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奴隶到吉姆-克劳
在危地马拉，在菁英阶层的严密控制下，榨取式制度一直从殖民时代持续到现代。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适应环境改变的结果，譬如强占土地就是咖啡产业起飞带动起来的。美国南方的经济制度同样也是榨取式的，直到内战为止。经济与政治由南方的菁英阶层控制，就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及奴隶的庄园主。奴隶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权利，事实上，他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因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而比北方贫穷得多。南方缺少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极少。1860年，南方制造业的总产出还比不上宾夕法尼亚、纽约或马塞诸塞一个州。相较于东北部有35%的人生活在都市，南方只有9%。铁路的密度（铁路里程数除以土地面积），北方高出南方三倍，运河里程数的比例亦同。
地图18所示为1840年美国各州奴隶占人口的百分比。很明显，在南方的某些州，奴隶占极大比例，譬如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奴隶占人口的比例高达95%。地图19所示则是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188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当然，如果拿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却清楚说明了北方与南方的差异。在东北方多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超过10%，相对的，在南方，尤其是奴隶高度集中的地区，制造业的人口基本上是零。
甚至在南方专精的领域上，它的创新表现也乏善可陈。从1837年至1859年，与玉米及小麦相关的发明，平均每年发表的专利分别是十件和十二件；同南方最重要的作物棉花相关的专利，平均每年只有一件。工业化及经济成长何时会起步，一点迹象都没有。但内战失败之后，经济及政治的基本改革上路，奴隶制度废除，黑人也有了投票权。
这些重大的改变为南方开启了彻底的转型，从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并将南方带上经济繁荣的道路。但恶性循环再一次展现。榨取式制度阴魂不散，这一次不再是奴隶，而是“吉姆?克劳”（Jim Crow）在南方涌现。吉姆?克劳一词源自19世纪初期一出讽刺剧“詹璞?吉姆?克劳”（Jump Jim Crow），由戴“黑面”的白人饰演黑人，这个词后来指的是1865年之后南方为种族隔离所制订的各种法律。这些法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另一波巨浪——民权运动——兴起。同一时期，在权力上，黑人持续遭到排挤与压迫，以低工资及教育贫乏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庄园式农业仍很普遍，南方的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顽强程度远超过众人预期。
大卫-佛里蒙《吉姆克劳法和种族主义》
尽管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黑人也拥有了投票权，南方的经济及政治轨迹却未改变，关键在于黑人的政治力量过于薄弱，经济又无法独立。南方的种植大户虽然打了败仗，却赚得了和平。这些地主仍然极有组织，也仍然拥有土地。内战期间，解放的奴隶曾经得到承诺，只要奴隶制度废除，他们就可以获得四十亩土地及一匹驴子，有的人甚至在谢尔曼将军的著名战役期间就已经得到了。但在1865年，约翰逊总统撤销了谢尔曼将军的命令，期待中的土地重新分配从来没有发生。国会针对此一问题辩论时，众议员朱利安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如果贵族力量的旧农业基础仍然存在……国会又有什么办法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呢？”这就是旧南方的“恢复”以及旧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持续不坠的开始。
社会学家维纳研究阿拉巴马州南部棉花主要产地黑人带（Black Belt）五个郡的种植大户。他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资料追踪当地家族，将不动产价值一万美元以上的列入考虑，结果发现，1850年的二百三十六个种植大户中，到1870年仍有一百零一个存留。有趣的是，此一存留的比例和内战前的情形非常相近：1850年时二百三十六个最富有的种植大户家族，十年之后仅一百一十个存留下来。然而，1870年时二十五个拥有最多土地的种植大户中，有十八个家族（占72%）在1860年就已经名列菁英阶层；其中十六个在1850年就已经属于菁英集团。内战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种植大户的伤亡却只是少数。法律由种植大户设计，也为种植大户服务，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只要达到二十个，就有兵役豁免权。当成千上万的人为保卫南方的庄园经济而阵亡时，许多大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却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够确保庄园经济的持续不坠。
战争结束后，控制土地的种植大户还是能够控制劳动力。尽管奴隶经济制度已经废除，证据显示，南方以庄园式农业及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仍然持续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维持不坠，其中包括把持地方政治及运用暴力。其结果是，用美国非洲裔学者杜波依斯的话来说，南方变成“一处恐吓胁迫黑人的武装营区”。
