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赐封到强占土地
1993年1月14日，卡比欧宣誓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并任命卡斯第洛为财政部长，西尼巴迪为发展部长。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祖先都是16世纪初来到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征服者。卡比欧著名的先人是卡多纳，卡斯第洛则与贝纳尔?卡斯第洛有血缘关系，后者亲身参与征服墨西哥，所写的纪事是最著名的见证之一。科尔蒂斯为酬赏他的功劳，任命他出任圣地亚哥（现在的危地马拉的安提瓜）总督。卡斯第洛与卡多纳两个人都跟其他征服者如阿瓦拉多一样，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危地马拉社会学家阿尔竺的分析指出，危地马拉有一个由二十二个家族组成的核心群体，并通过婚姻与核心以外的二十六个家族结合。她所做的系谱及政治研究显示，这些家族从1531年起就掌控了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若将哪些家族属于这个菁英阶层的定义再放宽一点，那么在1990年代，这些人占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强。
在塞拉利昂以及多数下撒哈拉非洲，独立后，领导人承接了殖民政权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但在危地马拉，如同我们在大部分中美洲地区所看到的恶性循环，其形式更为简单也更为赤裸：拥有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架构制度，确保其权力得以延续，而且无往不利。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不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不坠，使统治阶层的同一批人得以持续当权，也使得低度发展持续不变。
西班牙征服时期，危地马拉已经居民稠密，玛雅人的总人口数约在两百万左右。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南美洲，疾病与剥削同样导致大量死亡，总人口数直至1920年代才又恢复到此一水平。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赐封制度下，征服者都可以分配到原住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及秘鲁所看到的殖民情况，赐封是一套强迫劳役制度，后来由产品配销制度取代，这在危地马拉又称为“诫命”制度。菁英阶层的组成包括征服者后裔及少数原住民，不但享有各种强迫劳役所带来的福利，而且通过名叫贸易领事馆的商业行会组织来掌控贸易，实行独占。大部分危地马拉人住在高山上，远离海岸。由于运输费用高昂，以致出口经济不振，刚开始时，土地并没有什么价值，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原住民手里，这些人拥有的大片称为“合作农场”的共有土地，其余部分则多属于无主之地，名义上为政府所有。如此一来，控制贸易并征收赋税当然要比掌控土地更能生财。
和在墨西哥一样，危地马拉的统治阶层也把加的斯宪法看成眼中钉，恨不得跟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一样早日宣布独立。在与墨西哥及中美洲联邦短暂结盟后，1839年至1871年间危地马拉处于卡瑞拉的独裁统治之下。这段时期内，征服者后裔与原住民菁英阶层大多因循殖民时代的榨取式经济，贸易领事馆并未随着独立而有所改变。虽然这是当初西班牙王室设立的机构，但共和政府却乐得将它保留下来。
如同墨西哥一样，独立不过是当地既有菁英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一如往常继续掌控让他们获利良多的榨取式制度。讽刺的是，这段期间贸易领事馆依旧执掌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务。但一如独立之前，贸易领事馆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它虽然负有基础建设如港口及道路的开发责任，但就和奥匈帝国、俄罗斯及塞拉利昂一样，这种事往往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可能动摇到制度的稳定。因此，对于基础建设的开发，抗拒总是多于落实。举例来说，当时可用的港口都在加勒比海，而且全都被贸易领事馆掌控。濒临太平洋的苏奇特佩克斯计划开辟一个港口，但领事馆根本不愿意碰太平洋这一边，因为这个地区一旦有了港口，就会为高原城市如马萨特南哥及克隆尔特南哥提供更方便的出口，并为货物打开新的市场，如此一来，势将威胁到贸易领事馆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全国道路的兴建本来也是贸易领事馆的责任，但道理也一样。因此，开路根本免谈，以免强化了竞争者，或在未来危害到本身的垄断。危地马拉西部及洛萨多地区的克隆尔特南哥也有同样的交通要求。但洛萨多与苏奇特佩克斯之间的交通一旦获得改善，就会产生新的商人阶级，成为竞争者，威胁到首府地区的贸易领事馆商人。道路于是没有获得改善。
这种菁英统治的结果是，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快速改变时，危地马拉却陷入了时光扭曲，停顿在19世纪。但危地马拉终究逃不过外面世界的影响。拜科技创新所赐，如蒸汽火车、铁路及更快速的新型船只，运费因而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西欧及北美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许多产品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正是这些产品的潜在产地。
