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威权式成长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城市的繁荣在中国是迟早的事，戴国芳很早就看清了这一点。1990年代，新的高速公路、商业中心、住宅区及摩天大楼在中国有如雨后春笋四处兴起，戴国芳看好未来十年的快速成长，心里盘算着，他的公司江苏铁本钢铁大可利用低生产成本，特别是相较于国营钢铁厂的缺乏效率，一举拿下广大的市场。他筹划了一间真正的大钢厂，争取到常州市委书记的支持，并于2003年动工。然而到了2004年3月，北京的中共当局命令他停工，并以莫须有的理由将他逮捕，总以为从他的口供当中给他冠上一个罪名。接下来的五年，戴国芳先后遭到囚禁与软禁，到了2009年才以一桩小罪定案。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实是他妄图和国营企业竞争，而且没有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批准。这案子倒是给其他人上了一课。
对于戴国芳这一类的企业家，共产党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令人意外。陈云，邓小平之亲密战友之一，早期市场改革的总策划人，就曾经总结过大部分党内同志的观点，把经济比喻成“笼中鸟”：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则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江泽民1989年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更进一步总结说，党对企业家不放心，说他们无非是群“只顾自家的商贩，偷抢拐骗，贿赂，逃税，什么都干得出来。”整个1990年代，纵使外国投资蜂拥进入中国，国营企业也获准扩大营业，私人企业还是受到怀疑，许多企业家财产遭到没收，甚至锒铛入狱。江泽民对企业家所持的观点，虽然已经大幅淡化，但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用中国经济学者的话来说：“大国营公司可以大肆扩充，但私营公司若也这样搞，尤其是要和国营公司竞争时，麻烦就从四面八方来了。”
今天在中国，尽管有不少民营公司获利，许多的经济要素还是掌控在党的手里。根据新闻记者麦克格里格报道，中国每家最大国营公司头头的桌上都有一部红色电话，一旦响起来，就是党下达命令要公司做什么，该在哪里投资，或指示公司的目标。所有这些大公司仍然在党的控制之下，当党决定要更换公司主管时，无论免职或升迁，全都不需要理由。
当然，过去三十年中国大步迈向广纳式经济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的成长率，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予以抹杀。大多数的企业家多少还是安全的，因为，无论是地方干部或北京的共产党菁英阶层，他们都下过功夫，搞好了关系。大部分国营企业也开始盈利，并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相形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巨变。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中国之所以开始成长，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最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广纳式经济制度。尽管速度缓慢，随着中国的经济制度日趋广纳，成长不断持续。另一方面，中国之成长也收益于大量廉价劳工以及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相较于三十年前，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纵使广纳得多，中国的成长经验却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产品。在中国，最近所强调的虽然都是创新与科技，但其基础是建立在现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就和戴国芳一样，企业家的财产遭到没收的事情时有所闻。劳动力移动的管制极为严格，最基本的财产权——按个人希望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仍然极不完备。经济体系的广纳度仍极为不足，无论男女，没有得到地方上党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支持，没有人敢冒险从事商业活动。商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合则两利。商人如果有党的支持，所得到的合约条件都比较有利，可以驱赶一般老百姓，夺取他们的土地，违反法律及规则也可以免责。谁要是挡了这类商人的路，都会被踩到脚底下，甚至坐牢或丧命。
共产党势力的无孔不入以及榨取式的制度，不免让人把中国今天的成长与1950年及60年间苏联的成长联想到一块，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实在太高，只不过其间也有显著的差异。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下达到成长，关键在于运用一个高度集权的指挥架构强迫分配资源，特别是把资源分配到军火工业及重工业。这种成长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太多地方有成长的空间。当创造性破坏还没有必要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就比较容易。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比苏联的来得广纳，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国，共产党是全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
许多人始终相信，成长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及更大的政治多元性。有人真的以为，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会带来更大的开放甚至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坦克开进来镇压示威，而不是和平革命收场，史书上称为天安门广场屠杀。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日趋于榨取，改革派——如当时支持天安门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遭到罢黜，党愈加热衷于钳制民间的自由派人士与压制自由。赵紫阳遭到软禁，一关就是十五年，民间声望逐渐销蚀，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士甚至也不再视他为象征。
时至今日，党对媒体的控制——包括网络——达到空前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则要拜自我审查之赐：媒体都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刘晓波强烈批评政府，要求更大的民主，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遭到逮捕，至今身系囹圄。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乔治?奥威尔式的机构，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2009年，党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遭到指控贪污的消息爆发时，所有这一切就公然上演。党机关立刻动起来，不仅制止中国的媒体报道这个案子，还设法封锁《纽约时报》及《金融时报》网站有关这则消息的报道。
由于经济制度受到党的掌控，创造性破坏也就大幅减少，非等到重大的政治改革发生，这种情形不会有所变化。和苏联一样，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中国的成长经验之所以大有可为，关键在于太多的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需要迎头赶上。相对于美国和西欧，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瞠乎其后就是一例。当然，中国的成长比苏联多样，并非只依赖军火及重工业，中国的企业家也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但不管怎么说，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广纳式制度让步，否则这种成长终将后继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关于中国未来的成长，以及更重要的，威权式成长的有利性及可行性，中国经验还引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这种成长变成了另类模式，而且还非常受欢迎。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及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并主张许多低度开放地区唯有制度改革才能达成经济成长。而威权式成长的部分诉求则是在跟华盛顿共识唱反调，这对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而言，或许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维持甚至强化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并合法化他们的榨取。