1865年，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黑人法，为压迫黑人劳工竖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危地马拉的177号行政命令如出一辙，阿拉巴马黑人法的内容包含游民法规，以及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内战之后，从1865年至1877年是所谓的“重建”时期。这段期间，在联邦军的协助下，北方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推动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南方菁英阶层却以支持所谓的“恢复派”为掩饰，有系统地开始反扑，重建了旧体系。1877年总统选举海耶斯需要南方在选举人团中的支持。沿用至今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间接选举制度的核心。公民的选票并不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在选举人团中选出总统。南方人同意支持海耶斯，但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联邦军队退出南方，一切交由南方自行处理。海耶斯同意。在南方的支持下，海耶斯当选，如约撤出军队。1877年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战前的大种植户卷土重来，南方的“恢复”包括开征新的人头税，以及投票需接受识字测验，目的无非是要有系统地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连贫穷的白人也不例外。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得逞，结果造成民主党一党执政，政治权力大半落入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手里。
吉姆-克劳法制造了黑白隔离而且质量较差的学校。举例来说，1901年阿拉巴马修改州宪法，目的就是为此。令人惊讶的是，阿拉巴马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虽然已经不再施行，却仍陈述如下：
“立法机构有责任建立及维持公立学校体系，分配公立学校经费，区隔白人及有色人种孩童的学校。
立法机构应在州内建立、组织及维持自由开放的公立学校体系，造福7至21岁的孩子。公立学校经费应按学龄学生人数的比例分配各郡，并应按照此一比例分配郡内各地区或城镇的学校，尽其所能提供地区或城镇同样的学期长度。必须提供白人与有色人种孩童不同的学校，不同种族的孩童不得进入另一种族的学校就读。”
2004年，修改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的修正案在州议会中以些微票数落败。
剥夺公民权、诸如阿拉巴马州黑人法的游民法规、各种吉姆?克劳法，乃至三K党（Ku Klux Klan）的暴力行为，往往都有菁英阶层的资助与支持，这些事情将内战之后的南方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种族隔离社会，白人与黑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同南非一般，所有这些法令与措施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控制黑人及其劳动力。
南方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华盛顿也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存在。举例来说，任何联邦计划或公共建设，只要会危及南方菁英阶层对黑人劳动力的控制，他们必会全力阻挡，不令通过。结果是，尽管进入了20世纪，南方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教育水平低落，工业技术落后，没有机械设备的协助，仍然使用手工操作及驴子的力量。都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增加，但却远低于北方。举例来说，1900年时，南方的都市人口占13.5%，相较之下，东北部地区则为60%。
总而言之，建基于地主菁英阶层的权力、庄园式农业，以及低工资、低教育的劳动力，美国南方的榨取式制度顺利进入了20世纪，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动摇，并在民权运动摧毁其政治基础后才真正瓦解。也只有到了1950年与1960年代，这些制度完全走入历史之后，南方才开始迅速与北方趋同。
美国南方的例子充分显示了恶性循环韧性十足的另一面：如同在危地马拉，南方的种植大户菁英阶层始终大权在握，他们架构经济与政治制度，确保权力的延续。但不同于危地马拉的是，内战失败后，奴隶制度废除，彻底排除黑人参政的宪法规定逆转，美国南方面对着重大挑战。但办法不是只有一种，重要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控制着庞大的土地，仍然有良好的组织，就能架构出一套新的制度，以吉姆?克劳取代奴隶制度，达到相同的目标。事实证明，恶性循环之顽强，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包括林肯在内。以榨取式政治制度为基础，制造出榨取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回过头来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为经济的财富及权力收买了政治权力，恶性循环于是形成。当四十亩地及一头驴子落空时，那就表示南方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经济力量丝毫未变。既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幸的则是，南方黑人的命运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丝毫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