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则完全不同，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半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种社会主义”，甚至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美国人所谓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一种选择。那么它是什么呢？
确切地说，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即托利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选择。以托利党人和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为代表的这种欧洲保守主义，是一种源自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比平民自由主义更右的价值取向。美国革命基本消除了托利党传统的影响，如今作为古典自由主义代名词的“美国保守主义”与托利主义毫不相干，但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一直是英国的两大党之一，而且经常执政，与托利党类似的保守主义传统也一直是欧洲政治的重要因素。反而是与托利党对立的典型自由主义政党辉格党（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都源自这一支）即后来的自由党在英国衰落了。
但作为政党的自由党虽然衰落，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传统却逐渐“同化”了其右边的保守主义与左边的社会主义，使得先是保守党、后是工党都出现了自由主义化进程。这种“自由主义组织缺乏生命力，自由主义价值极富生命力”的现象（不仅英国为然）很耐人寻味。但这且按下不表。这里要说的是：保守党与工党的自由主义化，实际上就是两党都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能使保守党或工党摆脱危机而获得“复兴”，然而这不是托利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复兴”，而只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尽管这不意味着自由党的发展，相反，由于它的价值观已经失去特色，它的主张已为左右两大党实现而使自己失去存在价值，它很可能进一步衰落）。
换言之，这种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之间的道路，也就是两者都自由主义化了。
工党的自由主义化并不始自布莱尔与吉登斯，但布莱尔、吉登斯的“新工党理念”的确使这一进程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吉登斯这本书通常讲的是“老左派与保守主义”之间的新工党。但由于历史上保守党自由主义化先于工党，以至于保守主义有时成为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所以吉登斯有时也把自己的新论摆在“老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谓“之间”并不是等距的：
首先吉登斯明确指出，这种选择不是在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两者同陷困境的背景下、而是在前者单方失败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剩下来的问题是，应当在什么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见此处）
其次，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吉登斯明确主张“新个人主义”，而不是新集体主义，也不是半集体主义半个人主义。（见此处）
第三，吉登斯指出自由主义的最大内在矛盾是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和市场逻辑的反传统性质或“不断革命”性质，与柏克、哈耶克强调传统和连续性的保守主义倾向之间的紧张（见此处）。而吉登斯对此的主张是：在“家庭民主化”和“世界性民主”的基础上淡化“传统家庭”和“民族国家”，但在消解这些保守主义所维护的传统价值的同时，他却没有提到要削减个人自由（见此处）。可见在个人自由与服从传统这对二元紧张关系中，吉登斯明显倾向于前者。换言之，他实际上倾向一种比保守主义更彻底的个人主义，亦即更彻底的自由主义！
因此吉登斯的主张实际上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毋宁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但从历史上看，吉登斯这种立场说奇怪也不奇怪。正如书中提到的（见此处），自由市场哲学在19世纪曾被视为左派观点，而与右派的“托利党父权制社会主义”或“普鲁士式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立。以英国而论，从“光荣革命”直到19世纪末，政治上的两党对立都表现为托利党（保守党）与辉格党（自由党）的对立，亦即作为右派的保守主义和作为左派的自由主义的对立。只是到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才崛起而成为两大党之一，占据了左派主流的位置，而使自由党沦为衰落了的中间党。换句话说，自由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中派而非右派，更早时它还是当时的“左派”。因此作为今日左派的工党，其“中派化”也就是自由主义化，亦即回归上个世纪左派的自由主义面貌，是很合乎逻辑的。
而从现实上看，欧洲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也一向有许多共同点。正如布伦德尔等人指出［1］：以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两种选择对应经济与伦理—意识形态两大领域，英国（实际也是西方）有四种社会政治态度——
“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传统西方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国有制，计划经济等），而反对国家干预伦理（即主张伦理上的个性解放，反对家庭束缚、国家至上、民族主义、宗教责任之类的伦理桎梏。从婚姻自主直到当代的性自由、堕胎自由、同性恋权利和“要做爱，不要作战”的著名口号，都反映了西方左派这一伦理取向。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左派”除了其早期的“西化”启蒙阶段外，通常都缺欠这一取向，他们的取向恰恰与下文讲的“威权主义”更类似）。
“保守主义”则相反，主张国家干预伦理（维护宗教责任、国家—民族至上、传统家庭、禁止堕胎与同性恋等），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支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秦按：后一点实际上是保守主义“自由化”后的产物，历史上在迪斯累利、俾斯麦的时代，保守主义在经济上也有浓厚的“托利党父权制社会主义”色彩的。）用吉登斯的话说：保守主义意味着“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见此处）
“自由论者（libertarian）”在这两个领域都反对国家干预而支持个人自由：它既主张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也主张伦理上的个性解放。
而“威权主义者”则相反，在这两个领域都崇尚国家干预而反对个人自由，即既主张经济统制如“国家社会主义”之类，也主张伦理统制如“三忠于四无限”之类。以上四种态度的逻辑关系如下表：
因此从逻辑上讲，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只是“保守主义”，正如与“威权主义”截然对立的只是“自由论者”一样。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放弃对经济的国家干预）或威权主义化（把国家干预扩大到伦理—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化（放弃对伦理的国家干预）或威权主义化（把国家干预扩大到经济领域）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参见下表：
而8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是：威权主义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社会党人逐渐放弃了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主义（如吉登斯所表明的），但保持了伦理领域的个性解放主张；而保守党人逐渐放弃了伦理领域的国家干预主义（在堕胎等问题上尤其明显），但保持了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主张。于是双方都与威权主义一刀两断，都转到自由主义方向来了。这当然未必能够证明历史已经“终结”，但它的确反映了未来一个时期的大趋势：东欧西欧化，西欧美国化，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都自由主义化。英国保守党越来越不像它的前身托利党，而越来越像美国的共和党。英国工党也越来越不像一个社会党，而越来越像美国的民主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