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寡头铁律
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历史悠久的所罗门王朝，为首的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统筹委员会。统筹委员会所推翻的政权，仿佛是冻结在某个遥远的世纪，错置了时代。王朝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每天抵达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在19世纪所建的大皇宫广场时，宫外挤满显要朝臣，躬身等候他的莅临，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皇帝在议政厅听政，高踞宝座之上（塞拉西身材矮小，为了不使他的双脚悬空，因此特别设置一名仆役，皇帝所到之处都带着垫子跟在一旁，确保皇帝脚下必有安稳的垫子可踏。仆役所携带的脚垫多达五十二个，以应付各种不同状况。）在塞拉西的领导下，是一套极端榨取式的制度，治理国家有如一己私产，顺者昌，逆者亡。埃塞俄比亚在所罗门王朝统治下，毫无经济发展可言。
统筹委员会最初由全国各个军事单位的一百零八位代表组成。海拉尔省第三团的代表是一名陆军少校，名叫孟吉斯图?马里安姆。1974年7月4日，统筹委员会的军官们最初宣布他们效忠皇帝，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逮捕政府官员，测试反弹的强度。等到他们发觉塞拉西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时，就把矛头指向皇帝，并于9月12日将其逮捕，接下来，处决开始了。旧政权的核心政治人物纷纷遭到杀害。到12月，统筹委员会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8月27日，塞拉西身亡，可能死于谋杀。1975年，统筹委员会开始将财产国有化，包括全部的都市与乡村土地，以及绝大部分私有财产。随着政权的威权行径不断提高，反对力量开始在全国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大肆扩张期间，孟尼利克二世挟阿杜瓦战役胜利的优势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北部的厄立特里亚、提格里及东部的奥加登。统筹委员会的暴政统治点燃了独立运动，厄立特里亚与提格里趁索马里军事入侵讲索马里语的奥加登之际发动独立。同一时期，统筹委员会内部发生派系分裂。孟吉斯图少校以其残酷及聪明脱颖而出，他在1977年中击败主要对手，实际掌握整个政权，并于年底接获大批苏联与古巴武器及军队才免于瓦解。
1978年，统筹委员会筹备推翻塞拉西政权四周年庆典。此时孟吉斯图在统筹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大皇宫自逊王罢黜之后就空着，他拿来当作自己统治全埃塞俄比亚的官府。庆典当中，只见他端坐镀金大椅，俨然旧朝诸皇，在那上面检阅部队。政务如今又重回大皇宫处理，坐在海尔塞拉西的宝座上，孟吉斯图自比19世纪中叶中兴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特沃德罗斯。
当时的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图成为独裁者的变化，乔吉斯也有生动描述：
“孟吉斯图露出了原形：睚眦必报、残忍、霸道……我们当中许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儿们的样子，如今却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立正站好，毕恭毕敬。以前跟他说话，我们总是你呀你的，现在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称“您”了。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从海尔塞拉西到孟吉斯图，从塞拉利昂英国殖民总督到史蒂芬斯，这中间的转移，道尽了恶性循环的模式，其极端与怪异实在值得奉上一个特别的称号。如同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提过的，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之为的寡头铁律。米歇尔斯强调，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然。米歇尔斯或许没有想到，这恰好呼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评论：历史是会重演的——首演是悲剧，重演则是闹剧。
非洲许多后独立时期的领袖，和他们取而代之的殖民地政权及皇帝如出一辙，不仅搬进同一座宫殿，运用同一个恩庇网络，使用同样的手法操纵市场与榨取资源，而且往往变本加厉。坚定反对殖民的史蒂芬斯竟然也想掌控曼德族，跟英国一样；他所依赖的一批酋长，也正是英国人赋予权力控制内陆的同一批人；处理经济事务他也亦步亦趋，用同一个产销协议会剥削农民，用相似的独占事业垄断钻石；这确实是一场闹剧。还有卡比拉，同样也是闹剧，悲惨的闹剧：他挥军反对蒙博托的独裁，誓言解放老百姓，终结导致国贫民困的贪污腐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更荒谬的是，他居然听信蒙博托时代的新闻部长伊隆哥，在他的怂恿和协助下，大搞个人崇拜，而蒙博托政权剥夺大众的模式，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刚果自由国国王利奥波德创造的。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军官孟吉斯图，有朝一日也住进了皇宫，自比皇帝，还如同海尔塞拉西与之前的帝王一样积累自己和亲信的财富，这当然也是闹剧。
这全都是闹剧，但其悲惨更胜于原版的悲剧，而且不只是因为希望破灭而已。史蒂芬斯与卡比拉和非洲许多统治者如出一辙，都是以杀戮政敌开始，然后以屠杀无辜百姓告终。孟吉斯图与统筹委员会的政策使得原本土地肥沃的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饥馑。历史在重演，但演出却扭曲变形。1973年瓦娄省发生饥荒，海尔塞拉西视若无睹，最后导致群起反对他的政权。塞拉西视如无睹也就罢了，孟吉斯图更把饥荒视为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历史不仅是闹剧，是悲剧，对埃塞尔比亚及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的老百姓来说更是异常残忍。
寡头铁律——恶性循环的特殊面向——就是新领袖承诺做激进的变革，但在推翻旧统治者之后，不但承诺落空而且变本加厉。就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恶性循环的其他形式，寡头铁律更令人难以理解。美国南方与危地马拉榨取式制度的顽强持续，其逻辑非常清楚。同一个群体几百年来不断宰制经济与政治，譬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大户，即使碰到了挑战，他们的权力仍能不动如山，继续维持并重新创造一套类似的榨取式制度，让他们再度获利。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打着激进变革的旗帜取得权力，却又再度使用相同制度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度显示，恶性循环比初看起来要更加强韧。
但并非所有的激进变革都注定失败。光荣革命就是激进变革，其结果堪称两千年来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激进，尽管有无政府状态、恐怖暴力以及拿破仑的蹿升，但并未让旧制度败而复活。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广纳式的制度之所以出现，与三个因素大有关系。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由此获利。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阵营的关键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现，使自己再度成为牺牲品。
其次，这两个个案都是以广大的联盟为基础。例如，光荣革命就不是小团体或特定利益所发动的政变，而是一次获得商人、实业家、士绅，以及各种政治团体支持的运动。大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亦然。
第三个因素则和英国及法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有关。这两个国家为自己打造的环境都有利于更广纳式的新政权得到发展。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国会和分权的传统，在英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法国则可以推至显贵会议。更重要的是，两次革命发生时，专制政权或有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条件都已经弱化。惟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于新统治者或小团体控制政府，滥用当时的经济财富，建立既不受监督又能维持长久的政治力量。法国大革命后期，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所领导的小团体虽然大权在握，而且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毕竟只是暂时的，并未阻断通往更广纳式制度的道路。相对地，在有些社会中，极端榨取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行之多年，统治者的权力不受节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类社会中，既没有新一代的商人支持并资助反对力量，抗衡现行政权，争取更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广泛的联盟足以构成彼此的牵制，更没有政治制度足以遏止新统治者篡夺并滥用权力。
