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旋风”
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而且“下一步将研究方正、三九、南京斯威特、清华紫光、复星集团”［1］等，这些企业都持有中国最知名的品牌，被视为市场宠儿，其领导人更有“当代英雄”般的声誉。郎咸平为与这些人较量看来作了充分的准备，至少对其中的格林柯尔、海尔等案例，他作了数月的研究，收集了大量财务数据并写出了研究报告。
郎咸平的炮轰果然引起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回应时表示：他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这样，郎咸平就由“案例”进入了“问题”。在此前后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管理者收购”），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对于郎咸平的“发难”，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保持了几天的沉默，媒体谓之“集体失语”。郎咸平则对此表示不满，对他为捍卫国有资产而斗争却得不到同行的响应而成为“孤军奋战”大表感叹。但很快，行内出现两极化的回应：一方面，自许为“非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有的甚至采取了发表“声明”这种学界少见的形式，另一方面，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中的不少人，如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与汪康懋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北京在当天举行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以及据说是这种经济学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的场所。就在这个发言中，郎咸平明确把国企改革中的一切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并自称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纠正之。这与他几个月前还著文欢呼“民营企业的春天”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他这次炮轰之初谈“问题”时的说法：“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有了很大的不同。看来在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逐步上纲上线的过程中，郎咸平教授已经越来越离开了他早先表白的“不卷入左与右”的初衷，身不由己地在既已形成的“阵营”中“划线站队”了。
郎咸平这样表态的确好像也是大势所趋，就在28日同一天，“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在南方开会，有人评论曰“说是中国企业家论坛，实际上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在前几天赵晓、张文魁等发言的基础上，张维迎对郎咸平提出了不点名但却相当系统的反驳。然而有趣的是，张维迎与前此回应的张文魁除了说他们的道理之外，都特意点出了自己主张的官方背景：张文魁多次强调郎咸平痛斥的国企改革并非只是经济学家“拍脑瓜”的结果，而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张维迎则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其实郎咸平“骂富人”容或有之，“骂政府”则从何说起，他不是一再明确说自己是“大政府主义”者吗？看来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力图表白自己“亲政府”而对方“反政府”，这也真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争论。
外界一般把中国经济学界的这种“非主流”和“主流”的分野以“左右”称之，“挺郎”的一些“非主流”人士也自认是左派。可是，骂郎咸平骂得最毒的也恰恰正是一个最“左”的网站“兴华网”：这个由何新挂帅、标榜毛派、语言风格十分“文革”化的网站连续推出系列骂郎文章。［2］这些文章根据郎咸平的台湾出身、“西学”背景，骂他受美帝国主义指使，“瞄准中国的高端产业，打击中国的品牌”，图谋搞垮中国的“民族产业”。而且还企图与党和政府“争夺（国企）保卫者的桂冠”，想通过诽谤“共产党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没有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动摇民心”，“取而代之”，“实施新演变”！这些文章还公然鼓吹腐败有理，说中国的腐败应当归咎于“严重的货币短缺”，致使“企业、居民、政府都陷入了货币战争的陷阱中。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为货币而战。既然是货币战争，那么非理性手段、非法律手段必然层出不穷”。因此出路不在于改革体制，而在于实行通货膨胀，只要大量印钱，“农民工欠资、公务员欠资、教育高收费、警察罚款、非法集资、股市圈钱、虚假并购”等等积弊都可以一扫而光。这张药方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这种挺郎与骂郎的“最强音”都来自“左”边的状况，却体现了如今社会矛盾的利益背景错综复杂，远非可以以“左右”划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