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棉花王
棉花占乌兹别克出口的45%，是该国1991年苏联瓦解后独立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苏联共产党统治期间，乌兹别克所有的农地分别由2048个国营农场控制，1991年之后，国营农场废止，土地获得分配，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就可以独立运作。对于乌兹别克新政府第一任，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总统卡里莫夫来说，棉花的价值实在重大。于是，管制的规定出来了，由此来决定哪些农民可以种植棉花，以及他们可以卖多少价钱。尽管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很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其余的全都被政府收走。因此，没有人再愿意种植棉花，于是政府乃采取强制，规定每个农民都必须分出自己35%的土地种植棉花。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难题之一在于机具。乌兹别克独立时，大约40%的收成是由联合收割机收割。但1991年后，不管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如何鼓励，农民就是不愿意再购买或维修这些机具。明白问题的严重，卡里莫夫想出一个对策，事实上是一个比联合收割机更廉价的方案，那就是学童。
棉桃开始成熟，九月初就可以采收，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学校也开学了。卡里莫夫下令地方政府分派学校棉花采收配额。九月一到，二百七十万学童（2006年数字）倾巢而出，老师也不再是老师，成了劳工招募员。古尔南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这样说：
“每个学年的开始，大约都是在九月初，学校的课都停了下来，学生都不上课，而是被派去采收棉花。事先都没有征得父母都是同意。（整个采收季节）连周休都没有，如果有孩子留在家里，不管什么理由，老师和管理员就会过来指责父母。每个孩子都分配一定的工作量，每天采收二十至六十公斤，依年龄而定。孩子如果没有达到工作标准，第二天早上就会遭到痛打。”
收成持续长达两个月，农村孩子比较幸运，分派到住家附近的田里，可以走路或搭公车前往工作。住得远的或从都市来的孩子就必须睡在棚子里或仓库中，与机器及动物共寝。工作时，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孩子还必须自备午餐。
这种强制劳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以卡里莫夫总统——形同乌兹别克国王——为首的政治菁英阶层。学童应该会拿到薪资，但只是应该而已。2006年棉花的国际价格约为每公斤1.45美元，而学童每天二十至六十公斤的工作配额才得到三没分左右。如今，大约75%的棉花都是由学童采收。到了春天，学校放假停课，则是强制耕耘、除草及移植。
所有这一切都事出有因，绝非偶然。乌兹别克就和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大家都以为苏联瓦解之后，国家获得独立，从此也展开了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殊不知，和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一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卡里莫夫的政治生涯始于旧苏联时期的共产党，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年，适逢其蹿升到了乌兹别克第一书记的位置，趁势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并获得安全部队的支持，1991年12月赢得乌兹别克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总统选举。掌权之后，便开始镇压独立的反对势力，政敌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流亡海外。在乌兹别克，既没有自由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也遭到封杀。强力的镇压于2005年达到高峰，当时在安集延就可能有七百五十人（或许更多）遭到警察及军队杀害。
一手指挥安全部队，一手控制媒体，通过公民投票，卡里莫夫先把总统任期延长五年，然后又在2000年竞选连任，任期七年，得票高达91.2%。唯一的对手还宣布，自己也是投给卡里莫夫。2007年，再度竞选连任，得到88%的选票，众人皆视为舞弊的结果。乌兹别克的选举和斯大林在苏联全盛时期所用的那一套如出一辙。1937年，共产党党报《真理报》为传达苏维埃选举的紧张与刺激，写了一篇报道，《纽约时报》通讯记者丹尼将之翻译后改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报道：
