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
今日刚果缺乏法治和财产权高度不安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这种极端状况大部分时候不符合菁英的利益，因为那会摧毁所有经济诱因，只产出很少的资源可供榨取。本书的核心论题是，经济成长和富裕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联，而榨取式制度通常导致迟滞和贫穷。但这并不意味榨取式制度完全无法制造成长，也不代表所有榨取式制度都是相同的。
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第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菁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这类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著名例子之一，是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加勒比群岛。大多数人是奴隶，在条件很可怕的农场工作，过着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过劳而死亡。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巴多斯、古巴、海底和牙买加，少数的农场主菁英控制所有政治权力，拥有所有资产，包括所有奴隶。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利，而农场主菁英的财产和资产则受到严密的保护。尽管榨取式经济制度残暴地剥削绝大部分人口，但这些群岛却是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们生产糖并销售到世界市场。一直到必须转型为新的经济活动，并因而威胁到农场主菁英的收益和政治权力时，这些群岛才出现迟滞的情况。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当时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市场受到层层限制。尽管如此，苏联仍能达成快速经济成长，因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第二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出现在政治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的情况。许多具有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社会会避开广纳式经济制度，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但各个社会的菁英独占权力的程度都不相同，某些社会的菁英可能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允许一些朝向广纳式经济制度靠近的做法，因为他们相当确信如此不会危及其政治权力。或者，历史的形势正好为一个榨取式政治政权带来一个相当广纳式的经济制度，而他们决定不加以阻挡。这提供了第二种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可以发生成长的方式。
南韩在朴正熙将军统治下的快速工业化就是一个例子。朴正熙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取得政权，但当时的社会获得美国充分支援，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广纳式的。虽然朴正熙的政权是威权制度，但它感到安全到可以促进经济成长，而且实际上十分积极推动成长——也许部分原因是该政权并非直接受到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支援。与苏联和大多数榨取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不同，南韩在1980年代从榨取式政治制度转型为广纳式政治制度。这个成功的转型是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
到1970年代，南韩的经济制度已变得相当有广纳性，足以削弱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一项理由——经济菁英从自己或军方对政治的掌控当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南韩的收入相对平等也意味，菁英较不必担心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美国的关键性影响，尤其是在北韩的威胁下，也代表挑战军方独裁的强大民主运动无法被长期压制。虽然朴正熙在1979年遭暗杀后，另一个由全斗焕领导的军事政变紧接着发生，但全斗焕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进行一连串政治改革，带来1992年后全面的多元化民主政治。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中国今日的经济成长与苏联和南韩的经验都有一些共同点。中国成长的早期阶段是由农业部门的激进生产改革带头，工业部门的改革则较为缓和。即使到今日，政府和共产党在决定哪些部门和哪些公司可获得额外资本与可以扩张，仍然扮演核心角色，并在这个过程中，决定产业和公司的成功与失败。和全盛时期的苏联一样，中国正快速成长，但这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尚未出现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转轨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但也非完全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的农场主菁英将无法维持治安，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和财产。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集权和紧紧掌控政治权力，南韩的军事菁英和中国共产党不会感觉足够安全到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仍能够紧握住权力。如果没有政治集权，苏联或中国将无法调节经济活动，把资源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领域。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属榨取式，不会产生可以带来创造性破坏和科技变革的诱因。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成长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苏联的情况。即使在苏联达成快速经济成长时，经济的各层面也很少发生科技变革，虽然借着投资大量资源在军方，他们得以发展出军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太空和核武竞赛中领先美国。然而这种缺乏创造性破坏、没有广泛科技创新的成长无法长期持续，终究会走到尽头。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斗所摧毁。事实上，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菁英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可以压倒或胜过这群菁英而接管政府，他们讲成为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人。因此，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罗马帝国和玛雅城市的崩溃所显示，政府掌控权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一是，即使一个榨取式制度下的社会初期达成若干程度的政府集权，也无法持久。事实上，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的内斗往往导致内战和大范围的法治荡然无存的状态，使得初期缺乏政府集权变成常态，就像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与南亚的部分国家一样。
最后，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南韩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