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末日
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拘票上登录的犯罪时间是下午六点六分。公交车司机布莱克遇到麻烦，打电话报警，警官戴伊与迈可森来到现场。他们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接到一通电话后赶来，公交司机说，车上有个有色人种女性坐在白人区，不愿往后移，我们……也看到了她。公交司机给她开了一张拘票。罗莎?帕克斯依蒙哥马利市市规第六章十一条被控有罪。”
罗莎?帕克斯。“No, I will not.”当时四十二岁的罗莎对要她从白人座位区挪开的公交司机说。2005年10月24日，帕克斯夫人去世，终年92岁。
罗莎?帕克斯所犯的罪行是坐在克利夫兰大道公共汽车上为白人保留的区域，一项根据阿拉巴马州的吉姆?克劳法所定的罪。罗莎?帕克斯被处十美元罚金，外加诉讼费四美元。但罗莎并不是个简单人物，她当时已经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分会秘书。为打破美国南方的制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已经奋斗多年。对她的逮捕引发一场群众运动——抵制蒙哥马利公共汽车运动——发起人为马丁?路德?金。12月3日，金联合其他黑人领袖组织一项抵制运动，说服所有的黑人都拒绝搭乘蒙哥马利市内的任何公交车。抵制运动大获成功，一直持续到1956年12月20日，最后以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及蒙哥马利公交车种族隔离违宪告终。
马丁路德金
在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运动是最关键的一役。一连串的事件及变化最后终于打破南方的窠臼，导致制度上的基本变革。如我们在第十二章所见，内战之后，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成功复辟内战前支配南方的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细节虽然已经改变，譬如奴隶制度已经是昨日黄花，但对南方的经济动机及繁荣的负面影响未减，南方的贫穷明显甚于美国其他地方。
1950年代起，南方的制度开始把这个区域推向较为快速的发展。美国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最后终结，形式上不同于博茨瓦纳独立前的殖民制度，启动其没落的关键时期在形式上也不相同，但却有几处共通的地方。从1940年代开始，饱受歧视及榨取式制度冲击的人，譬如罗莎?帕克斯，已经拥有更好的组织对抗这些压迫。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及联邦政府终于也动起来，开始有系统介入改革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因此，促成南方改变的关键时期，其主要因素实际上有两个，其一是南方的美国黑人获得了动能，其二则是南方菁英阶层无可动摇的支配权走上了末路。
南方的政治制度，无论内战前后，都有一个思路清晰的逻辑，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并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要为庄园储备廉价劳工。但到1950年代，此一逻辑愈来愈站不住脚。首先由于大萧条与二战的缘故，黑人已经开始从南方大量外移，1940年及50年代中间，达到平均每年十万人。同时，农业新科技发明出现，尽管采用的速度很慢，但已经降低了种植大户对廉价劳工的依赖。大部分劳工都用于棉花收成，1950年时，几乎南方全部的棉花都还是使用手摘，但机械化摘棉已经开始降低这种手工方法的需求。到了1960年，主要的州如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及密西西比，几乎已经半数产量机械化。在南方，黑人固然愈来愈难找到，但对种植大户来说，这些黑人不再不可或缺也是事实。因此，对菁英阶层来说，为维持旧日榨取式经济制度而奋战的理由愈来愈少。但话又说回来，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心甘情愿接受制度改变。相反的，耗费时日的持久战开打。南方的黑人与广纳式联邦制度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产生强大力量，摆脱南方的制度，为南方的黑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及公民权，最后终于移除了美国南部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
最重要的改革动力则来自民权运动。如同在蒙哥马利所为，挑战身边的榨取式制度，为争取应得的权利而抗争而动员，南方黑人获得了动能。此外，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因为美国南部并不是另一个国家，南方的菁英阶层也无法像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那样为所欲为。既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南方就得服从美国宪法与联邦法律。又因为民权运动能够在南方以外的地方发声，因此而唤起联邦政府的注意，南方的改革运动最后终于得到美国行政、立法与最高法院的支持。
联邦介入南方的制度改革，首见于1944年最高法院裁决初选仅限白人投票为违宪。如我们所见，1890年代，黑人因受限人头税及识字测验，政治公民权遭到剥夺。这些例行的测验是对黑人的歧视，因为白人纵使贫穷不识字照样能够投票。1960年代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白人接受测验，对一个有关州宪法的问题作答，答案是“FRDUM FOOF SPETGH”，居然还是被裁定识字。最高法院1994年的裁决有如重炮轰击，为黑人的长期政治抗争打开了一条出路，法院明白解除白人对政治控制的重要性。