其结果不难想象，在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及刚果，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抵抗，往广纳式制度的移动更不容易展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手握大权掌控政府的人，这些地方也没有传统的制度可以加以节制。非洲某些地方存在这类制度，有的地方，如博茨瓦纳，甚至在殖民时期都还存在。但在塞拉利昂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制度就不发达，就算有，也被间接统治扭曲了。在英国别的非洲殖民地，诸如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情形也是如此。至于埃塞俄比亚，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下，这类制度根本就付诸阙如。在刚果，原住民的制度则被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及蒙博托的独裁政策阉割殆尽。在这些社会，也不会有新一代的商人或企业家支持新政权，并要求保障财产权，终结旧的榨取式制度。事实上，只要是殖民时期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企业或商业留下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独立国家，通过政府的计划及私人部门的经营，将可以带来经济成长。但事实上根本没有私人部门——除了农村，但农民在新政府中却又没有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个猎物。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些地方，只要有权在手，就会有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但吸引肆无忌惮之辈，譬如想要独揽大权的史蒂芬斯，另一方面，一旦当权了，他们连最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恶性循环因此无法打破。
（5）负向反馈与恶性循环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三百年里的某个时间点，成功发展出广纳式制度。这些制度经由良性循环的过程而续存下来。即使开始时广纳性有限，有时候甚至极为脆弱，但却产生了动力，创造出正向反馈的过程，逐渐扩大广纳性。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变成民主政体。差得远了，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广纳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
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良性循环。广纳式政治制度对权力的行使及滥用形成节制，同时也有利于创造广纳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头来增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力。
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由于财富不是集中在小群体的手里，他们无法利用经济力量不成比例地扩充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因此也削弱了每个群体或野心勃勃的人企图掌控政府的诱因。各种因素在关键时期汇聚，包括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带来的机会及挑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都是广纳式制度的肇因，如同英格兰的例子所显示。但是当广纳式制度到位了，便不再需要相同因素的汇聚才能保障制度的续存。良性循环虽然依旧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但却能够使制度延续，甚至释放活力，带领社会走向更大的广纳。
良性循环使广纳式制度得以持续，恶性循环则产生巨大的力量使榨取式制度得以延续。我们将在第十四章看到，历史并非定数，恶性循环也非不能打破。但恶性循环是具有韧性的。它会创造强大的负向反馈过程，以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造榨取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续存打下基础。在危地马拉，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同一批菁英阶层的人，先是在殖民统治下，然后在独立之后，持续把持权力不放，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榨取式制度充实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的财富则为他们的统治支配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美国南方的庄园经济，恶性循环同样一览无余，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也展现了恶性循环遭到重大挑战时的韧性。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的种植大户失去了经济与政治控制权，庄园经济的基础——奴隶制度——遭到废除，黑人获得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只不过内战并未彻底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政治力量或其经济基础，到头来，他们仍然能够改头换面重建其体系，凭借其当地的政治力量达到同样的目的：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工供庄园使用。
当然，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菁英阶层控制榨取式制度并因此获利，进而得以持续壮大——并非恶性循环的唯一形式。一种刚开始令人想不通，但同样恶性也同样真实的负向反馈形式，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例如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这种形式为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这种类型的恶性循环，其逻辑在事后来看也很容易理解：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推翻前独裁者并承接国家政权的人，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基本上也不会受到节制；至于榨取式经济则意味着，只要大权在握、剥夺别人的资产、设立独占事业，利益及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当然，寡头铁律并非真正的定律，不像物理学定律那样。它无法指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譬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日本的明治维新告诉我们的。
在许多转向广纳式制度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取得权力的广泛结盟，能够挺身反对专制统治，并以更广纳、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专制统治。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在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寡头铁律之所以可能不只是因为既存的制度是高度榨取性的，同时也因为前者的独立运动及后者统筹委员会的政变都不是由广泛的结盟所发起，而是由想要夺取权力以便自己榨取利益的个人及团体发动的。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个面向，更具有毁灭性，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玛雅城邦时曾讨论过。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统治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因而会有许多人想夺取政府、掌控制度。所以，榨取式制度不只为下一个更高榨取性的政权铺路，同时也会引发不断的内斗及内战，造成人民的更大痛苦，甚至摧毁这些社会所达到的些许中央集权。这往往也会导致法纪荡然，政府失灵，政治混乱，把经济繁荣的希望摧毁殆尽。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