；正如中国如今自由不足也并非社会民主主义所造成一样。而盗窃国库就更与“新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无关了。有专制但无福利国家，用不着专反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有寡头而无自由放任，也用不着专反自由放任的“新”左派。而反对专制与寡头，有“老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足矣。所以，朋友们是否反对“新自由主义”我并不关心，我只关心，你是否反对“老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