“午夜钟声响起。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公平直接普选的日子结束，结果即将宣布。
委员会仍然留在室内。寂静无声，灯光庄严，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紧张期盼，静待主席一一做好计票前所有的必要程序——核对名单检视有多少选民，又有多少人投票——结果确定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何等样的国家，何等样的选举，何等样的候选人，竟然得到百分之百的回应？
接下来，主戏登场。主席全神贯注检视箱子上的弥封，然后再由委员会委员检视。弥封完好，然后拆封，打开箱子。
四下一片静穆。选举监察员及主持人端坐，全神贯注，表情肃穆。
拆封袋的时间到了。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准备好了剪刀。主席起立。报票员已经备妥抄本。第一个封袋拆口，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主席抽出两张选票——白色的（登录联盟苏维埃候选人一名）及蓝色的（登录民族苏维埃候选人一名）——然后朗声唱出：”斯大林同志。“
顷刻间，静穆融化，室内所有的人都一跃而起，为斯大林主义宪法下一次直接普选的第一章选票雀跃欢呼，为一张上面写着宪法创始人名字的选票雀跃欢呼。“
相较于这种气氛，卡里莫夫竞选连任时的悬疑场面一定也不遑多让，斯大林那一套他学得熟透，什么时候该镇压，该政治管控，如何组织选举，他显然不输给斯大林的超现实主义。
在卡里莫夫统治下，乌兹别克成为一个政经制度极端榨取式的国家，人民贫穷，三分之一生活于贫困之中，年均收入约一千美元。但其他的开发指标却不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就学率为100%……当然，棉花采收季例外。识字率也很高，只不过，除了媒体全都遭到控制之外，政府也禁止书籍并检查网络。尽管多数人采收棉花每日所得不过区区几美分，卡里莫夫的家人及1989年后经过漂白的前共产党高官却都成了乌兹别克的新精英阶层，全都富甲一方。
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长女，古尔诺拉?卡里莫娃，绰号“乌兹别克公主”。大公网2013年11月5日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港人耳熟能详的争产肥皂剧情节，正在中亚国家乌兹别克（Uzbekistan）上演。独裁者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年届75，长女满心以为“继位”理所当然，却遭秘密警察头子打小报告。一份半裸照加贪污罪证黑材料档案，气得卡里莫夫怒掟烟灰盅和手机，召女儿掴骂一顿后独自痛哭，长女随即急剧失势。西方关注乌国高层权斗会否触发政变，令中亚局势不稳。
卡里莫夫的女儿古尔诺拉一手掌控家族的经济事业，有朝一日可望继承父业成为总统。在这样一个凡事神秘而不透明的国家，没有人知道卡里莫夫的家人到底控制了哪些事业，拥有多大的财富，但美国公司Interspan的经验却可以说明过去二十年来乌兹别克的经济状况。棉花并不是乌兹别克唯一的作物，某些地方也适合种茶叶，于是Interspan决定投资，并在2005年时拿下30%的当地市场，但问题就接着来了。古尔诺拉看好茶业的远景，没有多久，Interspan的员工遭到逮捕、殴打及凌虐。事业不可能再经营下去，2006年8月，公司撤出，卡里莫夫家族迅速扩张的茶业事业接收其资产，市场占有率也于一夕之间从两年前的2%暴升至67%。
从许多方面看，乌兹别克都像是一个过去时代残留下来的遗迹。在一个家族及皇亲国戚的专制把持下，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经济基础以强制劳工为基础——事实上，还是强制童工。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充其量只是榨取式制度之下失灵社会的一块拼图，而且不幸的是，其他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到土库曼——也都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也提醒我们，即便在二十一世纪，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依然能够发展出这样肆无忌惮的凶恶压榨形式。?
（7）不公平的游戏
在埃及，1990年代是个改革时期。1954年军事政变推翻君主政体后，埃及一直是一个准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核心角色。许多经济部门均隶属国营事业。多年之后，社会主义色彩褪去，似乎开始了市场开放、私人部门开始发展的过程。然而，市场并不开放，而是被政府以及少数与国家民主党挂钩的商人所掌控。国家民主党为总统萨达特1978年所创。到了穆巴拉克总统任内，商人涉入政党渐深，政党与商人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我们在前言中已经谈过，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出任总统，直到2011年2月才在抗议群众及军方联手下被逐下台。
