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赋权
1978年5月12日，巴西圣保罗州博纳多市，斯卡尼亚卡车工厂看似平常的一天。但工人却不平静。1864年军方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民主政府以来，巴西就禁止罢工。但刚传来的消息说，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数据显示，生活开销的增加遭到低估。早上七点上班时间开始，工人却放下了工具。八点，厂内员工兼工会组织人梅内泽斯召集工会。圣伯纳多金属加工工会的理事长是个激进分子，年方三十三，名叫卢拉?达?席尔瓦，人称卢拉。中午时分，卢拉人在工厂，公司要求他说服工人回去工作，他拒绝了。
斯卡尼亚的罢工是第一波，接下来，罢工浪潮横扫巴西。表面上，罢工诉求的是薪水，但卢拉后来强调：
“我认为我们不能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争的是薪水，但在争薪水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赢得了一场政治胜利。”
巴西劳工运动的再起只不过是广大社会群众对十五年军事统治反弹的一部分。和卢拉注定在民主再生之后成为巴西总统一样，左派知识分子卡多索在1973年强调，当众多反对军事统治的社会团体集结起来时，就是巴西创造民主的时候。他说，巴西最需要的就是“公民社会……职业团体、工会、教会、学生组织及舆论界，亦即社会运动的活化”，换句话说，一个以再创民主并改变巴西社会为目标的广泛联盟。
斯卡尼亚为此一联盟的形成打了头阵。到1978年下半年，卢拉开始有了成立新政党劳工党的想法，但他坚持，这个党并不应只属于工会，而应该是所有受薪阶层及全体穷人的。由此出发，工会领袖组织一个政治平台的企图动了起来，开始把纷纷冒出头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1978年8月18日，一次为组织劳工党的研讨会在圣保罗举行，集合了前反对阵营的政治人物、工会领袖、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一百个1970年代在全巴西成立的社会运动的代表。1979年10月，代表所有这些团体的劳工党正式在圣伯纳多的圣球德塔迪欧饭店成立。
尽管军方老大不愿意，政治的开放很快就让劳工党有了斩获。1982年的地方选举中，该党首度推出候选人，赢得两席市长选举。整个1980年代，民主风气逐渐在巴西复苏，劳工党拿下的地方政府愈来愈多。到1988年，该党控制的大城市已经多达三十六个，包括大都会如圣保罗及阿里格雷港。1989年，军事政变以来首次总统选举，第一轮竞选，卢拉获得16%的选票，在与科洛尔进行的对决中，得票44%。
拿下许多地方政府后，事情在1990年代加速变化，劳工党与许多地方性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一种共生关系。在阿里格雷港，1988年之后第一次执政的劳工党推行所谓“参与式预算”，容许一般市民参与都市优先支出的拟定，打造了一个可靠而负责的地方政府体系，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及城市生活品质，足堪为世界典范。该党在地方上的政绩反映到全国的层次，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动力与成功。尽管卢拉在1994年及1998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卡多索，却在2002年当选为巴西总统。从此以后，劳工党执政至今。
各种社会运动与劳工组织团体集结，在巴西形成了一个广泛联盟，对巴西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1990年起，经济快速成长，到2006年，贫穷人口从45%降至30%。军方统治期间快速升高的不平等开始急速下降，劳工党执政后尤其显著，教育大幅扩充，人民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从1995年的六年增加到2006年的八年。巴西如今已名列“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在国际外交圈举足轻重的国家。
2013年6月17日，巴西里约的示威者上街抗议交通费上涨。据称全国有二十万民众参与示威活动。巴西女总统罗塞夫在一个声明中态度温和，“和平的示威是合法的，年轻人示威是很正常的。”她还表示，示威是“民主的一部分，年轻人适合去示威”。然而巴西体育部长阿尔多?里贝罗警告称，政府不会容忍示威者破坏联合会杯以及明年的世界杯，“政府有责任办好这两件体育盛事，并且为之感到荣幸，我们将会尽全力保障游客、球迷的安全。”
1970年代以来，巴西的兴起既不是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指导巴西决策者如何设计较佳政策或避免市场失灵所致，也不是因为外援的注入而达成，更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各种人民团体勇敢地建立了广纳式制度的成果。所有这一切最后又导致了更广纳式的制度。巴西的转化，一如17世纪的英格兰，是以创造广纳式政治制度为开端。但社会要如何才能建立广纳式政治制度？
