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主的缓慢进程
对黑面法案所做出的回应让英国老百姓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其实比自己以前所了解的要多。通过请愿与游说，他们可以在法院及国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与经济利益。但是，这样的多元政治还没有产生实际有效的民主。多数的成年男人还不能投票；妇女也不行；在当时的民主政治结构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不仅保留了已经成就的成果，而且对更大的广纳性敞开了门户。18世纪的英国菁英阶层未曾遭遇过严重的挑战，仍然紧紧抓着权力不放，但形势却对他们不利。这一批菁英阶层的崛起，靠的是挑战君权神授，并打开了人民参政的大门，但当时他们只把这种权利给了极少的少数人。当然，愈来愈多老百姓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等时间来到1831年，他们就起而要求了。
19世纪的前三个十年，英国的社会动荡不断增加，其起因则是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公民权遭到剥夺的民众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权。1811年至1816年的卢德派暴乱，起因是工人相信新技术的引进将减少他们的收入，因此起而抗争；接下来的暴乱，包括1816年的伦敦斯帕广场暴乱及1819年的彼得鲁屠杀，则明显是政治权利的要求。1830年，农业劳工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及新技术的引进，发生了斯温暴乱。同一时间在巴黎，1830年的七月革命爆发。菁英阶层开始形成共识，认为不满已经达到了沸点，若要缓解社会的不安并防止革命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满足群众的要求，进行国会改革。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1831年的选举几乎只有一个议题：政治改革。在华博尔爵士死后将近一百年，辉格党对老百姓的希望做出了较大的回应，以扩大投票权为竞选的主要诉求。但实际上只是要小幅增加选民而已。普选，甚至只是男性，根本还谈不上。结果辉格党赢得选举，党魁格雷伯爵成为首相。说到激进，格雷还差得远。他和辉格党推动改革，并不是认为放宽公民资格是该做的事，也不是想要分权。英国的民主并不是靠菁英阶层的施舍得来，而是英格兰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平民百姓，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洗礼中得到了力量，奋力争取得来的。光荣革命促成了政治制度的质变，他们因此而受到鼓舞。同时，改革被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菁英阶层知道，要延续自己的统治，唯一的道路就是改革，即使只是稍微放宽一点也行。格雷伯爵在国会发表他支持政治改革的著名演讲，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说到反对国会每年一选、普选及投票，没有人比我更坚决的。我的目标不在于支持，而是要打消这样的希望和念头……我的改革原则，无非是避免走上革命……改革，为的是要保存而不是推翻。“
人民当然不会以投票为满足，而是要取得席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此，宪章运动知之甚深。这一派人马在1838年之后推动普选，因采纳人民宪章而以宪章为名，并欲以此与大宪章媲美。普选及全民投票，对人民之所以意义重大，宪章派的史蒂芬斯做了生动说明：
”普选的问题……是一个刀子和叉子的问题，一个面包和奶酪的问题……说到普选，我要说的是，一如身上有一件好外套、头上有一顶好帽子、为家人遮风蔽雨有一个好屋顶、桌上有一顿好晚饭，乃是这块土地上每个劳动者的一项权利。“
史蒂芬森再清楚不过，要使英国老百姓拥有更大的权利，保证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个屋顶及一顿晚饭，普选乃是最为可长久的办法。
最后，格雷伯爵的两个如意算盘都得逞了，一方面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另一方面，毋须大费周章弄什么普选就缓解了革命的浪潮。1832年的改革算是最温和的，公民投票人数虽然加倍，却只是从8%的男性成人增加到16%（从人口的2%增加到4%）。另外则是取消了有名无实的选区，把独立代表给了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和谢菲尔德。但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一箩筐。没过多久，要求更大投票权的呼声以及更进一步的社会动荡便随之而来。为了做出回应，进一步的改革也随之而来。
英国的菁英阶层为什么会向这些要求让步？格雷伯爵为什么会觉得局部改革——真的很局部——是保存现行制度的唯一办法？他们为什么会两害相权——改革或革命——取其轻，而不是一意孤行，不做任何改革，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西班牙征服者在南美洲的所作所为；数十年后，当改革的要求兴起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君王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国自己在加勒比海和印度的所作所为，亦即用武力镇压这些要求，他们难道做不到吗？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及政治改变在英国已经发生，对菁英阶层来说，武力镇压已经毫无吸引力，可行性也愈来愈低。诚如汤普森所说：
