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先生抱怨我“真诚的误读”了他，所批评的有许多并非他的观点，其中关于我忽视他对“大跃进”的“外部否定”一说，我在上文已予讨论，这里就另两个问题作答。
崔文抱怨说：“卞悟的文章一开头就给我带（戴？）上‘新左派’的帽子，并振振有词地批驳。”于是我知道了原来他并不喜欢“新左派”这名称。倒也是，根据我在《淮桔为枳》一文末章指出的六点“费解”之处，崔先生是不怎么像“新左派”的。不过这顶“帽子”倒也并非我辈所加。崔先生的同仁在我之前早就以“新左派”作为他们这“一群研究中国改革前途的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诩之词。远的不说，《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刊出一组“新左翼”文章专辑，打头的何秀怡一篇总叙式文字，就大谈“新左翼”如何不同于“老左派”的“空洞、简单和教条化”，如何“主张制度创新”，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学理，“承袭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优良传统”，因而既被国内“领导层”看好，又“受海外学界赏识”；而何文称之为“自由派”的人对“新左翼”的批评则是“穿凿附会”，“欠缺实证支援”云云［19］。这篇总叙式文字后边紧接着就是崔先生的主题性文章。但崔先生从未对何秀怡奉送的这顶“帽子”表示异议。看来只要不是“振振有词地批驳”而是津津乐道地附和，崔先生原来是并不讨厌这顶“帽子”的？
崔先生又抱怨我批评他文中引用的科尔奈关于东欧“魏玛化”危机的话，说我本应“攻击”科尔奈，而不应“攻击”他。但谁都知道崔文的特色正在于大量引别人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断，从学术上讲这种不掠美前人的态度是应当赞许的。但如果这些话都不体现他的观点，那么他的观点又在哪里呢？崔先生应该明白：引别人之语为自己立论，不同于出版商出书可以让作者“文责自负”。作为学者，既然赞同某种看法，就应为这种赞同负责。否则任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可以指责别人不“攻击”马克思而“攻击”他了。不过既然崔先生指我“张冠李带（戴？）”，那么我倒要反问：如此说来崔兄是不同意东欧“魏玛化”危机之说，而认为东欧形势一片大好了？
总之，我批评的正是崔先生的观点，而不是“稻草人”。不过具有“攻击稻草人”的偏好者倒是有的，那就是崔先生本人。崔先生动辄斥责别人设置“禁区”，而他则是勇闯“禁区”的“思想解放”者。该解放者像唐·吉诃德面对风车般地疾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不是不可以研究的禁区”！那么是谁设置了“禁区”？当然不是国内的领导层，因为正如何秀怡所说，领导层对崔先生他们很欣赏，“他们在国内学刊发表意见亦比较自由”［20］。所以崔先生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应自设思想和研究禁区”！
原来设置“禁区”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其中好像并不包括国外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据“新左翼”自己称：他们是深“受海外学界赏识”的。那么，崔先生所要勇敢地打破的，就只有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设置的“禁区”了。
然而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且不说想不想设、他们又有何能力来设“禁区”呢？按何秀怡的说法，这些“自由派”“言论和活动都备受控制，缺乏表达学见的自由”，“遭受较明显的压制”，“研究活动遭受卡控”［21］。处于这种境地的人还能给别人设置“禁区”？他们能做的不过是不同意崔先生的观点而已。
而在崔先生看来，你不同意我，你就是设禁区，而我就是勇闯禁区的解放者！上文曾谈到崔文的另一逻辑：你不颂扬毛泽东，你就是全盘否定他，就是新的僵化！这两种逻辑如出一辙，实在叫人叹为观止。“发表意见比较自由”者斥责“遭受卡控”者设置禁区，还有什么样的“攻击稻草人”能比这更典型？
我想奉劝崔先生：你尽可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思想解放”的高调还是少唱为好。本无禁区，何言解放？崔先生有幸身处百家争鸣的自由环境，百家之中可能有对有错，但既是自由争鸣就没有解放者与禁区之分。真正的禁区存在于另一环境之中，崔先生想必与何秀怡一样对此十分清楚。他不愿参与突破这一禁区的思想解放，那是他的自由，但至少不要说风凉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