19世纪初，靛青跟胭脂两种天然染料是主要出口的产品，但咖啡显然更有利润。危地马拉有许多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咖啡栽种乃开始扩散，而且完全未经贸易领事馆的协助。等到世界市场的咖啡价格看涨，国际贸易扩张，有暴利可图时，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开始对咖啡产生兴趣。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卡瑞拉终于在1871年遭到推翻，举事者就自称是自由党。自由主义的含义或许因时而异，但在19世纪的美国及欧洲，它的含义类似今天所谓的放任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但在危地马拉，情况稍微不同。最初由格拉纳多领导，1873年之后由巴里奥斯接手，危地马拉的自由党人多半并非怀抱自由派理想的新人，大体上来说，当权的仍然是那些旧家族。他们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重整经济体系，大肆开发咖啡。他们的确在1871年废除了贸易领事馆，但整体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这时候，咖啡的生产及输出成了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
咖啡生产需要土地及劳工。为了弄到土地开辟成咖啡田，自由党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但事实上根本就是强占土地，任他们夺取原来共有的或政府的土地。尽管抗争激烈，但由于危地马拉的高度榨取式政治制度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菁英阶层还是获得了胜利。1871年至1883年间，将近一百万亩土地，大部分是原住民共有地及荒地，落入菁英阶层手中，从此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目的是要成就巨大的产业。私有化土地的拍卖，买主通常都是传统的菁英阶层以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至于协助大地主取得劳工，则是通过自由党政府的强制力量，将各种劳役体系加以改组或强化。1876年11月，总统巴里奥斯行文危地马拉各省省长，予以指示：
“国家现有广大区域的土地有待耕耘开发，需要用到迄今仍然置身国家生产行列之外的劳工，阁下当尽力协助农业的外销：
1、 凡有辖内农田地主要求劳工，所需无论五十或一百，请阁下自辖区内的印第安人乡镇供应。“
独立之后，强制征用劳工的产品配销制度始终没有废除，但现在它的范围及时间都增加了。1877年117号行政命令规定，产业若在同一管区，雇主可申请并接受政府派遣最多六十名劳工，为期十五天，若在管区之外，为期三十天。雇主若有需要，可重新提出申请。劳工召集属强制性的，除非劳工出示工作薄，显示最近已服过此类劳役，且工作表现良好。所有乡村劳工强制携带工作薄，里面记载的包括服务过的对象，以及欠工记录。许多乡下劳工都欠雇主的工，欠工的劳工未经允许不得脱离现任雇主。177号命令进一步规定，唯一可以免召的理由就是出示欠工的记录。劳工完全被绑死。这些规定之外，还通过了许多游民法，任何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一份工作，马上就会根据产品配销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强制劳役制度加以征召，或强制他接受农场的雇佣。如同19及20世纪的南非，1871年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原住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屈就低工资的工作。配销制度一直存在到1920年；工作薄以及全套游民法则要到1945年才废除；那一年，危地马拉第一次尝到短暂的民主滋味。
1871年之前，危地马拉菁英阶层的统治都是通过军事强人，咖啡产业起飞后，他们依旧如此。乌比克在1931年至1944年担任总统，任期最长。1931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乌比克完全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会笨到跟他作对。和贸易领事馆一样，任何事情，只要会促成创造性破坏，或危及他的政权以及他与菁英阶层的利益，他都反对到底。因此，他反对工业的理由和奥匈帝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及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如出一辙：工业劳工会制造麻烦。在一项堪称空前绝后的立法中，他的压迫偏执狂表露无遗，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诸如“劳工”、“工会”及“罢工”，任何人如果用了这类字眼，便有牢狱之灾。乌比克尽管有权，但菁英阶层才是幕后牵线人。1944年，反对力量崛起，叛逆的大学生带头，开始组织示威，民众的不满高涨，6月24日，有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菁英阶层，签署了一封谴责该政权的公开信“三三一备忘录”。7月1日，乌比克辞职下台。1945年，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民主政权，但在1954年遭到政变推翻，并导致一场血腥内战，直到1986年危地马拉才重获民主。
对于自己建立的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西班牙的征服者一点都不感到良心不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新世界，无非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举例来说，给予劳工征用权的赐封制度只是一时之计。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再持续四百年的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一路下来曾经有过重大改变，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的形式有变，但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及菁英阶层的认同没变。在危地马拉，赐封、产品配销及贸易独占让位给了工作薄及强占土地，但多数的玛雅原住民仍然继续扮演低工资的劳工角色，没受教育，没有权利，没有公共服务。
如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服务，并延续菁英阶层同一批人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