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来到詹姆斯镇
当西班牙人在1490年代开始征服美洲时，英格兰还是欧洲较小的国家，刚从一场内战的破坏逐渐复原，即玫瑰战争，因此英格兰无法在各国争夺美洲的战利品和黄金以及剥削原住民中取得优势。几乎一百年后的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侵略英格兰意外溃败，引发整个欧洲政治的大震撼。英格兰的胜利虽然来得幸运，但这也象征英格兰终于获得自主的制海权，能够参与殖民帝国扩张的大势。
因此英格兰人在同一时期开始在北美殖民并非巧合。但他们已经是后来者，选择北美不是因为那里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是仅有的选择。美洲“较好的”部分，有许多原住民可以利用、有黄金和白银矿可供开采的地方都已被占领。英格兰人只得到剩余的东西。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兼农业学家杨格（Arthur Young）讨论到有利润的“主要食用产品”（指的是可供出口的农业产品）在哪里生产时说：
“整体看来，我们殖民地的主要食用产品价值离太阳愈远就愈降低。在西印度群岛，也就是最热的地方，每个人可以生产八英镑十二先令一便士。在南方大陆，只有五英镑十先令。在中部大陆，金额是九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在北方的殖民地，数值只有二先令六便士。这些数值暗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避免在北方纬度高的地方殖民。”
英格兰人最先尝试在北卡罗莱纳的洛亚诺克建立殖民地，时间是1585年到1587年间，但以彻底失败收场。1607年他们再度尝试。将近1606年年底，忠实苏珊号（Susan Constant）、神速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三艘船在纽波特船长指挥下驶向弗吉尼亚。这些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公司资助下，开进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沿着一条他们以英王詹姆斯一世命名的河流而上。1607年5月14日，他们建立了殖民地詹姆斯镇。
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拥有的船所载的殖民者是英格兰人，但他们的殖民模式深受柯尔特斯、皮萨罗和迪托雷多建立的样板的影响。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住当地的酋长，利用他来取得补给品，并胁迫原住民为他们生产食物和财富。
英格兰殖民者第一次踏上詹姆斯镇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进入一片由波瓦坦联盟拥有主权的领土，这个联盟由约三十个政治体组成，效忠于瓦罕苏纳科克国王。瓦罕苏纳科克的首都位于韦洛伍柯摩克镇，距离詹姆斯镇只有二十英里。殖民者的计划是先研究清楚整个形势。如果无法劝诱当地人提供食物和劳力，殖民者至少有可能和他们交易。殖民者似乎从未想过他们可能得工作和种植自己的食物。这不是新世界征服者的做法。
瓦罕苏纳科克很快察觉殖民者的出现，并以极度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意图。他统治的领土对北美洲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但他有许多敌人，而且缺乏像印加帝国那样的高度集权政治掌控。瓦罕苏纳科克决定弄清楚英格兰人的意图，先是派遣使者说他愿意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随着1607年冬季临近，詹姆斯镇的殖民者食物储备渐少，殖民地的统治委员会指定的领导人温菲尔德变得犹豫不决。这种情况最后靠史密斯上校解救才化险为夷。史密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记述是我们有关早期殖民地发展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他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乡下，后来违抗父亲要他从商的愿望而成为一名佣兵。他先在荷兰与英格兰军队一起打仗，之后加入奥地利部队在匈牙利服役，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史密斯在罗马尼亚遭俘虏，被当作奴隶卖到农场工作。有一天他打倒主人，偷走主人的衣服和马匹，逃回奥地利领土。他在往弗吉尼亚的航行途中惹出麻烦，因为违抗温菲尔德的命令而被囚禁在忠实苏珊号上。当船抵达新世界后，原本的计划是要审判他。然而大出温菲尔德、纽波特和其他殖民地领导层意料的是，当他们打开密封的命令时，发现弗吉尼亚公司早已任命史密斯担任治理詹姆斯镇的统治委员会成员之一。
