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展现在英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在运输、冶金和蒸汽动力方面出现重大的改进，但最重要的创新领域是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生产这些纺织品的工厂的发展。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改变启动了这个活力十足的过程，这不只是因为1640年达成的废除国内独占权，或是课征不同的税或融资来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构，变得对创新者和创业家更有利，而其基础则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权。
举例来说，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在“运输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也为工业革命的出现铺路。运河和道路（所谓的收费公路[turnpikes]）的投资在1688年后大量增加，这些投资借由降低运输的成本，协助创造了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先决条件。在1688年以前，这类基础建设的投资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独断措施的阻碍。1688年后形势的改观鲜明地呈现在英格兰伍斯特郡萨尔韦伯河的例子。国会在1662年通过法案以鼓励投资，要让萨尔韦伯河变成可航行的河道；柏德文家族为此投资了六千英镑，换得向航行于该河道的人收费的权利。1693年国会审议一项法案，准备把收取航行费的权利转移给希鲁斯贝里伯爵和柯温特里伯爵。这项法案遭到柏德文爵士的挑战，他立刻向国会请愿，宣称这项议案等于没收他父亲的财产，因为他父亲投入许多资金在开发这条河上，为的就是可以收取费用。柏德文指出“这项新法案企图取消旧法案，并夺走在过程中所有完成的工作和物资”。像这类重新分配权利的例子就是斯图亚特王室常做的事。柏德文指出：“未经同意而夺走任何人根据国会的法案所购得的权利，将带来危险的后果。”在这个事件中，新法案未能通过，柏德文的权利得以确保。财产权在1688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得远为多元化，并在英格兰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运输革命底下，还有更普遍发生在18世纪的土地重新分派的背后，是国会的法案改变了财产权的性质。在1688年以前，对土地的法律假设甚至还是“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最终归皇室拥有”，是一个直接承袭自封建社会组织的观念。许多土地被无数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许多交叉的所有权主张所捆绑。还有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equitable estates）的形式持有，意即地主不能抵押、租赁或销售该土地。一般土地往往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以合乎经济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国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允许团体向国会请愿，以便简化和重新界定财产权，这些修改后来在国会整合进数百项法案。
经济制度的重新建构，也表现在保护国内的纺织品生产、对抗外国进口产品的努力。不足为奇的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并未反对所有的进入障碍和独占，政策只要能扩增他们的市场和获利，他们就欢迎。但关键的是，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国会代表社会上颇大一部分人、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或像威尼斯的关闭措施那样完全阻绝新进入者。势力庞大的羊毛制造商就发现这一点。
在1688年，英格兰最大的进口产品之一是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其中包括印花棉布和细棉布，约占所有进口纺织品的四分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印花棉布和丝网都由东印度公司进口，这家公司在1688年以前享有政府授予的亚洲贸易独占权，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和政治权力是靠重金贿赂詹姆斯二世来维持。1688年后，该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且很快遭到攻击，其形式是密集的请愿战，由想与远东和印度做生意的贸易商向国会请愿，要求允许与东印度公司竞争，而东印度公司则提出反请愿，并提议借钱给国会。东印度公司输了这场请愿战，一家新的东印度公司因而成立，开始与它竞争。但纺织制造商想要的不只是印度贸易有更多竞争，他们希望从印度进口的廉价纺织品（印花棉布）被课税，甚至被禁止。这些制造商遭到廉价印度进口货的激烈竞争。当时最主要的一些国内制造商生产的是羊毛纺织品，但棉质衣服制造商在经济上已变得日益重要，在政治上也愈来愈有势力。