如我们所知，改革运动屈服于寡头铁律，以更有害的政权取代榨取式制度的事例，历史上所在多有。1688年的英格兰，1789年的法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都是政治革命启动了打造广纳式政治制度的过程。但这种政治革命通常都会制造大的破坏及困局，结果是否成功，不确定性极高。布尔什维克革命口口声声推翻沙皇俄罗斯的剥削经济体系，代之以更公正、更有效率的制度，为千千万万俄罗斯人带来自由与繁荣。结果呢？完全相反。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政府，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压迫更榨取的制度。中国、古巴及越南如出一辙。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彻底改革同样也越改越糟。纳赛尔信誓旦旦要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的平等社会，但如我们在第十三章所见，结果却只带来穆巴拉克的贪腐政权。在许多人眼里，穆加贝是一个自由斗士，驱逐了史密斯高度榨取式的罗德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但换成了津巴布韦，其榨取式制度依然，经济表现甚至比独立前更糟糕。
在北美、19世纪英国及独立后的博茨瓦纳，政治革命成功地为广纳式制度及渐进的制度改革铺路，同时也显著强化了广纳式政治制度，其共通点是他们都为社会广大的多元层面赋予了政治权力。广纳式政治制度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会普遍享有政治权力，从少数菁英阶层包办权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条路来，而这则需要一个赋权的过程。如同我们在第七章强调的，这也是光荣革命有别于菁英阶层互斗的地方。以光荣革命来说，政治多元化的根苗是在推翻詹姆斯二世，以商人、实业家、士绅，甚至许多和王室结盟的英格兰贵族组成的广泛联盟为首的政治革命中。如我们所见，光荣革命的动力来自一个广泛联盟的动员及赋权，更重要的是，回过头来，它又为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带来更进一步的赋权——尽管此一部门和整个社会相比非常渺小，英格兰离真正的民主也还要再等两百年。在北美殖民地，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引导广纳式制度出现的因素也很相似。同样的，有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部门获得赋权，一路从弗吉尼亚、卡罗莱纳、马里兰及马塞诸塞，通往独立宣言，直到广纳式政治制度在美国得到巩固。
法国大革命亦然，也是社会有更多部门获得赋权的例子，它起而反对法国的旧制度，并为更多元的政治体系铺路。但法国大革命的插曲，特别是罗伯斯庇尔高压杀戮的恐怖统治，也充分显示出赋权的过程并非不会误入歧途。然而，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最终还是遭到唾弃，法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并非断头台，而是革命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地方所带动的广泛改革。
这些历史上的赋权过程，和巴西1970年代以来的情况，有许多可供对比的地方。在巴西，工会运动固然是劳工党的根苗之一，但领导人物如卢拉，以及许多支持该党的知识分子及反对派政治人物，打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广泛联盟的组成。随着地方性的社会运动，这些动力开始向全国扩散，一旦该党拿下了地方政府，不仅激励了民间的参与者，同时也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上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风潮。在巴西，不同于17世纪的英格兰及18世纪之交的法国，没有一夕之间点燃政治制度转变过程的剧烈革命，但在圣伯纳多工厂中开始的赋权过程照样影响深远，部分原因是它所造成的根本政治变革是全国性的。举例来说，将军事统治转变成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由于巴西的赋权是来自草根层面，因此也就确保民主转型会朝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导致一个致力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及公平竞争平台的政府诞生的关键因素。如我们所见，民主并不保证政治多元化。拿巴西政治多元制度的发展来和委内瑞拉的经验相比，脉络就看的更清楚了。1958年之后，委内瑞拉也转型为民主，但此一转变未经草根层面的赋权，因此也就没有创造多元的政治权力分配。相反的，贪污、贿赂支持者及掠夺时与民间的冲突在委内瑞拉始终不辍，结果某种程度上，选民投票时甚至心甘情愿支持查维斯这类专制者，究其原因，极可能是他们认为只有他能够对抗委内瑞拉传统的菁英阶层。所以，委内瑞拉仍然在榨取式制度下受苦，而巴西则打破了窠臼。
查维斯