由于纽波特已航行回英格兰载运补给品和更多殖民者，温菲尔德不确定该怎么做，所以全靠史密斯救了殖民地。他进行一连串的交易任务，取得重要的食物补给。在其中一次任务中，他被瓦罕苏纳科克的弟弟欧佩参卡诺格俘虏，并被带至国王所在的韦洛伍柯摩克。他是第一个回见瓦罕苏纳科克的英格兰人，而根据一些记述，史密斯能够保全性命全赖瓦罕苏纳科克的小女儿宝嘉康蒂的干预。史密斯在1608年元月2日获释，他回到詹姆斯镇，那里的食物仍然极度匮乏，幸好纽波特在同一天稍晚从英格兰及时返回。
宝嘉康蒂
宝嘉康蒂
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没有从这段初期经验学到多少东西。随着时间进入1608年，他们继续寻找黄金和贵金属。他们似乎还不明白，若要生存，他们无法靠当地人供养，不论是通过威胁或交易。史密斯最先了解到，柯尔特斯和皮萨罗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环境差异太大。史密斯写到，和阿兹特克与印加不同，弗吉尼亚没有黄金。他在日记中说：“你得知道，粮食就是他们所有的财富。”留下大量日记的早起移民之一托德基尔，生动地描述史密斯和其他人发现这一点时的沮丧：
“没有交谈、没有希望，没有工作，只有挖黄金，提炼黄金，搬运黄金。”
当纽波特1608年4月航行回英格兰时，他带着一批俗称愚人金的黄铁矿。他在九月底返回，带着弗吉尼亚公司的命令，要他们加强控制当地人。他们的计划是为瓦罕苏纳科克加冕，希望如此能让他臣服于英王詹姆斯一世。他们邀请他到詹姆斯镇，但瓦罕苏纳科克对殖民者深具戒心，不想冒被俘虏的危险。史密斯记录瓦罕苏纳科克的回答：“即使你们的国王送我礼物，我也是国王，而这是我的国土……你的国王来见我，不是我去见他，更不是到你的要塞，我不会咬这种诱饵。”
如果瓦罕苏纳科克不肯“咬这种诱饵”，纽波特和史密斯就必须到韦洛伍柯摩克来进行这项加冕礼。这整件事似乎以彻底失败收场，唯一的结果是瓦罕苏纳科克决定该是除去殖民地的时候了。他实施贸易制裁，詹姆斯镇再也不能交易补给品。瓦罕苏纳科克决心以饥饿打败他们。
纽波特在1608年12月再度扬帆回英格兰，带着一封史密斯写的信，恳求弗吉尼亚公司的主管改变他们对殖民地的想法。在弗吉尼亚不可能采用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通过剥削快速致富的方法，这里没有黄金和贵金属，而且无法强迫原住民工作或提供食物。史密斯发现，如果想建立能够存活的殖民地，殖民者就必须工作。因此他恳求主管派遣合适的人来：“你们再派人来时，我恳求你们派三十名木匠、农夫、园丁、渔夫、铁匠、泥瓦匠，以及砍树及挖根者，各带充足的补给品，那么我们就有一千名这种人。”
史密斯不想再有更多无用的金匠。詹姆斯镇再一次因为他的临机应变而存活下来。他设法哄骗和威吓当地原住民与他交易，当他们不愿意交易时，他只好另觅他途。回到殖民地，史密斯完全掌控大局，他实施“不工作便没食物吃”的规定。詹姆斯镇活过了第二个冬天。
弗吉尼亚公司原本是一家营利性企业，但两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没有赚进分文。公司主管决定他们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于是以单一的总督取代统治委员会。第一个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盖兹爵士。公司当局听从史密斯的部分警告，并且发现他们必须尝试一些新方法，特别是因为1609至1610年冬季（即所谓的“饥饿期”）发生的事件而加强了这层体认。新的管理模式让史密斯没有发挥的空间，他懊恼地在1609年秋季返回英格兰。少了他的足智多谋，加上瓦罕苏纳科克紧紧控制食物供应，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慢慢饿死。在进入冬季的五百人中，只有六十人捱到三月。形势恶劣到他们被迫吃人肉。
盖兹和他的助手戴尔爵士在殖民地实施的“新方法”，是一套对英格兰殖民者极其严厉的工作制——当然不包括管理殖民地的菁英们。戴尔推行的“神圣、道德与军事法”包括如下的条款：
男人或女人都不得从殖民地逃跑投靠印第安人，违者应处以死刑。
任何人若抢夺公共或私人园圃，或葡萄园，或偷盗玉米穗，应处以死刑。
殖民地成员不得出售或给予任何本殖民地的商品给船长、船员或水手，以运送出本殖民地，供他私人的用途，违者处以死刑。
弗吉尼亚公司认为，如果无法剥削原住民，也许可以剥削殖民者。在新的殖民开发模式下，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所有土地，居民都住在营房里，由公司发给规定的配给品。工作队也由公司编排，各队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负责监督。那很接近戒严状态，死刑是最先采用的惩罚。前述第一项条款在建立殖民地的新制度上十分重要；公司威胁要处死逃跑的人，因为在新工作制下，对必须工作的殖民者来说，逃跑并投靠当地人变成愈来愈吸引人的选项。此外，由于当时在弗吉尼亚即使是原住民的人口密度也很低，独自在荒野生活以逃避弗吉尼亚公司控制也非不可能。公司的力量在面对这些选项时十分有限，无法胁迫靠着仅能维生的配给品生活的英国殖民者卖力工作。