羊毛产业从1660年代就开始采取自保的行动，促成“禁奢法”，制订不准穿轻质衣服等规定。该产业也游说国会在1666年和1678年通过立法，禁止亡者下葬时穿着羊毛以外的衣物。两项立法都保护羊毛产品市场，减少英格兰制造商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在这段期间势力太过强大，以致难以限制进口亚洲纺织品。1688年后形势开始改变，从1696年到1698年间，来自东安格利亚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羊毛制造商，联合来自伦敦、坎特伯雷的丝绸织工以及利凡特公司，要求限制进口。利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丝绸进口商虽然不久前才丧失独占权，却希望排除亚洲丝绸，为来自鄂图曼帝国的丝绸创造利润基础。这个联盟开始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限制穿着亚洲的棉质与丝质产品，同时限制在英格兰为亚洲纺织品从事印染加工。国会的回应是终于在1701年通过“一项鼓励本国制造商，以促进雇佣更多贫民的法案”。根据法案规定，从1701年9月起，“所有由波斯、中国或东印度生产的丝织品、孟加拉生丝、混纺丝或植物纤维的织品，所有进口至本国之绘、印、染或着色之棉布，都禁止穿着。”
在英国穿着亚洲丝绸与印花棉布现在已经违法，但仍然可以进口这些布料在转出口到欧洲或其他地方，尤其是美洲殖民地。此外，素棉布可以进口到英国并加工为产品，细棉布则不在禁止之列。经过长期的抗争后，国内羊毛纺织制造商眼中的这些漏洞已被1721年的棉布法案堵住：“从1722年12月25日起，任何人若在大不列颠使用或穿着任何绘、印、着色或染制的棉布衣服或服装，将属违法。”虽然这项法案为英国羊毛去除来自亚洲的竞争，却仍然保留一个活跃的国内棉质和亚麻纺织品产业，足以与羊毛竞争：他们将棉花与亚麻混纺，制成一种受欢迎的棉麻粗布。排除了亚洲的竞争后，羊毛业现在转向取缔亚麻。亚麻主要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制造，使英格兰的联盟有机会要求将它们逐出英格兰市场。不过，羊毛制造商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新尝试遭遇曼彻斯特、兰开斯特和利物浦等新兴工业中心的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激烈反对。多元的政治制度意味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选票、以及更重要的请愿等渠道，来参与国会的政策过程。虽然双方阵营的请愿书涌入，收集了许多赞成和反对的签名，但这场冲突的结果是新利益打败羊毛业的旧利益。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案同意“过去几年已有大量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的纺织品，在大不列颠王国内制造、印染和着色。”该法案进而声称“前述的（1721年）法案不应扩大或解释为，在衣服、家用品、家具或其他物品上，禁止穿着或使用在大不列颠王国内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印染或着色的纺织品。”
曼彻斯特法案是新兴起的棉布制造商的重大胜利，但它的历史与经济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第一，它展现出英国国会的多元政治制度所能容许的进入障碍极限。第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棉布制造的科技创新将在工业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并且因为采用工厂制度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
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
曼彻斯特街景
1688年后，虽然国内出现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国际层面国会仍然积极保护本国利益。这不仅从印花棉布法案可以明显看出，从1651年首度通过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也可发现，而且这套法案的修订版在后来的两百年都还继续施行。这套法案的目的是促进英格兰在国际贸易上的独占——虽然很重要的是，这不是由政府独占而是民间业者独占。其基本原则是，英格兰贸易应由英格兰船只载运。根据法案规定，外国船只若从欧洲以外的地方载运货物到英格兰或其殖民地就属违法；同样违法的是，第三方国家的船只从欧洲其他地方运送货物到英格兰。占有优势的英格兰贸易商和制造商自然能够增加获利，并可能进一步鼓励这类高获利的新活动的创新。
到1760年，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改善过的和新规定的财产权、改善的基础建设、经过变更的财政制度、更容易取得的融资，以及对贸易商和制造商的积极保护——开始发挥功效。从这一年以后，专利发明的数量开始大幅跃增，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突飞猛进开始显现。创新在很多方面发生，反映改善的制度环境。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动力，最有名的是使用蒸汽机的转变，而这要归功于瓦特在1760年代的点子。