“1790年至1832年的抗争放出了信号，均势已然改变，英格兰的统治者面对着紧要的抉择，要么把法治摆到一边，拆掉他们精心设计的宪法架构，撤回他们的承诺，遂行武力统治，要么就是交出统治，放下霸权……举步之初，虽然不免踌躇……但到了最后，他们总算没有糟蹋自己的形象，不曾践踏一百五十年的宪法合法性，而是在法律面前俯首。“
从另一方面看，在黑面法案时期，同一股使英国菁英阶层不致推倒法治大厦的力量，也曾经使他们回避了镇压及武力统治，才没有使整个体系陷入动荡的险境。当时，如果破坏法治，强制实施黑面法案，势必削弱由商人、实业家及士绅名流在光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制度，同样的，1832年如果树立的是一个高压的独裁政权，其结果必然也是一样。事实上，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法治在那段期间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象征意义，当时支持国会改革、组织推动抗争的人心中非常清楚，并不遗余力地阐明这一点。在追求国会改革的第一波中，有一个组织名叫汉普顿俱乐部用的是一个国会议员的名字。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当年，汉普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查理一世的船税，结果导致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第一次起义。
此外，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具有正向反馈的功能，使这一类的行动具有吸引力。广纳式经济制度使广纳式市场得以发展，进而促成更有效率资源分配，成为一种更大的动力，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创新技术。到1831年时，在英国，所有这些力量都动了起来。打压公众的要求，对广纳式政治制度进行变革，都会毁掉这些成就，而菁英阶层反对更大的民主化及更大的广纳性，到头来则可能发现，自己的富贵也将一并埋葬于废墟之中。
这种正向的反馈还有另一个面向，亦即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下，权力的控制比较不集中。在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如本书第八章所述，由于未能工业化及改革，到头来，君主及贵族所失去的更多。相反的，19世纪初的英国，广纳式经济制度得以发展，加上没有农奴，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相对比较小，受到进入障碍保护的垄断也不多，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就英国的菁英阶层而言，抓着权力不放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良性循环还有另外一层道理，亦即高压手段的可行性愈来愈低，这也是因为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的正向反馈的结果。在资源的分配上，广纳式经济制度比榨取式制度来得公平。就此而言，便有利于公民的壮大，因而创造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局面，即使角逐的是权力亦然。这样一来，少数的菁英就比较不容易欺压人民大众，反而会对他们的要求让步，或至少做某些退让。英国的广纳式制度也孕育了工业革命，这又使得英国高度都市化。都市人集中居住，多少有其组织及自主性，这样的一群人，相较于农民或没有自主性的农奴，想要施以压制自然困难得多。
因此，良性循环在1832年为英国带来了第一改革法案。但这还只是开头而已，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菁英阶层1832年所交出来的东西，都是他们心目中不得不放手的，至于其他的则免谈。国会改革的议题要到1838年才由宪章运动提出，他们的人民宪章包括以下条款：
“凡年满二十一岁、心智正常、不在服刑中的男性，皆拥有投票权。
投票——保障选举人选举权的行使。
国会议员无任何资格限制——惟其如此，选民得以不论贫富选出自己中意的人选。
国会议员为有给职，惟其如此，才得以使诚实的商人、劳动者或其他人等服务选区，放下自己的事业，专心于国家利益。
选区平等，确保同样数量的选举人拥有相同数量的代表，不致使小选区吞掉大选区。
国会每年一选，惟其如此，才能最有效地检验贿赂及恫吓，以免收买选民一买就是七年（甚至连选票一起），十二个月的任期（在普选制度下），任谁的钱包都买不起一个选区；如此一来，任期只有一年，国会议员便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蔑视并出卖选民。“
这里的“投票”，指的是秘密投票，终结亮票行为，以免选民遭到收买或胁迫。
宪章运动发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这段期间，国会则在不断讨论未来改革的可能。1848年之后，宪章运动虽然分裂，但1864年及1865年先后有国家改革同盟及改革联盟继起。1866年7月，海德公园举行支持改革的活动，演变成重大暴乱，再度将改革权利拉升到政治议程的首位，所造成的压力全都成了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的红利：选民总数加倍，劳工阶级选民成为所有都市选区的多数。不久之后，秘密投票实施，并大力扫除腐败的选举行为，譬如“招待”（主要是买票，以选民接受招待做为交换，通常包括金钱、食物和酒类）。到1884年的第三改革法案，选民数又加倍，6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明定，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年男性都具有投票权，年满三十的女性纳税人或嫁给纳税人的女性亦同。