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刚果长期的痛
没有比刚果更好、更令人沮丧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榨取式制度下经济富裕如此罕见，也没有比刚果更适宜的例子可以解释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如何携手运作。15和16世纪来到刚果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描述那里“悲惨的贫穷”：技术水平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还在初级阶段，刚果人没有文字、轮子和耕犁。刚果的贫穷以及当地农民不愿采用学到的更好技术，可以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找到解释：是由于该国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
我们已讨论过，刚果王国是由位于姆班扎（后改名圣萨尔瓦多）的国王所统治，而远离首都的地区则由菁英所统治，他们扮演王国不同地区的总督角色。这些菁英的财富来自环绕姆班扎（圣萨尔瓦多）的奴隶市场，以及向王国其他地区课税。奴隶是经济的核心，菁英利用奴隶来耕种农场土地，海岸地区的欧洲人也使用奴隶。课税由统治者任意决定，甚至有一项税是每次国王的贝雷帽掉下来就向人民课征。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刚果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公共服务很少，连基本服务如安全的财产权或治安也付诸厥如，反而政府本身人民财产与人权的最大威胁。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此外，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虽然葡萄牙人引进文字后菁英阶级很快便能识字书写，但国王并未尝试让识字普及到广大的人口。
尽管如此，虽然“悲惨的贫穷”十分普遍，刚果的榨取式制度却有自己的完美逻辑：这套制度让少数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极度富有。在16世纪，刚果国王和贵族有能力进口欧洲奢侈品，过着仆役和奴隶围绕四周的生活。
刚果社会的经济制度源自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追根究底是源自政治制度的特性。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虽然叛乱的威胁真的存在，但那不足以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刚果的政治制度极为专制，国王和菁英几乎不受任何节制，而人民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刚果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受节制且广泛分配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呈现鲜明对比。刚果的专制制度靠军队来维系，在17世纪中叶，国王有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其核心是五百名配备毛瑟枪的士兵，这在当时是一支可畏的武力。为什么国王和贵族急于采用欧洲的火器也很容易理解了。
这套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即使是创造短期成长的诱因也很有限。改革经济制度以提升个人财产权可以让整体刚果社会变得富裕，但菁英不太可能从普遍的富裕获益。第一，这种改革将因为减少奴隶贸易和奴隶农场带给菁英的获利，而让他们变成经济输家。第二，这种改革只有在国王和菁英的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下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如果国王继续指挥他的五百名毛瑟枪兵，谁会相信废除奴隶制度的宣告？如何才能确保国王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改变政治制度，人民取得一些制衡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对课税或毛瑟枪兵该做什么拥有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国王和菁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会不会被人民列为优先要务就大有疑问了。因此能为社会创造更佳经济制度的改变，势必让国王和贵族同时变成政治输家和经济输家。
五百年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交互影响，对了解今日现代刚果依旧陷于悲惨的贫穷仍然很有帮助。欧洲统治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以及19世纪末在“瓜分非洲”时期欧洲势力更深入刚果河盆地，导致人身与财产权的安全更加饱受威胁，超过刚果被殖民前的时期。此外，新统治者复制了榨取式制度与专制政治模式，由少数人掌握权力与财富，牺牲广大人民，只不过现在的统治者变成了比利时殖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波德国王。
刚果在1960年独立时，同意模式的经济制度、诱因和表现又一次自我复制。刚果的这些榨取式经济制度再度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情况还更加恶化，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制造出的这个国家组织（刚果）是由前殖民时期的许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所组成，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从金沙萨统治）却难以掌管这些地区。虽然蒙博托总统利用政府来为自己和亲信牟利——例如在1973年通过国有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人的经济资产——但他掌管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集权的政府，对刚果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质管辖权，且在1960年代必须请求外国协助来阻止卡谭加省和卡赛省的分离。缺少政治集权几乎达到政府全面崩溃的程度，这是刚果与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共同的特性。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菁英也未利用手上的权力来建立政治集权的政府，因为这么做将和促进经济成长一样，招致反对和政治挑战的问题。此外，和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同，敌对群体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而产生的内斗，摧毁了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政治集权倾向。
刚果王国和较近期的刚果历史，生动地展现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政治制度，而且通过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经济诱因和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它也显示专制政治与牺牲多数人利益、赋予少数人权力及财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