瓦特初期的突破是采用一个分开的蒸汽冷凝室，以便包着活塞的气缸可以持续保持热度，而不必不断加热和冷却。他接着想出许多新点子，包括以更有效率的方法把蒸汽机的动作变成有用的动力，包括他著名的“太阳与行星”齿轮系统。所有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以蒸汽机为例，就包括英国发明家纽康门以及法国物理学家兼发明家帕宾的研究成果。
帕宾的发明故事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榨取式制度如何阻碍科技变革的另一个例子。帕宾在1679年开发出一个“蒸汽锅炉”，并在1690年改进成一具活塞引擎。1705年，他用这具雏形的引擎打造出全世界第一艘蒸汽船。帕宾当时是德意志卡塞尔邦国马堡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决定驾驶这艘蒸汽船顺着富尔达（Fulda）河而下，进入威悉（Weser）河。如何走这趟航程的船只都会被迫在明登（Munden）市停留。在当时，航行富尔达河和威悉河是船夫公会的独占权。帕宾必定了解到可能会有麻烦。他的友人兼导师、也是著名的德意志物理学家莱布尼茨写信给卡塞尔选侯，请求他允许帕宾“顺利通过”卡塞尔。但莱布尼茨的请愿遭到拒绝，他接到简略的回答说：“选侯国委员会发现批准上述请愿的障碍重重，且未说明理由即指示我通知你他们的决定，其结论是该要求未获选侯殿下准许。”帕宾好不气馁，仍然决定展开航行。当他的蒸汽船抵达明登时，船夫先是尝试要地方法官扣留该船，但未获成功。于是船夫们攻击帕宾的船，将它砸毁，蒸汽引擎化为碎片。帕宾死时身无分文，被葬在无名墓地。在都铎或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帕宾可能会受到类似的敌视待遇，但这种情况在1688年后完全改观。帕宾在船还没被摧毁前，确实有意把船开到伦敦。
在冶金方面，柯特在1780年代做出重大贡献，他采用新技术处理铸铁中的杂质，制造出品质更好的锻铁。这对制造机器零件、钉子和工具极其重要。利用柯特的技术生产的大量锻铁，促成了达比和他的儿子的创新，他们率先在1709年使用煤炭来精炼铁。（注：以上两个年代靠谱，但作者叙述颠倒了前后，不是柯特促成了达比，而是相反）这个工艺流程（指达比）在1762年又由于史密顿采用水力来操作气缸鼓风炉制煤而进一步改善。从此以后，木炭从铁的生产中消失，由煤炭取代，不但成本更低，而且更容易取得。
虽然创新显然是慢慢累积的，但在18世纪中叶却呈现明显的加速，尤其是在纺织品生产中最为显著。纺织品生产最基本的步骤是纺纱，也就是使用植物或动物纤维如棉花或羊毛，将它们制成纱线。纱线再被制成纺织品。中世纪最大的科技创新之一是纺车，取代了手工纺纱。这种发明约在1280年出现于欧洲，可能是从中东传入。此后纺纱的方法一直未变，直到18世纪。一连串重大创新于1738年保罗取得一项新纺纱方法的专利，使用萝拉（Roller）取代手工抽出要纺制的纤维。不过，这套机器运作得不好，直到后来阿克莱特和哈格里夫斯的创新才真正带来纺纱的革命。
1769年，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克莱特为他的“水力纺纱机”取得专利，那是比保罗的机器改善许多的新发明。阿克莱特与针织品制造商斯图特和尼德成立合伙事业。1771年，他们在克罗姆福德兴建全世界最早的一座工厂。新机器以水为动力，但阿克莱特后来做了关键的改变，改以蒸汽为动力。到1774年，他的公司雇佣六百名工人，而且他积极扩张，最后在曼彻斯特、马特洛克、巴斯，还有苏格兰的新兰纳克建立工厂。阿克莱特的创新在1764年因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更加完善，而这部纺纱机又由克隆普顿在1779年发展成“骡子”，以及后来罗伯兹的自动纺纱机。这些创新的效益确实是革命性：在18世纪稍早，手工纺织要花五万小时纺完一百磅棉花，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只花三百小时，而自动纺纱机只需要一百三十五小时。
随着纺纱机械化出现的是编织的机械化。重要的第一步是凯伊在1733年发明的飞梭。虽然刚开始那只是增加手工编织的生产力，但它最长远的影响是奠定了机械化编织的基础。1785年，卡特莱特又在飞梭的基础上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跨出一连串创新的第一步，终于制造出取代手工编织的机器，如同那些取代手工纺纱的机器。
英国纺织业不只是工业革命背后的推手，也促成了世界经济的革命。以棉纺织品为首的英国出口从1780年到1800年增加一倍，这个产业的成长变成整个经济体的火车头。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结合，提供了经济进步的范本，改变了世界上那些变得富裕的经济体。
新的人和新创意对这个转变极其重要。以运输创新为例，在英国出现了数波这类创新：先是运河，然后是公路，最后使铁路。每一波创新都是新人贡献的。运河1770年后开始在英国发展，到1810年他们已连接许多最重要的制造区。随着工业革命展开，运河在降低运输成本上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把庞大数量的工业产品运到各地，例如棉纺织品；同时也可把原料运到工厂，尤其是棉花和蒸汽机使用的煤。早期开凿运河的创新者包括布林德利，他受雇于布里奇沃特公爵以兴建布里奇沃特运河，最后把工业大城曼彻斯特连接到利物浦港。布林德利生于达比郡农村，以水车工匠为业。他发明创新方法解决工程问题的名声引起公爵注意。在这之前他没有解决运输问题的经验，而另外两位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也是如此，一位原本当砌石匠的泰尔福德，另一位是工具制作师兼工程师史密顿。
