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得到胜利后，国会和威廉协商新宪法。威廉在入侵英格兰之前不久发布的“宣言”，预告了变革的来临。这些变革后来进一步在1689年2月国会制订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获得确立。宣言在威廉加冕时对着他宣读出来。
从很多方面看，后来签署成法律、称作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宣言还是暧昧不清。不过，关键的是它确实建立一些核心的宪政原则。它决定王位的继承方法，且与当时普遍接受的世袭原则大不相同。如果国会可以罢黜一位国王、另立一位他们较喜欢的国王，那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权利宣言也主张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并重申未经国会同意而征税为违法。此外，它规定未经国会同意，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暧昧不清的条款如第八条说“国会成员的选举应该自由”，但未注明如何界定“自由”。更暧昧的是第十三条，其重点是国会应经常召开。由于国会应不应该召开，或多久召开一次一直是整个世纪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社会原本预期此一条款应该会更加明确。尽管如此，这种措辞的暧昧原因不难理解。发条必须执行，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已有三年法案，规定至少每三年要召开国会一次。但查理置之不理，却也没有怎样，因为没有执行这项法律的方法。1688年以后，国会原本可以制订一套执行该法条的方法，如同贵族们在约翰王签署大宪章之后所做的那样。国会没有制订执行方法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因为1688年后权威和决策权力已经转移到国会。即使未制订具体的宪法条文或法律，威廉也放弃许多以前国王的做法。他停止干预法律的决定，并放弃以前的“权利”，例如终身归他所有的关税。整体来看，这些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代表国会凌驾国王的胜利，并因此终结英格兰以及后来大不列颠的专制体制——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1707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合而为一。从那时候起，国会紧紧控制国家政策。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国会的利益与斯图亚特王室的利益大不相同。由于许多国会成员大举投资在贸易和工业上，保障财产权攸关他们的利益。斯图亚特王室经常侵害财产权，现在这些权利将受到保护。此外，过去斯图亚特王室控制政府的支出时，国会反对课征更多的税，并阻碍政府扩大权力。现在国会自己控制支出，它很乐意增税和花钱在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国会主要花钱的项目之一是强化海军，以便保护许多国会成员的海外商务利益。
比国会议员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初期萌芽的多元特性。英格兰人现在有渠道可以贴近和利用国会和国会制订的政策与经济制度，这是以前由国王主导政策时无法企及的。当然，部分原因是国会成员由选举产生，但由于英格兰在这段时间还远远称不上民主，这种对国会的贴近和利用只能提供有限的政治回应。众多不平等中的一项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2%的人可以投票，而且只限于男性。工业革命发生的城市，如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在国会没有独立的代表人；相反的，农村地区的代表却过多。同样糟糕的是，农村地区（各郡[counties]）的投票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而许多城市地区（自治市镇[boroughs]）则由一小群菁英把持，他们不允许新工业家投票或竞选公职。以白金汉镇为例，只有十三位自由民拥有投票权。除此之外还有“衰废市镇”，即过去有权投票但已逐渐“衰废”的城镇，原因是人口迁出，或像英格兰东岸的敦威治那样，因为海岸侵蚀而陷入海中。在这些衰废市镇，一小群选民可以选出两名国会议员。老赛勒姆镇有七位选民，敦威治有三十二位，各可选出两名国会议员。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影响国会、进而牵动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通过请愿，而且这种方法对光荣革命后政治多元化兴起的助力远大于有限的民主。任何人都可向国会请愿，而且很多人这么做。重要的是，当有人请愿时，国会会倾听。这比任何情况都更能反映英格兰在1688年后专制统治的挫败，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政治多元化的兴起。频繁的请愿活动显示，社会中有权力影响国家运作方式的人十分广泛，远超过国会里的议员或他们代表的选民。他们也确实使用了这样的权力。
独占权的例子最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从前面的讨论知道独占是17世纪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们在1623年遭到独占法的攻击，而且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是激烈争辩的议题。长期国会废除了所有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的国内独占。虽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无法挽回这些，但他们仍紧紧掌控授予海外独占的权力。其中之一是皇家非洲公司，其独占权是1660年查理二世所授予。这家公司掌控获利丰厚的非洲奴隶贸易独占权，公司的管理者和主要股东是查理的兄弟詹姆斯，即不久后登基的詹姆斯二世。1688年后，该公司失去的不只是管理者，也是在它背后撑腰的人。詹姆斯向来不遗余力地保护该公司的独占权免于“无照营业者”的侵犯，就是那些尝试在西非收购奴隶然后卖到美洲的独立贸易商。这是一门暴利生意，皇家非洲公司面临许多挑战，因为英格兰在大西洋上的其他贸易全都不受限制。该公司在1689年查扣一艘无照经营船夜莺号的货物，夜莺号控告皇家非洲公司违法查扣货物，主审法官霍尔特判决皇家非洲公司的查扣行为违法，因为它执行的是由皇家创造的独占权。霍尔特宣称独占权只能由法律创造，而只有国会能通过法律。霍尔特因而把所有未来的独占权，不只是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交到国会手中。若是在1688年以前，詹姆斯二世会很快开除任何作这种判决的法官，但1688年以后形势已经改观。
国会现在必须决定该如何处理独占权，而请愿已纷至沓来。有135份请愿来自无照经营商，要求开放大西洋贸易。虽然皇家非洲公司也提出诉愿，但在数量和规模上当然比不上要求关闭它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不仅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同时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成功架构出他们的反对理由。其结果是，135份请愿书只有5份是由无照经营商自己签署；支持无照经营商的请愿有73份来自伦敦以外的郡，相对于8份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从殖民地（也允许请愿）搜集到27份请愿书，皇家非洲公司只有11份。无照经营商为他们的请愿书搜集的签名也多得多，总共八千个，而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只有两千五百个。这场争斗持续到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终于遭废止。
