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为什么发生在英国？
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并大步迈进，原因是英国独特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而这套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光荣革命带来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光荣革命强化并使财产权合理化，改善金融市场，削弱政府掌控的国外贸易独占权，同时去除了工业扩张的障碍。是光荣革命促成政治制度的开放，并积极回应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渴望。这种广纳式经济制度让有才干和眼光的人如瓦特，有机会和诱因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意，进而以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利的方式影响制度。一旦这些人成功后，他们自然和其他人有同样的冲动，想阻碍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并与他们竞争，唯恐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可能使他们无法在行业中生存，就像他们曾经让别人破产一样。但是在1688年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已愈来愈困难。1775年阿克莱特曾拿出一项内容广泛的专利权，希望让他在快速扩张的棉纺织业取得独占势力，但他无法让法院执行它。
为什么这个独特的过程在英国展开，还有为什么在17世纪发生？为什么英格兰发展出多元的政治制度，从此脱离榨取式制度？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光荣革命前的政治发展由几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所塑造，其核心是专制政权与反对者的政治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不只阻止了专制政权在英格兰复辟和强化的企图，同时赋予那些渴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人以权力。专制政权的反对者并不是想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权。这不只是像兰开斯特家族在玫瑰战争中打败的约克家族。相反的，光荣革命产生了一种建基于宪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政权。
这个结果是英格兰的制度漂移、以及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看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制度如何在西欧建立，并传播到西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但就像在第四章谈到的，西欧和东欧在黑死病后开始分道扬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小差异意味西欧的权力平衡导致制度的改善；反之在东欧，制度却逐渐在恶化。但这并不是一条必然且坚决迈向广纳式制度的道路。还有许多关键的转折必须在这条路上出现。虽然大宪章尝试为宪政建立根本的制度基础，但欧洲许多国家、甚至东欧也出现类似的抗争和类似的文献。然而在黑死病之后，西欧大幅漂离东欧。像大宪章这类文献开始对西欧产生更大影响。但在东欧，它们显得无足轻重。在英格兰，即使是在17世纪的冲突之前，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课征新税惯例已经建立。同样重要的是，权力缓慢而渐进地漂离菁英，转向更普遍的公民，这从农村社区政治动员的例子可见一斑。例如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暴动。
这种制度漂移此时与另一个由大西洋贸易大幅扩张促成的关键时期交互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影响未来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王室有没有能力独占这项贸易。权力较大的英格兰国会意味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没有能力这么做。这个情况创造出一个商人和企业人士的新阶层，他们积极反对在英格兰建立专制统治的计划。例如，在1686年的伦敦，有702名商人出口到加勒比海，进口的商人有1283名。北美有691名出口商，626名进口商。他们雇佣仓库看守员、水手、船长、码头工人、行员——这些人也与他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其他生意盎然的港口如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朴茨茅斯也充满这类商人。这些新人想要并且要求建立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随着他们通过贸易变得富裕，影响力也变得更大。同样的力量也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运作，但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更有能力控制贸易及其获利。改变英格兰的那种新阶级也在这些国家兴起，但他们的势力远为弱小。
当长期国会开会而内战在1642年爆发时，这些商人主要站在国会这一边。他们在1670年代与辉格党的形成关系密切，是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中坚，并在1688年罢黜詹姆斯二世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美洲提供的扩大贸易机会、英格兰商人大举跨入这些贸易、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创造的财富，使得王室与反专制者之间的斗争的势力失去平衡。
也许最重要的是，多样的利益群体崛起和获得权力——从绅士阶级（在都铎时期崛起的商业农民阶级）、各类制造商，到大西洋贸易商——意味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联盟势力既强且广。这个联盟在1670年辉格党形成后势力更加强大，因为辉格党提供一个争取其利益的组织。这个联盟取得权力就是光荣革命之后支撑政治多元化的支柱。如果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和相同的背景，推翻斯图亚特国王可能会比较像兰开斯特家族对抗约克家族的重演，变成一个群体对抗另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最后取而代之，并重新创造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榨取式制度。但一个广泛的联盟意味他们对创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某种政治多元化，将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一个群体压倒其他人而夺取权力的危险。1688年后的国会代表了广泛的联盟，是促使国会议员倾听请愿的关键因素，即使请愿是来自国会之外、甚至是没有投票权的人。这是避免某个群体企图牺牲他人而垄断利益的关键因素，例如羊毛业在曼彻斯特法案之前的尝试。
光荣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件，正是因为它由一个声势浩大的广泛联盟所领导，而革命又使得这个联盟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联盟成功建立了限制执政者与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权力的宪政制度。例如，正因为这种限制，使得羊毛制造商无法压抑棉花与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潜在竞争。因此这种广泛联盟对1688年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会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也意味国会内部有制约的力量，以免任何单一群体变得太过强大而滥用其权力。这是多元政治制度兴起的关键要素。这类广泛联盟获得权力，对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强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谈到这个主题。
这些条件仍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多元政治制度，而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部分来说只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一个很相似的联盟曾经从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内战中胜出，结果只是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这个联盟的力量也不保证能打败专制统治，詹姆斯二世原本可能打败奥兰治亲王威廉。重大制度改变往往出于偶发，跟其他政治冲突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创造出反专制广泛联盟的制度漂移，以及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积蓄力量的大西洋贸易机会带来的关键时期，偶发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一样重要。因此，在这个例子里，偶发性和一个广泛联盟就是支撑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制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