到了1928年，所有女性的投票权条件终于与男性完全相同。二战期间，1918年的各项措施付诸协商，这中间反映了政府与劳工阶级的交换，因为在从军打仗及军火生产上，政府都需要后者。另一方面，政府或许也警觉到了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随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在同步前进。第一改革法案的重大结果之一是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谷物法禁止谷类及麦类进口，使这类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大地主仍有暴利可图。曼彻斯特及伯明翰选出的国会议员要的是廉价的谷物及低价的劳工，他们获胜，使地主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19世纪一路下来，选举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改变相继发生，更多的改革随之而来。1871年，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开启公开招考公务人员的大门，人事任用是依照才能，都铎时期即已开始的政治集权过程及政府体制建构也因此延续。这段时期中，自由党及托利党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都订定了相当多的法律。举例来说，雇主依法可以限制工人流动的主人与仆役法遭到废除，就此改变了劳动关系，变成对工人有利。1906年至1914年间在阿斯奎兹及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开始运用政府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健康及失业保险、政府出资的养老年金、最低工资，并承诺重新分配税负。这些财政改革的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在20世纪的最初三十年再度加倍。税制也随之“进步”，比较富有的人税负较高。
同时，原来的教育体系不是由宗教派别经营、仅供菁英阶层就读，就是穷人子弟必须缴费，到后来才对平民百姓比较开放；1870年的教育法首次明定政府实施全民教育。1891年，教育成为免费。1893年将毕业年龄定为十一岁，1899年增至十二岁，并未穷困家庭儿童订定特别条款。这些改变的结果是，十岁儿童的入学比例从1870年令人失望的40%，到1900年增加为100%。最后到1902年的教育法大幅扩充学校资源，并引进文法学校，后来成为英国中级教育的基础。
事实上，英国的例子充分展示了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并为“渐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了一个范例，其政治改变是朝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迈进，而且是人民力量展现的结果。但这一切改变也是渐进的。每十年一步，有的大，有的小，朝民主前进。每一步的踏出都有冲突，其结果都因各自的情况而异。但不管怎么说，良性循环产生的力量降低了权力争夺所衍生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法治的落实，因此，当老百姓要求菁英阶层自己曾经向斯图亚特王朝要求的东西时，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冲突不太大可能演变成全面摊牌的革命，以更大的广纳性收场反而比较可能。这种渐进的改变有极大的好处。就菁英阶层而言，相较于全盘推翻整个体系，其威胁性小得多。由于每踏出去的一步都不大，面对要求时，让步的可能性才大于全面摊牌谷物法的废除未曾造成重大冲突，部分原因在此。到了1846年，地主再也无法控制国会立法，这就是第一改革法案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在1832年的选举权扩大中，如果把自治市的改革及谷物法的废除同时搬上台面，地主的抗拒可能就会强烈得多。正是因为第一次的改革幅度不大，谷物法的废除后来列入议程时才没有酿成冲突。
渐进的改变也可以避免冒险闯入未经勘探的领域。既然是用暴力推翻一个体系，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拔除掉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一次的民主实验结果演变成了恐怖统治，然后又开倒车，两度退回专制君主，直到1870年才有法国的第三共和。俄罗斯革命也是如此。大家心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比俄罗斯帝国更公平的新体系，结果却来了一个一党专政，其暴力、血腥及邪恶尤胜于遭到取代的专制王朝。在这些社会中，渐进的改革之所以可行而且可欲，则要归功于光荣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多元化，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法治。
英国保守派政论家柏克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在1790年这样写道：“一栋大厦，长久以来勉强还可以满足社会的共同目标，而眼下又还没有证明可靠的典型及模范时，居然有人敢冒风险将之拆除或重建，不管是谁，都应千万小心谨慎才对。”若就大处着眼，柏克此言差矣。法国大革命所废掉的毕竟是一栋破败的大厦，更何况还为广纳式制度开出了一条道路，使法国乃至大部分的西欧都得到好处。但话又说回来，柏克的提醒却也不无道理。英国的政治改革就是渐进的，这个过程从1688年开始，到柏克死后三十年才加快脚步，但也因为是渐进的，所以才更有力量，更难阻挡，也才更为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