1688年以后，国会除了获得决定经济制度的新权力，和积极回应社会的新做法之外，国会议员也开始在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上推行一连串重大改变，进而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遭削弱的财产权再度被强化。国会开始改革经济制度以促进制造业，而不再以征税和其他方式阻碍它。“炉灶税”（hearth tax）——所有壁炉或火炉每年必须缴纳的税，制造商受到的影响最大，也最激烈反对——在1689年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就被废除。停止课征炉灶税后，国会转而开始课征土地税。
重新分配税赋负担不是国会支持制造商的惟一一个政策，一系列能扩大羊毛纺织业的市场和获利的法案和立法也陆续通过。从政治上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许多反对詹姆斯的国会议员，大举投资在这些新兴的制造事业上。国会也通过立法，使得土地财产权能够彻底重整，允许整合和取消许多古老形式的财产权和使用权。
国会的另一个优先要务是改革金融。虽然在光荣革命之前银行与金融业已经逐步扩张，这个过程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后获得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扮演产业的融资来源之一，其建立是光荣革命另一个直接的结果，并为日后更广泛的“金融革命”、导致金融市场与银行业的大扩张奠定基础。到18世纪初，任何能提供必要担保品的人都能取得贷款。伦敦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霍尔家族银行的记录，完整保留了1702年至1724年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这家银行也借钱给贵族和地主，但它在这段期间的大贷款户有三分之二并非来自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而是商贾和生意人，包括一位取了英国最常见姓名的约翰?史密斯，他在1715年到1719年间向这家银行借贷了两千六百英镑。
截至目前我们已强调，光荣革命如何改变英格兰的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并开始为广纳式经济制度铺路。光荣革命还带来另一个更重大的制度改变：国会继续进行由都铎王朝开始推动的政治集权化过程。集权化并不只是增加限制，或政府以不同方式管制经济，或政府花钱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也包括政府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增加。这再度显示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之间的关联：在1688年之前，国会反对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和拥有更多资源，原因是国会无法控制它。但1688年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政府开始扩张，支出很快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种情况得到税基扩大的支撑，尤其是针对一长串国内生产的商品课征的特种销售税。这在当时是极庞大的政府预算，而且事实上比今日许多国家的预算都多。例如，哥伦比亚的政府预算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类似的规模。在下撒哈拉非洲许多地方如塞拉利昂，甚至到今日若没有巨额国外援助流入，政府预算占经济规模的比率仍然远小于此。
然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集权过程的一部分，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运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行为的方式。英格兰政府体制的建构可以溯源到中世纪，但正如前面讨论过，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采取了明确的步骤，朝政治集权和现代管理的发展迈进。然而当时的政府仍然距离1688年后浮现的现代形式十分遥远。例如，许多职务任命是根据政治因素决定，而非根据其才干，而且政府的课税能力仍非常有限。
1688年后，国会开始通过提升课税能力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发展可从特种销售税的官僚体系明显看出——这个政府部门从1690年的1211人迅速扩张，到1780年达到4800人。特种货物税的检查员驻扎在全国各地，在税吏的监督下四处巡视，检查和测量面包、啤酒和其他必须缴纳特种货物税的产品数量。从历史学家布鲁尔重新整理特种货物税稽核员考博斯威特的例行工作记录，可以看出这项作业规模的梗概。从1710年6月12日到7月5日，稽核员考博斯威特在约克夏的里奇蒙区旅行了二百九十英里，在这段期间他走访了263家粮食供应商、71家麦芽厂、20家杂货零售商、和一家酿酒厂。整体来说，他对生产做了八十一种测量，并检查九名为他工作的税务员的工作。八年后他工作一样辛苦，但巡视地区换成同样是约克夏的维克菲尔德区，在这里他平均每天要跑超过十九英里的路，每周工作六天，通常检查四或五个场所。在他休息的周日，他就记录自己的工作，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他活动的完整记录。特种货物税系统确实有很精细的记录，税务官员做三种不同的记录，每一种都应该彼此吻合，篡改这些记录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社会到如此精细的程度，远超过今日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府所能做到，而当时是1710年。同样重要的是，1688年后，政府开始更仰赖人才而减少政治性任命，并且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管理国家的架构。
附录：清末请愿“提前召开国会”的和平立宪运动及其失败
1910年6月，孙洪伊等人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后，开始发动第二次请愿。
6月16日，各省150余名请愿代表开始陆续赴京，共递10份请愿书，并向摄政王载沣上请愿书。孙洪伊在请愿书上指责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意少，敷衍之意多”。
6月27日，清廷发布上谕，说无法提前召开国会，并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情”。
8月31日，梁启超预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由此引发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11月清宣布将开设国会时间定在宣统五年，并声称“万不能再议更张”，否则“依法惩处”。国会请愿团并不甘心就此罢手。
12月4日，奉天各界士绅民众1万余人手持清开国会的旗帜，在省公署前伏地而泣，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
12月6日，再次请愿。11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1911年即开国会。21日，直隶总督代顺直咨议局奏清1911年召开国会。但均无效。
1910年12月24日，清廷下令遣返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并严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者，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
资料来源：http://zjgd.eyw.edu.cn/www/a/eywnews/lishijintian/2010/0826/161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