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禁止船运
专制统治不只出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许多亚洲国家也是，而且同样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阻碍了工业化。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以及鄂图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充分展现了这种模式。从公元960年1279年的宋朝，中国在许多科技创新上领先世界。中国人发明时钟、罗盘、火药、纸和纸币、瓷器，并且比欧洲更早利用鼓风炉来制造铸铁。中国人也独立发展出转轮和水力，与这些发明出现于欧亚大陆另一端大约同时。中国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水平至少和欧洲一样高。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已是集权国家，采用以才干为任用标准的文官制度。
然而中国也是专制统治，而宋朝期间的成长也是在榨取式制度下的产物。社会上除了君主外，各种群体没有政治代表，也没有类似英格兰国会或西班牙科尔蒂斯的机构。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且宋朝伟大的发明并非市场诱因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赞助、甚至命令而产生。这些发明很少被商业化。宋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政府的掌控更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不变的榨取式制度逻辑。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
这从国际贸易的历史可窥见一斑。正如我们已讨论过，发现美洲和国际贸易进行的方式，在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冲突和制度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中国，民间商人通常从事国内的贸易，海外贸易则由政府独占。明朝在1368年创立后，第一位皇帝洪武帝统治三十年，他担心海外贸易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因此只允许政府主持的国际贸易，而且仅限于招徕纳贡而非商业活动。洪武帝甚至处死数百名被指控企图把纳贡任务改变成商务冒险的人。在1377年到1397年间，政府未批准任何海上纳贡任务。他禁止民间个人与外国人贸易，且不许中国人航行到海外。
1402年，明朝永乐帝即位，并展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重新启动政府赞助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活动。永乐帝派郑和从事六次航行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人从悠久的贸易关系知道这些地方，但以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行动。第一支舰队有两万七千八百人参与，有六十二艘大宝船，伴随一百九十艘较小的船，其中包括有些专门载运淡水、有些载运补给品，以及载运军队的船。但六次任务后，永乐帝在1422年暂停派遣任务，继位的洪熙帝（1424年到1425年在位）则永久停止派遣任务。洪熙帝猝死之后，宣德帝登基，起初他允许郑和在1433年进行最后一次出使，但此后所有海外贸易都遭禁止。到1436年，建造远洋海船甚至被视为违法。海外贸易的禁令直到1567年才解除。
1555年（明嘉靖34年），五十三名日本浪人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明朝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明朝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上图为明朝仇英画作《倭寇图卷》局部）
这些事件都为了禁止被视为可能造成不稳定的经济活动，虽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冰山一角，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的影响。正当国际贸易和发现美洲从根本上改变英格兰的制度时，中国在这个关键时期却断绝对外关系，转而向内，一直持续到1567年。明朝在1644年被女真人推翻，清朝取而代之，接着是一段政治极度动荡的时期。清朝大规模没收财产与资产。在1690年代，罢官文人兼不得意的商人唐甄写道：
“从清朝建立五十多年来，整个国家变得日益贫穷。农人穷困，工匠穷困，商人穷困，官员也穷困。谷物价格低廉，却没钱吃饱。布匹价格低廉，却没钱买布穿衣。满船的货物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个市场，但必须赔本才能将货物出清。即将退休的官员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士农工商全都一贫如洗。”（出自唐甄《潜书?存言》原文是：“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1661年，康熙帝下令，从越南到浙江所有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基本上是整个南部海岸，也就是过去中国商业最活络的地区——必须往内陆迁移十七英里远。海岸有军队巡逻来执行这项命令，直到1693年各地沿岸都禁止航行。这个禁令在18世纪不时再度颁布实施，很彻底地压制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即使部分贸易有发展，但很少人愿意大举投资，因为皇帝可能突然改变心意而禁止贸易，使船只、设备和贸易关系的投资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清朝康熙帝
明朝和清朝反对国际贸易的原因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恐惧创造性破坏。皇帝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安定，国际贸易可能带来不稳定，因为商人将变得富有和大胆，正如大西洋扩张时期的英格兰商人。不只是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这么认为，宋朝的皇帝虽然愿意赞助科技创新和允许更大的商业自由，却也局限于他们能控制的范围内。情况在明朝和清朝变得更恶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日益严密，海外贸易则遭到禁止。明朝和清朝国内有一些市场和贸易，且政府对国内经济课税很轻，不过对创新却很少支持，并且发展商业和工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安定。所有这些对经济的专制控制结果都不难预测：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其他经济体展开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陷于停滞。到毛泽东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时，中国已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5）祭司王约翰的专制统治
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并不局限于欧洲和亚洲，也出现在非洲，例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到的刚果王国。另一个持续更久的非洲专制政权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或称阿比西尼亚），其根源我们在第六章讨论阿克苏姆王国衰亡、封建制度崛起时曾经提及。阿比西尼亚专制政权甚至比欧洲的同类延续更久，因为它在关键时期面对大不相同的挑战。