到底可以做什么去启动，或者也许只要推动赋权的进行，因而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发展？当然，最诚实的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秘方。很自然的，要使赋权过程比较容易上路，还是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惟其如此，社会运动挑战现行制度时，才不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某些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已经具备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博茨瓦纳传统的政治制度，惟其如此，广泛联盟才能够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够协调民众需求的民间社会机构（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现，惟其如此，反对运动才不致轻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阶层击垮，也才不会变成另一群体控制现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这些要素中，有许多是历史已经预定，要不然就是缓慢形成的。巴西的例子充分显示，民间社会机构及相关的政党组织的建立不是问题，但这个过程极为缓慢，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成功，其机制也不是很清楚。
另外还有一个或一组因子，可以在赋权过程中扮演转化的角色，那就是媒体。对于有权力的人在经济及政治上是否滥用权势，如果欠缺广泛的信息传播，社会赋权往往难以协调及持续。在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媒体扮演守门人角色，把美国国内企图破坏广纳式制度的势力告知公众，并协调他们的诉求。同样的，在第十一章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在引导社会广泛部门的赋权成为更持久的政治改革上，特别是在英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19世纪迈向民主的过程中，小册子与书籍在告知与激励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的，因信息科技的进步，在伊朗人民反抗2009年内贾德的选举舞弊及随后的镇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则是新形式的媒体，如网络博客、匿名聊天、脸书（face book）及推特（twitter），而在本书完成之际仍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抗议中，这些也都扮演了同样核心的角色。
威权统治通常都会特别注意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藤森在秘鲁的统治。尽管最初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掌权，但没多久藤森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1992年仍然在职期间就发动了一次政变。此后，选举虽然继续，藤森却建立了一个贪腐政权，以压迫与贿赂遂行统治，并极端依赖得力助手秘鲁情报头子蒙特西诺斯，政府收买效忠所花的每一笔钱都有翔实记录，许多贿赂的经过甚至都有录像存证。之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除了单纯保留记录之外，这些证据也确保大家都成了共犯，藤森与蒙特西诺斯要是有罪，所有人都跑不掉。藤森政权垮台之后，这些记录分别落入新闻记者及官方之手。媒体在独裁者眼里的价值因而曝光。记录显示，最高法院法官的价钱是每月五千至一万美元，同党或他党的政治人物价位相当。但到了报纸或电视台，金额动辄百万。为了控制电视台，藤森与蒙特西诺斯有一次付了九百万美元，还有一次超过一千万美元，付给一家主流报纸的也超过一千万美元，至于其他报纸，每一则头条价码是三千至八千美元不等。他们认为，抓住媒体更胜于控制政治人物及法官。蒙特西诺斯的跟班贝罗将军在一卷录影带中总结说：“如果不能控制电视，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中国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极度依赖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就我们所知，在这方面，其精密复杂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国一名评论家扼要地说：“要维持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有三个原则必须把握：党要控制军队；党要控制党员；党要控制新闻。”
当然，自由媒体与新的信息科技充其量只能处于边缘，为追求更广纳式制度的人提供信息并协调其需求与行动。这些方面的支援若想要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唯有赖社会广泛部门的动员并组织起来影响政治发生变化，而且这样行动时，绝不是基于派系理由，也不是要控制榨取式制度，而是要把榨取式制度转型成为更广纳的制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否能够上路，并为进一步的赋权及可长可久的改革敞开门户，如我们在许多不同例子中所见，有赖于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历史进展，许多虽然微小却重要的差异，以及历史非常偶然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