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
不同于我们在本书提出的理论，对于如何“解决”贫穷问题，无知假说早有现成的建议：我们虽然无知，英明睿智的领袖与决策者却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来，只要提供正确的建议，让政治人物相信好的经济理论，便可以在世界上“设计”繁荣。在第二章讨论此一假说时，我们曾以1970年代初期加纳总理布西亚为例特别强调，减少市场失灵并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常碰到的阻碍并非无知的政客，而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加诸于他们的诱因与限制。然而，无知假说至今仍然主宰西方决策圈的高层，他们几乎完全不管别的东西，只在乎如何设计繁荣。
设计之说，通常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提倡的，他们认为贫穷是经济政策及制度的产物，因此由这类国际组织提出一套改善措施，诱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就有一套做法）。这类改善措施主要着眼于高度敏感事务，诸如总体经济的稳定，以及看似吸引人的总体经济目标，诸如政府规模的瘦身、灵活的汇率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也着眼于更倾向个体经济的目标，诸如民营化、公共服务效能的改进，此外或许也会提出建议，诸如加强反贪腐措施以改善政府运作。虽然就本身来看这些改革都是合理的，但华盛顿、伦敦、巴黎及其他地方国际组织却还是一味埋在错误的观点中，无法认清政治制度的角色以及它们加诸决策的限制。国际机构威胁利诱贫穷国家接受较好的政策及制度企图设计经济成长，之所以无法成功，并非贫穷国家的领袖无知，而是因为没有从脉络中去解释为何坏政策与坏制度在此生成。因此再好的政策既没被采用也没有落实，要不然就是徒具虚名。
举例来说，全世界不知有多少国家表面上采纳了这些改革，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但整个1980年至1990年代却全都停滞不前。事实上，在所有被迫接受这类改革的国家中，政治照样一成不变。因此，纵使改革已经上路，原来的用意却遭到扭曲，要不然就是政治人物使了别的手段弱化改革的冲击。国际机构为了达成总体经济稳定所建议的一项关键“措施”——中央银行独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情形。这项建议不是徒具理论虚名就是根本没有落实，要不就是被其他政策工具给破坏殆尽。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上有太多的政治人物花钱都超过赋税收入，然后又强迫中央银行印钞票补足这个落差，结果则是通货膨胀制造了不稳定及不确定。理论上就和德国的联邦银行一样，独立的中央银行是要抗拒政治压力以限制通货膨胀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决定听从国际的建议，1995年宣布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独立。在此之前，津巴布韦通货膨胀大约盘旋于20%左右，但到2002年，却成了140%，2003年，600%，2007年，66000%，到了2008年，冲到了百分之两亿三千万！在一个连总统都会诈中彩券的国家，法律煞有介事地通过中央银行独立的文本不过是废纸一张，这本不应奇怪。津巴布韦中央银行总裁或许知道，塞拉利昂和他坐同样位子的人，因为不同意史蒂芬斯的做法，结果从中央银行顶楼“摔落”的下场，因此，无论央行是否“独立”，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好听从总统的命令，国家经济的健康已不在考虑之中。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命运都和津巴布韦一样。在阿根廷及哥伦比亚，中央银行也于1990年代独立，而且也确实扮演好了压低通货膨胀的角色。不过既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发生变化，政治菁英阶层就用别的方法买选票，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大大奖赏自己及他们的追随者。由于无法印钞票，他们便另辟蹊径。两个国家都一样，中央银行独立的同时，政府的开销也大幅扩张，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借贷。
另外一种设计富裕繁荣的途径今天尤其流行。这一派的人承认，要把一个国家从贫穷拉拔到繁荣绝非一夕之功，甚至花个几十年也不见得奏效。所以他们宣称，许多“微型市场失灵”可以经由优质的建议获得矫正，如果决策者善用机会的话，还是可以获致繁荣——当然又是在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协助及指导下达成的。这一派人宣称，在贫穷国家，微型市场失灵无所不在，譬如存在于教育体系、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市场组成的方式。没错，情形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些微型市场失灵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榨取式制度下社会运作深层问题的症状而已。贫穷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不良绝非巧合，同样的，他们的教育体系失调也绝非巧合。这一类的市场失灵决不能单独归咎于无知。应该要执行良善建议的决策者及官僚，本身或许就是问题之所在，而负责的人没有优先解决贫穷的制度性诱因，即使企图改正这些效能不彰的事情，最后可能正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的曼迪尔介入印度拉贾斯坦邦卫生保健系统的改善，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些问题。在印度，卫生保健服务之缺乏效率与失灵可以说根深蒂固。政府所提供的卫生保健既容易取得又廉价，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医护人员通常也都是领有证照的专业人士。但实际上，政府的卫生保健设施甚至连最贫穷的印度人都不使用，人们宁愿选择既昂贵许多甚至有缺陷的非正规民间医疗。然而，这并不是某种非理性作祟，而是因为人民根本无法从政府得到任何医疗照顾，其症结则在于政府的卫生保健设施形同虚设。老百姓如果到政府的卫生机构去，那里不仅没有护士，甚至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卫生设施大部分时间都是关闭的。
2006年，曼迪尔及一群经济学者设计了一套诱因方案，鼓励拉贾斯坦邦乌代浦尔地区的护士重返工作岗位。想法很简单：曼迪尔采用打卡钟，护士来上班要打日期和时间，每天打卡三次，以确保准时上班、人在现场、准时下班。如果计划落实，保健服务的质与量都增加了，由此就可以证明关键问题很容易解决的理论是成立的。
到头来，此一介入出现了非常不同的结果。计划刚实施不久，护士的出勤明显增加。但那只是昙花一现。大约一年多一点时间，地区的卫生机关故意破坏曼迪尔引进的诱因方案。出勤情况回到平常的水平，“休息日”——护士可以不要上班的日子——明显增加，但这是地方卫生机关批准的。此外，“机器问题”——打卡钟故障——也明显增加，但曼迪尔却无法加以更换，因为地方卫生机关不肯合作。
强迫护士每天打卡三次并不算是什么创新的点子。事实上，这是所有业界，甚至印度的业界，都在采用的措施，现在只不过是要用到卫生机关做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乍看之下，对这样一种简单的诱因方案的无知，应该不至于导致其无疾而终。但计划进行期间所发生的事却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卫生机关的阴谋破坏要负最大责任，在这个地方性的旷职问题上，他们与护士狼狈为奸，既不愿意看到诱因方案强迫护士返回工作岗位，也不希望她们不致因不出勤领不到薪水。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有意义的改革之所以变得举步维艰，问题完全出在制度。在这个个案当中，破坏曼迪尔及发展经济学家的诱因法案，不是贪腐的政客或有力的商人而是地方的卫生机关及护士，由此可见，微型市场失灵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或许只是空想而已。这也就是说，制度结构如果可以制造微型市场失灵，同样也可以在微观层次扼杀改革的介入。想要制造繁荣却不去面对问题的症结——亦即榨取式制度以及保护其存在的政治状况——一切都只是徒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