在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皈依基督教后，埃塞俄比亚人一直信仰基督教，到14世纪时，他们成了祭司王约翰传说的焦点。约翰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在中东伊斯兰教崛起后与欧洲的往来便断绝。起初这个王国被认为位于印度，但随着欧洲人对印度的知识增长，人们发现那不是事实。埃塞俄比亚国王因为是基督徒，于是成了传说的目标。事实上，历来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都极力尝试与欧洲的君主国结盟以对抗阿拉伯人的侵略，至少从1300年开始就派遣外交使节到欧洲，甚至说服葡萄牙国王派遣士兵。
这些士兵以及外交使节、耶稣会教士和商旅曾经觐见约翰，留下许多对埃塞俄比亚的记述。其中最有趣的记述之一是阿尔瓦雷斯从经济角度写的札记，他是跟随葡萄牙外交使节的牧师，从1520年到1527年在埃塞俄比亚游历。此外还有耶稣会教士阿尔梅伊达的笔记，他从1624年起住在埃塞俄比亚；旅行者布鲁斯从1768年1773年也住在这个国家。这些人的写作提供了详细的记录，呈现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是一个完美的专制政权。那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多元制度，国王的权力也未受任何节制和束缚，他们统治权的基础来自于宣称自己是传奇的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和希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
埃塞俄比亚专制统治的结果是，国王的政策造成财产权的极度不安全。例如，布鲁斯说：
“所有土地都归属于国王；他可以在高兴时送给他喜欢的人，并随时任意收回土地。他死后王国的所有土地立即任由新王处置；不仅如此，任何现在的土地拥有者死后，他拥有的土地不管持续多久都恢复为归属于国王，而不由长子继承。”
阿尔瓦雷斯描述，“如果不是大人虐待子民”，人民会生产更多“果实和耕种更多土地”。阿尔梅伊达对社会运作情况的记述也很一致，他写道：
“国王交换、改变和取走土地的例子如此常见，使得每个人拥有土地只持续两、三年，有时候只有一年，甚至不到一年，而人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经常一个人犁了田，另一个人播种，再另一个人收成。因此这导致没有人照顾他拥有的土地；甚至没有人种树，因为他知道种树者很少能收成果实。不过，对国王来说，人们如此依赖他却极为有用。”
这些描述暗示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与欧洲专制政权极其类似，虽然可以明显看出埃塞俄比亚的专制更加严厉，且经济制度更具榨取性。此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强调的，埃塞俄比亚并未经历削弱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同一关键时期。埃塞俄比亚被隔绝于塑造现代世界的许多过程之外；即使它未被隔绝，以其专制的严厉程度可能也会导致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例如，和西班牙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国际贸易由国王控制，包括获利丰厚的奴隶贸易。埃塞俄比亚并非完全隔绝：欧洲曾经寻找祭司王约翰，埃塞俄比亚也必须与环伺的伊斯兰国家作战。然而历史学家吉本相当正确地指出：”在四周被宗教上的敌人围绕下，埃塞俄比亚沉睡了近千年，忘记了忘记他们的世界。“
当欧洲人19世纪开始殖民非洲时，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由卡萨公爵统治的独立王国。卡萨在1855年加冕成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他开始推动政府现代化，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及司法体系，和一支能控制国家、甚至与欧洲人打仗的军队。他设置管理各省的军事首长，负责课税，并把税金缴交给他。他与欧洲强权的谈判屡遭挫折，恼怒之下囚禁谈判的英国官员。英国在1868年派遣远征军，攻陷埃塞俄比亚首都，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
尽管如此，特沃德罗斯重新构建的政府仍然在19世纪对抗意大利人的战争中，获得历史上最大的反殖民胜利之一。1889年，王位传承给孟尼利克二世，他立即面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建立殖民地的意图。1885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柏林举行会议，欧洲列强酝酿”瓜分非洲“的构想，亦即决定如何把非洲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在会议中，意大利取得在埃塞俄比亚沿海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殖民的权利。埃塞俄比亚虽然未派代表出席会议，却逃过了这场灾难。不过，意大利人继续筹划，并在1896年派遣一支军队从厄立特里亚南下。孟尼利克的反应和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他号召贵族聚集各自的武装战士，组成一支军队。这个办法无法让军队长期留在战场，但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段很短的时间刚好够打败意大利人，人数一万五千人的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完全被孟尼利克的十万大军的声势所淹没。那是未殖民的非洲国家对抗欧洲强权最大的一场军事胜利，埃塞俄比亚因而确保了后四十年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塔法里公爵在1930年加冕成为皇帝塞拉西，他的统治延续到1935年意大利第二度入侵后被推翻，但1941年在英国协助下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后来他继续统治，直到1974年被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委员会“所推翻，并由委员会继续榨取和蹂躏这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专制帝国采用的基本榨取式经济制度，例如第六章讨论到的古尔特制度，以及阿克苏姆衰亡后建立的封建制度，一直持续到1974年革命后才废除。
海尔-塞拉西一世
今日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人平均收入只有英国人的约四十分之一。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住在农村地区，以仅能糊口的农业维生。他们缺少清洁的水源、电力，学校和医疗设施极其匮乏。预期寿命只有约五十五岁，且只有三分之一的成人识字。比较英国和埃塞俄比亚就能了解世界不平等的差距有多大。埃塞俄比亚变成今日的样子是因为，和英国不同，埃塞俄比亚的专制统治持续到晚近的年代。专制统治伴随着榨取式经济制度，以及埃塞俄比亚人普遍的贫穷，虽然皇帝和贵族能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然而专制统治最大的影响是，埃塞俄比亚社会未能掌握住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业化的机会，造成今日该国人民过着悲惨的贫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