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的重生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终于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49年后产生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从此以后，中国不容许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存在。毛泽东则完全掌握共产党及政府，直到1976年去世。在威权统治下，榨取式政治制度就是高度榨取式经济制度。毛泽东一上台，立即将土地国有化，一举废除所有形式的财产权。地主，以及其他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权的人，他一律处死。市场经济实质上已经完全不存在。农村地区人民逐渐纳入人民公社。货币及工资由“工分”取代。工分可以用来交易货物。1956年，为强化政治及经济控制，实施路条制，未经上级许可不得在国内旅行。所有的工业同样国有化，毛泽东野心勃勃，模仿苏联模式，提出所谓的“五年计划”，企图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有了榨取式制度，毛泽东乃打算从他一手控制的广大国度榨取一切资源。和塞拉利昂政府的产销协议会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垄断一切产品的销售，诸如稻米及其他谷类，并对农民课以重税。1958年后，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出，工业化的野心变成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毛泽东大言不惭地说，以小规模的土法炼钢为根本，钢铁的产量将在一年内倍增，并宣称中国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唯一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可行的办法达到此一理想。为了达成计划的目标，即使一小片铁块都不放过，人民必须烧融自己的锅盆，甚至农具如锄头及犁。原本应该照顾田地的人，如今却毁了自己的犁去炼钢，如此一来，连喂饱他们自己及这个国家的能力也一并毁了。其结果是中国农村饥荒成灾。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干旱影响，尽管有学者为毛泽东的政策辩护，但毫无疑问的，这段期间多达二千万至四千万人的死亡，大跃进难辞其咎。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根本不留记录，唯恐留下暴政的恶名。至于人均收入，下跌大约四分之一。
大跃进的结果之一，是曾经发动“反右”运动，大肆屠杀“反革命”的革命名将兼中共元老邓小平改变了想法。1961年在中国南方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主张“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政策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需要的政策是鼓励生产以养活老百姓。
但没过多久，邓小平新提出来的实用主义就吃到苦头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宣称，“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在威胁革命，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宣布了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称为文革，以“十六条”做为张本。开宗明义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很快的，一如大跃进，文革开始大肆破坏经济及人民的生活，红卫兵在全国组成，清算斗争政敌，无数人遭到杀害、囚禁及下放。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邓小平发现自己被贴上第二号资本主义同路人的标签，1967年下狱，1969年下放江西，在一家农村拖拉机工厂落户。1974年获得平反，毛泽东接受总理周恩来的建议，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1975年，邓小平受命拟定三份党的文件，若经采纳，将成为党的新路线。文件呼吁恢复高等教育活力，工业及农业奖励重回物质鼓励，以及消除党内的“左派”。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权力逐渐向邓小平亟欲拔除的极左派集中。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及其三名亲密战友，亦即大力支持文革的四人帮，企图继续走共产党专政的老路线。1976年4月5日，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转变成为一场反政府示威。四人帮指控邓小平幕后指使，邓再度遭到罢黜，所有职位均被剥夺。周恩来死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代理总理，邓小平继续遭到冷落。华国锋利用此一权力真空累积个人实力。
同年9月，关键时期出现：毛泽东去世。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他一手主导，毛一撒手，真正的权力真空才出现，因未来路线走向，内部出现不同观点与不同信念的斗争。四人帮要继续文革的政策，以此为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途径。华国锋虽想放弃文革，但由于自己也是靠文革才能够在党内蹿起，因此又不能自外于文革太远。于是，他致力回到一种两面光的毛泽东观点，1977年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提出“两个凡是”，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违反。”
