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这种情形所在多有，非洲有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北韩及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是日本、西班牙及俄罗斯的殖民地。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语言及文化，唯一共通点就是榨取式制度。所有这一类的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菁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但因每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历史及社会结构，因此，其菁英阶层的性质及其榨取式制度的细节也就各异。但不管多么的不同，这些榨取式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则是因为恶性循环作祟，至于这些制度之所以弄得民穷财尽，也是相同的道理。
举例来说，在津巴布韦，菁英阶层是1970年代带头打反殖民战争的穆加贝及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核心分子；在北韩，是金正日身边一小撮人及共产党；在乌兹别克，则是卡里莫夫、他的家人，以及他那批经过漂白的前苏联权贵。所有这些团体，性质明显不同，加上掌控的政体与经济各异，因此所采取的榨取式制度在形式上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北韩是共产革命的产物，因此采取的政治模式便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980年代，尽管穆加贝曾邀请北韩军队进入津巴布韦帮他屠戮在马特贝乐澜的对手，北韩的榨取式政治制度却不适合津巴布韦，相反的，由于穆加贝取得政权打的是反殖民斗争的旗号，因此他不得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选举的外衣，但就算如此，没隔多久，他还是炮制出受宪法加持的一党独大国家。
相对来看，哥伦比亚拥有历史悠久的选举，脱离西班牙独立后，选举在历史上已经成为自由及保守两党分享权力的一套工具。菁英阶层不仅性质不同，数量也不一样。在乌兹别克，卡里莫夫绑架了苏维埃政权的残余，让他握有强有力的工具镇压并谋害非我族类的菁英阶层。在哥伦比亚，则是因为国家的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很自然地导致菁英阶层各立门户，事实上，多到有时候他们非自相残杀不可。但话又说回来，尽管菁英阶层与政治制度形形色色，这些制度通常都会巩固或复制孕育他们的菁英阶层。只不过，就像在塞拉利昂，有时候菁英阶层的内讧也导致政府崩溃。
不同的历史与结构意味着菁英阶层的身份及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细节会有差别，同样的，菁英阶层所建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在细节上也会各有特色。譬如北韩，榨取的工具一脉相承，是从共产党的工具箱里搬出来的，无非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农场与国营工厂。
在埃及整个情况则和1952年以后纳赛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军事统治如出一辙。冷战期间，纳赛尔倒向苏联，没收外国投资，譬如英国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并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纳入国有体系。但不管怎么说，埃及1950年及1960年的情形并不同于1940年代的北韩。对北韩来说，因为他们可以没收日本人留下来的资产，又有中国革命的模式做为范本，因此，建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模式经济其实再简单不过。
相对来说，埃及的革命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军官发动的政变。因此，一旦埃及在冷战中改变立场倒向西方，对军方来说，横竖都是榨取，从中央司令部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不过一时的权宜而已，相对来说，也就容易多了。纵使如此，相较于北韩，埃及的经济表现到底比较好，关键则在于埃及制度的榨取性比较低。首先是，埃及没有北韩共产党那种窒息式的控制，光是政权与老百姓之间的和缓气氛，北韩政权就做不到。其次，即使是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权青睐的那些人当中毕竟还是激发了一些投资动机，这一点，也是北韩完全没有的。
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很重要而且有趣，但更关键的教训还是在于更广阔的全貌，亦即所有这些案例都告诉我们，榨取式政治制度创造了榨取式经济制度，将财富及权力转移到菁英阶层手上。
国家不同，榨取的强度也明显各异，而且对社会的繁荣有重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在阿根廷，宪法与民主选举虽然运作不佳，无法促进政治多元化，但运作得比哥伦比亚要好。在阿根廷，至少政府还可以独占武力。原因之一在于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哥伦比亚的两倍。比起津巴布韦与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菁英阶层的约束都做得比较好，其结果就是，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穷得多。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层意思，纵使榨取式制度已经导致政府瓦解，一如塞拉利昂与津巴布韦的情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已经看到过，国家碰到紧要关头时虽然可能会爆发内战与革命，但却不一定带来制度的变革。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塞拉利昂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7年的一次选举中，史蒂芬斯以前领导的全民国会党重新执政。赢得总统选举的柯罗马与过去的全民国会党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任命的许多内阁亦然。但史蒂芬斯的两个儿子，保卡利和詹戈，却还出任大使分别驻美国及德国。从某个角度看，这情形比我们在哥伦比亚所看到的更不稳定。在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政府的权威在国内许多地方形同虚设，这是因为国内的政治菁英阶层全都只顾本身的利益，所幸核心的政府制度仍然足够强大，所以还能避免这种脱序转变成为完全失控。在塞拉利昂却不同，一则因为经济制度的性质更为榨取，再则由于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由来已久，整个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吃尽苦头，而且还在完全失序与多少有些秩序之间摇摆不定。但不管怎么说，长期的效应却是一样的：政府形同虚设，制度的性质则是榨取。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榨取式制度都由来已久，至少从19世纪就已存在，每个国家都陷在恶性循环之中。在哥伦比亚及阿根廷，始作俑者是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则可以追溯到英国19世纪末叶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塞拉利昂，即使白人垦殖者缺席，政权仍是建立在榨取式的政治权力结构上，而且还予以强化。这些结构本身其实是恶性循环的结果，而恶性循环又要归咎于缺乏中央集权以及奴隶贸易所产生的恶果。在津巴布韦，还创造出榨取式制度的新形式，因为不列颠南非公司在那里制造了一个二元经济。乌兹别克接收了苏联的榨取式制度，然后和埃及一样，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苏联的榨取式制度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沙皇政权的延续，同样是寡头铁律的模式。过去二百五十年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恶性循环作祟，世界的不平等才得以出现，也才得以持续。
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一切并不简单，但也非不可能，寡头铁律也不是不可避免。制度中某些之前存在的广纳成分，为对抗现行政权而出现的广泛联盟，甚或历史的偶然，都可以打破恶性循环。一如塞拉利昂内战，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斗争在性质上却迥异于塞拉利昂的内战。可想而知，光荣革命之时，国会里面某些想要赶走詹姆斯二世的人，心里想的是要让自己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一如英格兰内战之后的克伦威尔。但事实却是，国会已经够强大，而且组成了广大的联盟，包含不同的经济利益及不同观点，使得寡头铁律无法在1688年发生作用。而事实上运气也帮了忙，在国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对抗上站在国会这一边。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打破窠臼，甚至是在榨取式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让制度往更好的方向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