如我们的理论所揭示的，这种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是可能的，对许多国家而言，甚至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剧本，特别是一些中央集权已经做到相当程度的国家，从柬埔寨及越南到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很明显的是，一如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这种成长是无法长久的。
以中国为例，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愈来愈有权力的经济菁英而言，未来数十年他们或许还有可能继续大权在握。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历史及我们的理论，具有创造性破坏及真正创新精神的成长就无法出现，中国令人刮目的成长就将逐渐萎缩。然而，这种结果绝非注定的，如果中国在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达到极限之前转变成广纳式的政治制度，还是可以避免的。但话又说回来，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变成广纳式政治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这一点接下去我们就会谈到。
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声音，承认未来前途艰难，已经在散播政治改革的理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转变成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总理温家宝最近就提出警告，经济成长将遇到瓶颈，除非政治改革立刻上路。我们认为温家宝的看法是先见之明，尽管有人怀疑他的诚心。但西方却有人不认同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以为，在持续经济成长上，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外，中国走出了一条另类的道路，亦即威权式的。但他们错了。我们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于跳脱死硬的共产党经济制度，为生产及贸易的增加提供了诱因。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那些已经摆脱榨取式制度走向广纳式的国家，中国的经验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纵使以中国来说是发生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国之达到经济成长，绝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赐，相反：过去数十年来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所致，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困难而非容易。
另一种支持威权式成长的理论虽然承认其本质并非可取，但却宣称威权统治只是过渡而已。此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一项政治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亦即李普塞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主张，所有的社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走向更现代、更开放和更文明，特别是会朝向民主发展。认同此一理论的人又说，广纳式制度就和民主一样，是成长过程的副产品，会随着成长而出现。此外，尽管民主政治和广纳式政治制度不是同一个东西，定期选举及开放的竞争还是会促进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他的现代化理论也宣称，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很自然地会导致民主及较优质的制度。另外还有后现代式的现代化理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国家一旦有了够多的麦当劳，民主政治和制度就会应运而生。”所有这些都描绘出一幅乐观的美景。过去六十年中，多数国家，甚至许多榨取式制度的政权，都见证了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提升，因此劳工收入及教育水平持续升高，如此一来，所有其他的好事情，诸如民主、人权、公民自由及稳固的财产权也都会随之而来。
无论在学术圈内外，现代化理论广受支持。举例来说，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深受这项理论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民主，老布什谈到美国的态度时就曾经扼要地说：“与中国自由贸易，时间对我们有利。”意思和现代化理论如出一辙，亦即中国既与西方展开了自由贸易，它就会成长，而成长又会为中国带来民主及优质的制度。然而，1980年代以来，美中贸易尽管快速增加，对中国的民主却少有贡献，未来十年当中，就算两国会有更紧密的关系，同样也难产生作用。
在以美国为首的入侵之后，对于伊拉克社会与民主的前景，许多人同样因为相信现代化理论而持乐观的态度。尽管在萨达姆的统治下，伊拉克的经济表现恶劣，但以2002年来说，却也不致穷到下撒哈拉非洲的程度，而且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大家都相信，伊拉克乃是一块有利民主与公民自由乃至政治多元化发展的沃土。
但面对失败国家榨取式制度的主要问题，现代化理论既不正确也没有帮助。现代化理论最强有力的论据之一就是，富裕国家都是那些拥有民主政治、尊重民权与人权、有着运作良好的市场及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国家。然而把这种推论拿来支持现代化理论，根本就忽略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对经济成长的重要影响。诚如我们在整本书中的论述，有着广纳式制度的社会，是经过逾三百年的成长，今天才会变得相对富裕。由此可以让我们清楚知道其间毕竟还是有差别的：过去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国家，虽然花了好几个世纪才成就可长可久的经济成长，而威权式统治只花了六十年或一百年就达成更为快速的成长，但却不像李普塞的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因此变得更为民主。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成长本身与这种制度并不是不相容的，相反的，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会把成长看成威胁，反而会将之看成是有利于统治的助力，中国共产党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因自然资源的价值增加而带来的成长，诸如加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及委内瑞拉，往往也不会使这些威权统治发生根本的转型，走向广纳式制度。
历史记录对现代化理论更为无情。不少相当富裕的国家都成了独裁政权及榨取式制度的帮凶。20世纪前半叶，德国及日本都是最富裕、最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但这一切却无法阻止国家社会党（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也挡不住日本军国统治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野心，使两国政治及经济制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走向了榨取式制度。19世纪时，得全世界资源价格飞涨之力，阿根廷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富裕甚至可以和英国媲美，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是拉丁美洲最高的，但相对于拉丁美洲大部分地方，其民主与政治多元却不见得成功，如我们在十一章所见，政变接二连三，甚至民选元首也成了贪婪的独裁者。即使到最近，由于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上少有进展，和我们在第十三章所见，21世纪的阿根廷政府仍然剥削老百姓的财富，还可以全身而退。
所有这些例子在在说明了几个重要的观点。首先，威权统治（中国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少了广纳式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势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其次，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我们不认为威权式成长会带来民主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中国、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威权政权尽管目前正经历某些成长，但除非他们能够将政治制度转型，变得更为广纳，其菁英阶层有意愿或内部有力量促使这样的改变，否则其成就终是有限的。其三，就长久而言，威权式成长既非人民所愿也不可行，因此国际社会不应予以鼓励，使其不致成为拉丁美洲、亚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模范，许多国家之所以会选择这条道路，其实只是因为它符合经济及政治菁英阶层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