正如那些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之前没有运输的背景，卓越的公路和铁路工程师也一样。麦克亚当在1816年左右发明碎石铺路法，他是一位小贵族的次子。第一辆蒸汽火车由特里维西克在1804年打造，他父亲在康沃尔郡采矿，早年他跟着父亲从事这个行业，因而着迷于用来抽出矿产的蒸汽机。更重要的是史蒂芬森的发明，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他发明了著名的“火箭号”火车；史蒂芬森刚开始只是煤矿矿场的一名蒸汽机操作员。
新人也推动了重要的棉纺织业。这个新产业的一些开路先锋是过去从事羊毛衣物生产与贸易的业者，例如福斯特在1835年转向棉花并开设布拉克染厂之前，曾在羊毛业雇佣七百名手工织布机工人。但像福斯特这类人是少数，当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主要工业家过去从事与制造业有关的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棉纺织业先从英格兰北部的新城镇发展，工厂是组织生产的全新方法，羊毛业的生产组织则大不相同，是把原料送到生产工人的家里，让他们自己纺纱和织布。因此大部分这类羊毛业者不具备转换成棉纺织的条件，福斯特是例外。要发展和使用新技术需要有新人加入。棉纺织的快速发展宣告了羊毛业的没落——这又是创造性破坏的作用。
创造性破坏不只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也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正如威廉?李发现当权者因为害怕政治后果而排斥拒绝他的发明时所了解到的。随着工业经济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扩张，新工厂业主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抗议他们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违背他们利益的政府政策。他们的主要对象是谷物法（Corn Laws），这项法律规定所有谷物，尤其是小麦，价格过低时不准从谷物进口，目的是保护大地主的高额获利。这个政策对生产小麦的大地主有利，但对制造商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支付较高的薪资，以弥补较高的面包价格。
由于工人集中在新工厂和工业中心，组织动员和暴动也变得更容易。到1820年，对新制造商和制造中心的政治排斥和拒绝已变得站不住脚。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准备举行抗议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的集会。策划者是当地的刷子制造商强森，也是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报》的创办人。其他策划者包括棉纺织制造商兼改革家奈特，和《曼彻斯特观察报》编辑萨克斯顿。六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广场，许多人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取消谷物法”、“普选权”和“投票选举”（亦即秘密投票，而非像1819年时的公开投票）。当局对这次集会十分紧张，由六百名骑兵组成的第十五轻骑兵部队严阵以待。当演说开始时，一名地方法官决定对演说者发出逮捕令。警察尝试执行逮捕令时遭到群众的抗拒，并爆发战斗。这时候轻骑兵冲进群众中，在混乱的几分钟里，十一位民众被杀死，受伤者可能多达六百人。《曼彻斯特观察报》称之为彼得卢屠杀。
然而在经济与政治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长期压制在英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彼得卢屠杀只是孤立事件，在这次暴动后，英国的政治制度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和广泛的社会动乱威胁，尤其是在1830年法国民众反对查理十世的革命之后（查理十世尝试恢复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摧毁的专制政体）。1832年，英国政府通过第一改革法案，赋予伯明翰、里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参政权，并扩大投票的基础，让制造商在国会可以有代表。随之发生的政治权力转移把政策推至有利于这些新代表的方向：他们在1846年终于成功废止了广泛憎恶的谷物法，再次显示创造性破坏不只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也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当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假以时日将导致进一步的收入重新分配。英国制度的广纳性使这个过程得以发生，身受创造性破坏之害或害怕它的人，再也无法抵挡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