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小波的早逝引起了思想界的强烈震动，一时有“小波推渲成大波”之说，而文学界的反应却相对冷淡——确切地说是冷漠。这个97年度的重要文化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
思考之一是：小波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吗？推崇小波的人多这么说，而另一些人——其中也有小波的志同道合者——则认为不宜这样讲。我认为这要看所谓的思想家该如何定义。读过小波作品的人都会感到，他那潇洒的文笔背后有着对人生对社会的深邃思考与新鲜见解。但如果你说的思想家是指那种庞大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小波的确不是这样的人——他大概也并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小波“只是”个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与对剥夺人们自由权利的现象的抨击，但他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欧几里得式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没有专门从理论逻辑上来展开对某一领域的细致研究，以补充自由主义的思想库。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小波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中国文坛上，小波是个罕见的文理兼通的学者型作家。如前所述，他的学者才华并不显示在构筑理论体系上，而是体现在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逻辑的一贯性。
我们知道对于作家而言，理念固然需要，感性冲动或曰“创作激情”更是不可或缺。除了那些旨在卖文为生的“写手”不论，真正能成大器的作家的创作源泉往往与其说是理念，毋宁说是良知、情感与悟性体验。与“有思想的学者”不同，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思想的作家”主要指的不是有逻辑化思想体系的作家，而是指能震撼人们心灵、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而丰富的情感与逻辑理念往往不易协调，由此造成两种现象：要么刻意地为解说某种“主义”而写作，独独缺乏文学的生命力；要么情感左右“主义”，在不同的场景下作品往往会有彼此抵牾的思想倾向，情之所至，兴之所至，往往并不要求逻辑上的一贯。不仅“纯文学家”如此，文学、理论两栖作家甚至以理论为主要角色者，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学上的情感灵性和理论思维的逻辑性之间的不协调。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文学浪漫主义本身与作为自由主义基础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互异性。在历史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名著往往采取文学形式，如《乌托邦》、《太阳城》和《伊加利亚旅行记》这类“乌托邦文学”皆然。而自由主义名著则往往采用板着面孔讲道理的方式，从洛克到哈耶克莫不如此。即使采用文学形式的自由主义著作，也大都是以消解而不是以建构为特色的，像奥威尔、扎米亚京等人的“反乌托邦文学”那样，其所发挥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驳论，而不是立论。这种互异甚至在历史上形成一种决非“必然”但却有很大几率的现象，即文学成就高的国家往往自由主义传统相对薄弱。19世纪前期法国文学比英美出色，1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比德国出色，但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法、俄却远不如在英、德（当然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又当别论，如德国的纳粹时代与我国的“文革”时期，那是既无自由又无文学的）。
而小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在于：由于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由于当前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与时代背景，当然更由于他的天分与创作个性，使他引人注目地将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成功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小波的作品文笔清新自然，奇思骏发，妙趣横生，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幽默的形式下蕴含着一股“我不得不说”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小波的情之所至，兴之所及，并未影响其自由主义思想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小波的作品并不是那种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可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的“文本”。他的思想在今日中国文学界、哪怕是“主旋律”之外的文学界中亦非主流，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的书在市场上畅销、在思想界（人文学界）看好，而在文学界的“同志”并不很多的原因——但是我想，小波作品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许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些作品，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其中的思想，而不是因为其中没有思想。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黄金时代》是对那个荒谬的专制年代的辛辣批判；《青铜时代》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寓言体小说；而最有趣的，是号称描写未来的《白银时代》，这部作品既没有现时一些“未来文学”中渲染所谓“现代性危机”的“后现代语言泡沫”，也不像《1984》、《2042年的莫斯科》这类“反乌托邦文学”那样仅仅从驳论的角度去消解“神圣”——在这部作品里，“白银时代”已经没有了需要消解的“神圣”光环，作品要表述的毋宁说是一种正面的自由主义理想，以及追求这种理想的虽九死而无悔的精神：“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1］
显然，这里不仅有浪漫主义与理性的自由思想的结合，而且表现了高于一般“反乌托邦文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