此一裁决之后，接着来的是1954年的布朗控告教育局案，最高法院裁决，州政府授权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种族隔离违宪。1962年，最高法院又敲掉了白人菁英阶层政治支配的一根支柱：立法机关代表名额分配不公。立法机关代表名额分配不公——和英格兰第一改革法案之前的“衰废市镇”一样——某些区域或地区的代表名额超出人口应分配数。这种情形指的就是南方农业地区，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大本营，相对于都市地区，分配的代表往往超额。1962年，最高法院针对贝克控告卡尔案做出裁决，将这种情形予以终结，因此才开始实施“一人一票”制。
但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没有落实，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事实上，1890年代联邦就已经立法给予南方黑人选举权，但却没有实施，关键在于地方执法的权力掌握在菁英阶层及民主党手中，联邦政府乐得事情顺其自便。但当黑人开始揭竿而起反对南方菁英阶层时，此一支持吉姆?克劳的堡垒崩溃，民主党也在非南方成员的领导下转而反对种族隔离。脱党的南部民主党成员乃另起炉灶，高举州权民主党的大旗，角逐1948年的总统选举。他们的候选人特尔孟德拿下四个州，在选举人团中获得三十九票。相较于统一的民主党在全国政治中的力量，这徒然凸显他们的不成气候，也充分显示，光凭南部菁英阶层是掌握不了民主党的。特尔孟德的竞选全力质疑联邦政府干预南部制度的能力，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想要强迫南部人民解除种族隔离，让黑人进入我们的戏院，进入我们的泳池，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教堂，我老实告诉你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做到。”
但他显然错了。最高法院的裁决明白表示，教育机构必须解除种族隔离，包括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之内。1962年，经过长时间的争讼之后，联邦法院裁决，“密大”必须接收梅里迪斯，一名年轻的黑人空军退伍军人。对裁决执行的反对力量汇聚成所谓的公民会议，195（6？）4年会议首次召开于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反对南部废除种族隔离。9月13日，州长巴奈特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法院的种族隔离解除令，并宣布说，州立大学宁愿关门也不会解除种族隔离。最后，巴奈特与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华盛顿谈判，联邦政府将强制实施此项裁决。日子决定了，美国司法警察陪同梅里迪斯前往牛津。预先获知消息，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9月30日，梅里迪斯预定出现的前一天，美国司法警察进入大学校园，包围行政大楼。为数大约两千五百人的群众前来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乱，司法警察用瓦斯枪驱散暴乱群众，但立刻遭到攻击。到晚上十点时，军队进城维持秩序。不过短短时间，牛津城内已有两万军队及一万一千国民警备队。总计有三百人被捕。梅里迪斯决定留在学校，由美国司法警察及三百名军人保护其人身安全，最后念到毕业。
密西西比大学
在南部的制度改革中，联邦法律扮演关键角色。1957年民权法案通过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是参议员的特尔孟德为阻止法案通过，或至少达到拖延的目的，曾不停地连续发言二十四小时又十八分钟。发言当中，无论抓到什么，从《独立宣言》到各种电话薄，他都照念不误。但无济于事。1957年的法案以1964年的民权法案达到最高点。新法宣告所有种族隔离州所订的相关法律及政令皆为非法。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宣布，识字测验、人头税及其他剥夺南部黑人公民权的办法皆为非法，并将许多联邦的监督制度引入州的选举。
所有这些事件影响所及，造成南部经济及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举例来说，在密西西比，1960年投票时，黑人合格选民大约只有5%，到1970年时，此一数字增加至50%；在阿拉巴马及南卡罗莱纳，也从1960年的10%左右增加到1970年的50%。这种情形改变了选举的本质，包括地方性的及全国性的公职。更重要的是，占优势的民主党改变政策，对歧视黑人的榨取式制度从此不再支持。接下来，整个形势开启了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变。1960年代制度变革前，纺织厂的工作几乎全面排斥黑人。1960年，南部纺织厂的员工，黑人仅占5%，民权立法打破了这种歧视。到1970年，这一部分增加到15%；1990年，则为25%。经济上对黑人的歧视开始减少，黑人的教育机会大为改善，南部的劳工市场变得比较具有竞争性。随着广纳式制度的快速增加，南部的经济获得改善。1940年，南部州的人均收入仅为全美的一半。这种情形在1940年及50年代开始改变，到1990年，差距基本上已经消失。
和博茨瓦纳一样，在美国南部，广纳式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发展是关键。这种情形得力于两种现象，其一，对于南部的榨取式制度加诸他们的痛苦，黑人的不满增加；其二，民主党在南部的一党独大走向衰落。同样的，这又是现行制度在为改变铺路。在这里，很重要的关键是，南部的制度存在于广纳式的联邦制度之内，惟其如此，南部的黑人最后才能动员联邦政府及制度支持他们的运动。整个过程之所以得以进行，还得力于另一个现象：黑人大量迁出南部及棉花生产的机械化造成重大的经济变化，也使南部菁英阶层更没有意愿继续奋力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