大商人都位居政府要津，掌管业务多与自己的事业领域重叠。联合利华非洲、中东暨土耳其区前总裁莫哈默德出任外贸及工业部长；埃及最大旅游业者加拉那旅游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加拉那成为旅游部长；埃及最大棉花出口商、尼罗棉花贸易公司创办人阿巴查则成为农业部长。
在许多经济领域，商人说服政府通过国家管制限制新人进入，包括媒体、钢铁、汽车工业、酒类及水泥，全都以高进入障碍保护政、商关系良好的商人及公司。大商人向统治者靠拢，诸如艾兹（钢铁业）、沙威利斯家族（多媒体、饮料及电信业）、诺赛尔（饮料及电信业），不但接受政府保护及政府合约，向银行贷款甚至毋须附带保证。艾兹既是艾兹钢铁——埃及最大钢铁公司，生产埃及70%的钢铁——董事长，也是国家民主党高级党员及人民大会预算暨计划委员会主席，与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卡莫尔?穆巴拉克交情深厚。
穆巴拉克
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由国际金融机构及经济学家推动，目的在于打开市场，降低政府在经济上的角色。不论在什么地方，这类改革的主要支柱都是国营事业民营化。墨西哥的民营化并未增加竞争，只是把国营的独占事业变成私营的独占事业，结果徒然肥了政、商关系良好的施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埃及。与当政者关系良好的商人对埃及民营化的措施具有强大影响力，使其有利于富有的商人菁英阶层，亦即当地人所说的“鲸鱼”。民营化上路时，整个经济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鲸鱼手中。
其中一位是扎亚特，卢克索集团的首脑。1996年，政府决定将埃及啤酒专卖的阿尔阿拉姆啤酒厂民营化。以萨德为首的财团埃及金融公司参与投标。萨德为地产开发商，并于1995年成立埃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财团还包括前旅游部长萨尔腾、诺赛尔，以及另一名红顶商人拉加。整个团队的关系不错，但还是有所不足，出价四亿埃及镑，却以太低为由遭到退件。扎亚特的关系好得多。他拿不出钱来买酒厂，于是设计了一套施林式的巧妙计划。阿尔阿拉姆的股价第一次在伦敦股市出现浮动，卢克索集团就以每股68.5埃及镑取得74.9%的股份。三个月后，股份一分为二，卢克索便以每股52.5镑全数出手，净利36%，扎亚特乃以此集资，事隔一个月，仅以二亿三千一百万镑就买下了阿尔阿拉姆啤酒厂。当时的阿尔阿拉姆，光是年利润就有四千一百三十万埃及镑，现金储备九千三百万埃及镑。真是一笔好交易。1999年，刚刚民营化的阿尔阿拉姆又买下了民营化的国营葡萄酒公司嘉纳可利，更把独占事业从啤酒扩大到葡萄酒类。嘉纳可利是个非常赚钱的公司，躲在进口酒类3000%的关税后面，销售利润率高达70%。2002年，这个独占事业再度换手，这次是扎亚特把阿尔阿拉姆卖给海尼根，售价十三亿埃及镑，五年之内获利563%。
但诺赛尔并非总是输的一方。1993年，他买下民营化的埃尔纳斯尔装瓶公司。可口可乐在埃及的装瓶及销售，该公司拥有独占权。诺赛尔与当时公共事业部门主管关系良好，使他没经过什么竞争就拿下了所有权，两年后脱手，获利超过当初的三倍。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末期国营电影事业的民营化。政治关系同样成为关键，居然只开放两个家族出价承购并经营，其中一个就是沙威利斯家族。
今天，埃及是个贫穷国家，虽然不像南边的下撒哈拉非洲那样贫穷，但国内仍有40%的人口生活于贫穷之中，每天的生活支出还不到两美元。讽刺的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见，19世纪在阿里的统治下，在制度改革及经济现代化方面，埃及的起步是相当成功的。但在埃及被大英帝国吞并前，阿里确实也曾制造了一波榨取式的经济成长。英国殖民时期，另一套榨取制度出现，并于1954年之后由军方延续下来。整体来说，纵使经济有所成长，教育也有投资，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经济上毫无机会，而新的菁英阶层却靠着政商关系大赚其钱。
在这里，榨取式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穆巴拉克企图建立专制王朝，培养儿子卡莫尔接班。计划眼看成功，却在2011年碰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动荡示威四起，随着他的榨取式政权崩溃告终。纳赛尔担任总统时期，经济制度上颇有些广纳性，政府也开放教育体系，确实提供了以前法鲁克国王统治时期没有的机会。但这也正好说明，榨取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结合是不稳定的。
穆巴拉克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制度变得愈来愈榨取，充分反映了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就某种意义来说，阿拉伯之春就是对这种情形做出的反抗，而且不独埃及如此，突尼斯亦然。突尼斯的榨取式制度成长了三十年，但随着总统本?阿里及其家族在经济上的日趋贪婪也开始出现了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