地图2显示在西班牙征服时期美洲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估计。美国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地点外，每平方英里最多只有四分之三个人。在中墨西哥或安第斯山秘鲁，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四百人，是美国的五百多倍。在墨西哥或秘鲁可能办到的事，在弗吉尼亚却不可能。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初期的殖民模式在弗吉尼亚不管用，而且也经过很久才明白“神圣、道德与军事法”的失败。从1618年起，该公司才开始采用一套大不相同的新策略。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力。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学到，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管用的方法，在北方却行不通。十七世纪剩下的时间则是学习第二个教训的漫长奋斗；殖民地想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创造能提供诱因的制度，让殖民者愿意投资和努力工作。
随着北美洲逐渐开发，英格兰菁英不断尝试设立严格限制经济与政治权利的制度，只赋予特权给殖民地居民中的少数，就像西班牙人的做法。然而每一次这种模式都以失败收场，正如在弗吉尼亚的经验。
其中一次最具野心的尝试始于弗吉尼亚公司改变策略后不久。在1632年，切萨皮克湾北边数千万英亩的土地，由英王查理一世授予巴尔的摩男爵卡尔弗特。马里兰宪章给巴尔的摩男爵完全的自由，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建立政府，其中第七条规定，巴尔的摩有“完全、充分且绝对的权力，为上述政府的利益与福祉，根据本法的要旨，而规定、制订和执行任何法律的权力”。
巴尔的摩草拟了一份建立一个庄园社会的详细计划，是十七世纪理想农业英格兰在北美洲的翻版。内容是把土地分割成数千英亩的小块，由地主来管理。地主将招募佃农，而佃农将耕种土地，并交租给控制土地的特权阶级菁英。另一个类似的企图发生在1663年，当时有八个业主创建卡罗莱纳，其中包括艾胥黎古柏。艾胥黎古柏和他的秘书、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创制了卡罗莱纳基本宪法。这份文件和之前的马里兰宪章一样，擘画了一个由地主菁英控制的阶级社会。宪法序文说：“这片领土的政府之建立完全符合君主政体，我们就生活在君主政体中，这片领土也从属于君主政体；我们可以避免建立纷杂的民主政体。”
基本宪法的条文制订出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最底层是“农奴”（leet-men），第二十三条规定：“所有农奴的子女生来都是农奴，且世世代代如此。”农奴没有政治权力，上面一层是领主（landgrave）和酋长（cazique），这两类人组成贵族。领主各可获分配四万八千英亩土地，酋长可获得二万四千英亩。这份蓝图也包括成立议会，领主和酋长拥有代表席次，但只允许辩论八位业主事先同意的法案。
正如尝试在弗吉尼亚实施严苛的规定归于失败，在马里兰和卡罗莱纳建立类似制度的计划也无疾而终，理由大同小异。每个例子都证明，无法强迫殖民者接受僵化的阶级社会，因为他们在新世界有太多选择了。相反的，必须提供他们诱因才能让他们工作。而且很快地他们就要求更多经济自由，和更大的政治权利。在马里兰也一样，殖民者坚持获得自己的土地，他们迫使巴尔的摩男爵建立议会。1691年，议会促成英王宣布马里兰成为直辖殖民地，因而撤除巴尔的摩和所属贵族的政治特权。类似的长期抗争也发生在南、北卡罗莱纳，同样的，业主都遭挫败。南卡罗莱纳在1729年变成直辖殖民地。
到1720年代，所有后来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有类似的政府结构。每个州各有一名总督，和一个以男性财产拥有者特许权为基础的议会。它们并非民主政治；女性、奴隶和无财产者不得投票。但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地方，政治权利已相当普及。这些议会和它们的领袖在1774年联合起来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揭开美国独立的序幕。议会相信他们有权选出自己的成员，也有权征税。而我们知道，这为英国殖民政府带来了问题。
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并颁布《独立宣言》，自由美利坚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