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无知假说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5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从这个定义只要踏一小步，就可以认定经济学应该专注于以最佳方式利用稀缺手段、以满足社会的目的。的确，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推论就是所谓的第一福利定理，定义了在哪些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从经济观点来看是合乎社会要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用来描述一种所有个人与企业可以自由生产、购买和出售任何产品与服务的情景。当第一福利定理定义的这些情况不存在时就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失灵提供了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因为愈多这种市场失灵未加解决，一个国家就可能愈贫穷。无知假说认为，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市场失灵，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们，而且在过去曾听从错误的建议。富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拟出更好的政策，并成功地消除这种失灵。
无知假说能解释世界不平等吗？非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方贫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时抱持相同的错误观念，导致国家陷于贫困，而西欧领导人则知识较充足且获得较佳的建议，而这说明了他们相对的成功？虽然有一些著名例子是由领导人误判政策的结果，因而采取造成灾难的政策，但无知最多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不平等。
表面上看来，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是无知造成的。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在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立克回忆说：
“这家鞋子工厂……准备与北部一家肉品工厂结盟，由后者把兽皮运送到南方（距离超过五百英里）的皮革厂（现在已停工）；皮革再运回位于该国中部的库马西，距离皮革厂约两百英里。由于主要的鞋子市场是在阿克拉都市区，鞋子必须再运送两百英里回到南方。”
基立克委婉地说明，这是一家“因为设厂位置不良而危及其生存”的企业。这家鞋厂只是许多类似的计划之一，另外有一家芒果罐头工厂设在加纳不生产芒果的地区，它的产能却超过全世界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并非恩克鲁玛或他的顾问信息不足、或不了解正确的经济政策所造成。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甚至曾担任顾问，他很清楚那些政策的缺失。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加纳独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无数明显错误的经济举措，都无法单纯地解释为无知。毕竟如果问题是无知，善意的领导人很快会学到哪些政策可以增进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并改采那些政策。
想想美国和墨西哥发展路径的分歧。将这种差异怪罪到领导人的无知，完全无法取信于人。不是因为史密斯上尉和柯尔特斯两人知识和意图的差异在殖民时代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也不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总统如老罗斯福或威尔逊以及迪亚斯的知识差距，导致墨西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选择让菁英获利并牺牲其他人福祉的制度，而罗斯福和威尔逊则选择相反的制度。真正的原因是两国的总统与菁英面对的不同制度限制。同样的，过去半个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经济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菁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加纳总理布西亚1971年的经验，说明了无知假说会有多误导人。布西亚面对一场凶险的经济危机，在1969年取得权力后，他像之前恩克鲁玛一样，追求无法长久持续的扩张经济政策，并通过产销协会维系多种产品的价格控制，以及维持过度高估的汇率。虽然布西亚过去是恩克鲁玛的反对者，并且领导一个民主政府，但他面对许多相同的政治束缚。和恩克鲁玛一样，他采用那些经济政策是因为它们对政治有好处，让布西亚能够转移资源给政治权力强大的群体，例如在都市地区需要被满足的人。价格控制榨取农业，把便宜的食物卖给都市选民，并创造收入供政府支出。但这些控制无法长期持续，加纳很快陷入一连串的收支危机和外汇短缺。面对这些困境，布西亚在1971年12月27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协议，协议中也包括使加纳货币大幅度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整个国际社会，施压要求布西亚执行贷款协议包含的改革。虽然国际机构不知道严重性，但布西亚知道他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赌注。货币贬值的即刻结果是暴动和加纳首都阿克拉人民的不满，导致形势失控，直到布西亚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艾钦朋上校立即回复货币的汇率。
无知假说与地理和文化假说不同，它附带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的现成建议：如果无知让我们陷于今日的情况，那么开明而信息充足的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就能带我们摆脱问题，我们应该能借由提供正确的建议并说服政治人物怎样是好的经济政策，通过“设计”来使世界达到富裕。然而布西亚的经验凸显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虽然无知假说仍然支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并盛行于西方决策圈——这些决策者几乎只关注设计富裕——但这只是另一个不管用的假说。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地富裕的根源，也说明不了我们周遭的情况——例如，为什么像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采用了会造成大部分人民贫穷的制度和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没有；以及为什么几乎整个下撒哈拉非洲和大部分中美洲远比西欧和东亚贫穷。
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从造成数亿人贫穷与饥饿的经济政策转向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但正如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中共终于了解农地和工业的公有制会带来糟糕的经济诱因，而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他们和别人一样自利，只是有不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打败了他们在党内的强劲对手，策划一场政治革命，整个改变党的领导班子和方向。他们的经济改革跟着政治革命登场，先是在农业继而在工业创造出市场诱因。是政治决定了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市场诱因，而非更好的建议或更了解经济如何运作。
我们将讨论到，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就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以极低效率和不利于社会的方式组成。国家有时候确实会采用有效率的制度并达成繁荣富裕，可惜这是罕见的例子。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我们将说明，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超越经济学和专家对于怎么做最好的建议，去研究“那些决定是如何做成的、谁有权力做决定、以及为什么那些人决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事”。这是在研究政治和政治过程。传统上经济学向来忽略政治学，但了解政治对解释世界的不平等极为重要。正如经济学家勒纳在1970年代指出：“经济学借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做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
我们将主张，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假设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它无法对世界不平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诱因与行为，但它也需要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