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知”与“头脑”的双重魅力，到德性与智性的双重危机，马克思主义的150年历史足够人们再回味150年的。我们前面简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所体现的积极自由精神对建立自由秩序的正面意义，以及马克思的部分（并非全部）后学如何转向反自由的强制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把一切归罪于马克思（或者像“西马”那样把一切归罪于恩格斯与“后期马克思”），犹如归罪于启蒙思想、归罪于希腊理性与希伯来救赎观念乃至归罪于亚当、夏娃的“原罪”一样，是一种大而无当的概括。我欣赏朱学勤先生的一句话：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对马克思主义流变过程的研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但这当然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自由秩序之后怎么办？怎样总结马克思对这一秩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能成为“后现代”的资源吗？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下一个150年？
德性与智性是人性的正面。马克思在这两方面都把“人性的自信”推到了极端。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是人性的信心危机。然而对人性完全失去信心的人类能面临问题成堆的现实的挑战吗？甚至就连自由秩序的维持，也绝不仅仅受到“自负”的威胁。性恶论也可以导出专制，中国古代的法家就是典型。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现代性的两面旗帜，而马克思是深刻认识到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现代性危机的第一人。他力图结合二者，建立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与“人道的”科学主义，并声称发现了合乎正义理想的“客观规律”和可以“科学”地论证的道德王国。但在号称信奉他的社会里，人们看到的却是“科学”名义下极端的反人道暴行与道德名义下极端的非理性愚昧。那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是否还有化解的可能？或者必须两择其一：不是像“西马”的主流派那样，走以人文主义拒斥科学主义的路子，就是像阿尔都塞那样，以科学主义驱逐人文主义？
所谓现代性危机的三个方面：人的意义危机（从“人的异化”到马尔库塞所谓的“一维化”）、人际关系危机（过去讲的阶级关系与如今的南北关系）及“天人关系”危机（环境问题），究竟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呢，还是前者能为摆脱后者提供资源？抑或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危机而根本无所谓现代性危机？这些都是关心人类前途的人不能回避的。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布哈林：《自传》，见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54页。
［2］С. Ю. 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1,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393—395。
［3］盐川伸明：《社会主义在世界史中的意义》，（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7年10月号，18页。
［4］如今的美国自由右派思想家如李普塞特把那种保守主义称为“托利党的‘父权制社会主义’”、“托利社会主义（Tory—socialism）”，（S. M. Lipset，American Exec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1996. pp. 153—154.）当年左派的马克思把迪斯累利的那一套称为“封建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称之为“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别见《共产党宣言》和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今日“第三条道路”的吉登斯也指出：类似“福利国家”的政策历史上曾属于贵族倾向的保守派，而“自由市场哲学”倒是左翼的。（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11、40—41页。）
［5］参见W.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976。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23、29—81、7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20—21页；第3卷，27页；第46卷，上册，104页；第23卷，87页。
［9］马尔库塞对此有系统的论述，参见H.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如下所述，笔者不同意他与不少“西马”的反理性主义倾向及扬“青马”贬“老马”的许多观点，但他所说的这些话确系来自马克思的思想：“在严格意义上，真正的人类历史将是自由个人的历史，因此整体利益将被编织进每个人的个别存在之中。……这种‘个人主义’的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兴趣。”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本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
［10］参见秦晖：《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载《问题与主义》。
［11］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2］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foreword by M. Harrington. New York, 1976; S. M. Lipset, American Exec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199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7页。
［14］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罗伊·麦德维杰夫（R. A. Medvedev，Leninism and Wester Socialism. London，1981.）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往往解释说这是因为这段时间马克思正专注于经济学研究。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决非全部。
［15］М. Робеспьёр, Йзбранны есочинёния. т.3, м. 1965. стр. 91。
［16］《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7卷，第245页。
［17］《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18］《列宁全集》，第6卷，第34—35页。
［19］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2页。
［20］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2页。
［2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9卷，第179页。
［22］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3页。
［23］卞悟：《列宁主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化》，《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37—47页。
［24］М.И.Михайлов, CоюзКоммунстов перваямеждуна роднаяорганизация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М. НАуК. 1960. стр. 233—284。
［25］《列宁选集》，第1卷，344页。
［26］参见L. B.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1971. P.10。
［27］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4—16页。
［28］T. Shanin, Russia as a ‘Developing Society’, vol. 1 of The Roots of Otherness: Rus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