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崔之元：《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4月号，下引崔之元语未注出处者皆见此文。
［2］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第12页。
［3］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专号，22页。
［4］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3、90—94、174页。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280—281页。
［5］见帕·陶里亚蒂：《法西斯主义的教训》，罗马1974年版，转引自朱庭光：前揭书414页。
［6］崔之元：《新权威主义与西方民主之外的选择》，（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第14页
［7］E. Ja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Stuttgart, 1981. P. 77. A. Bullock, Hitler, Eine Studie uber Tyrannei. Dusseldorf, 1961. pp. 409。
［8］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9］卡尔·哈达赫：《20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9页。
［10］费利切：《墨索里尼传》，第2卷，756—763页，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13、15页。
［11］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11页。
［12］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414页。
［13］D. M. Smith, Benito Mussolini. Milan, 1983. pp. 98。
［14］贝恩斯主编：《希特勒演说集》，第1卷，第43—44页，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第99页。
［15］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87页。
［16］A. Bullock, Hitler, Eine Studie uber Tyrannei. Dusseldorf, 1961. pp. 407。
［17］A.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群众出版社，1982年，第94页。
［18］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3月号，第11—21页，本节所引崔文均出此。
［19］何秀怡：《学术分歧还是政见之争》，《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第13页。
［20］何秀怡：《学术分歧还是政见之争》，《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第13页。
［21］何秀怡：《学术分歧还是政见之争》，《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第13页。
［22］近来在北京官方举办的经济研讨会上常有如下说法：诸如国有资产总额3.4万亿，负债率80%，到21世纪初负债率将达100%；诸如固定资产负债率80%，流动资金负债率98%，而发达国家国有资产负债多在40%上下，其中主要是流动资金；诸如“国有资产在实物形式上还存在，在价值形式上已没有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比笔者前文所引数据更耸人听闻，但愿它们都是“夸大”的，但愿事实并非如此。
［23］参见秦晖：《‘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东方》1993年创刊号，77—79页。按：国资“流失”现象在“自包自”、“自购自”、“企办企”、“小金库”、“预算外资金”、价格汇率诸“差”、“圈地运动”与股市中的黑幕操作，以及合资引进中的“估价游戏”等等环节中都大量存在，决非亏损企业一途而已。
［24］崔先生在答文中称“证券社会主义”只是罗默的设想之一，他还另有其他设想。这也是答非所问的。我并没有质疑罗默有几种设想，只是问崔先生对这一设想如何评价，这很难回答吗？
［25］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日本〕《中国研究》1995年8月号，第25—31页。
［26］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8期。
［27］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19页。这段话不知是昂格还是崔先生说的，但作为联署作者，两人都应对此负责的。
［28］卞悟：《危险的第一级火箭》，《二十一世纪》1993年8月号，第138—148页。
［29］卞悟：《公正至上》，《东方》1994年第6期，第4—9页；《再论公正至上——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东方》1995年第2期，第18—23页；《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东方》1995年第6期，第4—7页；《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东方》1996年第5期，第6—9页。
［30］《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打印稿），第6页。
［31］王安石：《王临川集》卷四，《兼并》诗。
［32］王安石：《王临川集》卷八二，《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33］J. R.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69。
［34］《市场、“后市场”与现代农业》，见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307页。《二十一世纪》杂志在排印时漏排了加重点号的一句，致使留下的句子意义不清，不过从整段文本看意思还是明白的。
［35］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6. pp.9—11 (foreword by M. Harrington)。
［36］参见E. M. Harrington的主要著作，如Toward a Democratic Left: A Radical Program for a New Majority. Baltimore，1969；The Twilight of Caotalism. New York，1976.等。
［37］请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被领导层看好”本身有什么不对。从操作意义上说，一种学者的思想能为决策者接受是好事。这里只是想从学理的角度弄清其看好此“民主社会主义”而敌视彼“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因。
［38］中译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专号，第30页。
［39］朱正琳：《难作“公允”之论》，《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