邓小平自己就是因革命而掌权的一分子，当然不希望罢黜共产党政权，而是代之以广纳式市场经济。他与他的支持者认为，即使达成重大经济成长，应也不至于危及政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由于中国老百姓极度渴望改善生活水平，而且在毛泽东统治及文革期间，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都已经被扫荡一空，在这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成长将不致变成威胁。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扬弃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还包括毛泽东留下来的大部分制度。他们明白，唯有走向广纳式经济制度，经济才有可能成长，因此，经济改革并强化诱因与市场力量的角色就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也要扩大私有财产的范围，降低共产党在社会及政府中的角色，扬弃阶级斗争的观念。同时要向外资及国家贸易打开门户，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但限制还是有的，建立真正广纳式经济制度，彻底放松党对经济的控制，时候尚未到。
这时候，华国锋的权力以及他愿意跟四人帮对抗，成了中国的转折点。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对四人帮发动攻势，全数予以逮捕，并于1977年3月再度请邓小平出山。事情的进展，乃至接下去发生的重大变化，并非是必然趋势，而是华国锋自己在政治上技不如人，败给了邓小平。邓鼓励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并把和他一样在同一时期吃过苦头的人请出来，占据党内各阶层的重要职位。华则因为没和文革划清界线，使自己落居下风。加上他在权力中心毕竟是个新人，缺乏关系网络，不像邓小平早已经营多年。通过一连串的讲话，邓开始批评华的政策。1978年9月，邓公开批评“两个凡是”指出，与其凡是听毛的，“实事求是“才正确。
同时，邓开始运用舆论对华国锋施压，其中最有力的则属1978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让老百姓大吐苦水。1978年7月，胡耀邦提出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应赋予公司更大的主动权及决策权决定自身的产出；价格应随供需浮动，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应该降低。所有这些建议都相当激进，但邓已经大权在握。1978年11月及12月，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出了突破性的决定。不顾华的反对，决议此后党的核心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现代化。全会宣布了一些实验性做法，包括在某些省份实施”包产到户责任制“，打算把集体农业赶回老家，将经济刺激引进农村。次年，中央委员会确认”实事求是“为党的核心，同时宣告文化大革命为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段时期内，邓小平放手任命自己人进入党政军高层。对于华国锋在中委会里面的支持者，他不急于处理，而是采取平行到位。1980年，华国锋被迫辞去总理，赵紫阳取而代之。1982年，华国锋从中委会除名。但邓小平还有动作。1982年第十二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是1985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终于完成党政高干的全面洗牌，引进更为年轻、更有心改革的人。拿1980年与1985年做个比较，政治局里，二十六个走掉了二十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个换掉八个，十八个副总理换了十一个。
至此，邓小平及改革派的政治改革大功告成，采取一系列动作，进一步改革经济制度。他们从农业着手。胡耀邦构想的包产到户，为农村经济提供激励，1983年已经全面采行。1985年，废除政府收购谷粮，由一套比较自愿的合约体系取代，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大幅放宽。在城市经济方面，国营企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选定十四个”开放城市“，全力吸引外国投资。
首先起飞的是农村经济，经济刺激的引进导致产量大幅提升。尽管农业人口相对较少（？），1984年谷类生产还是比1978年高出三分之一。农村人口开始转移到新的农村工业，亦即所谓的乡镇企业。1979年之后，新公司允许成立，并得以与国营企业竞争，这类企业便开始在国营体系之外成长，逐渐的，经济激励也开始引进工业部门，特别是国营事业的运作，尽管当时还看不见民营化的迹象，那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中国的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转移，从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经济制度转向比较广纳的制度。市场对农业及工业的激励，继之以外来的投资与技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成长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这都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尽管其压迫性已远低于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制度也已经局部广纳。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低估了中国经济制度改变的激烈。如同博茨瓦纳及美国南部，关键的改变出现在关键时期——以中国来说，亦即毛泽东去世之后。此外，其间也有历史的偶然，高度的历史偶然，四人帮权力斗争失败并非命中注定，如果他们没有倒台，中国就不可能经历过去三十年来持续的经济成长。倒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一如英格兰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及日本明治维新，博茨瓦纳、中国与美国南部都很生动地说明历史并非命定。尽管恶性循环难破，榨取式制度还是能够被广纳式制度取代。但事情绝不会自动发生，也绝非轻而易举。各种因素的汇合，特别是关键时期加上推动改革的力量与有利的现行制度所形成的广泛联盟，在一个国家迈向更广纳式制度的过程中实属不可或缺。另外，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