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随时存在的政治冲突
制度和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例如，我们看到政治冲突如何塑造古罗马和威尼斯的演进，最后变成对菁英有利，使菁英得以扩增他们掌控的权力。
英格兰历史也充满王权和臣民间的冲突、不同派系为权力而斗争，以及菁英与公民的对立。不过，其结果并非永远强化既有掌权者的权力。在1215年，国王手下的贵族菁英，联合起来对抗约翰王，迫使他在伦尼米德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文件制订了一些挑战国王权威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它确立国王必须咨询贵族才能征税。争论最大的是第六十一条，规定”贵族应依其意志遴选出国内二十五名贵族，他们将尽力遵守、维护并促成我们已经允许的和平与自由，并借本宪章确认此等权利。“这些贵族基本上创造了一个议会以确保国王实施该宪章，而如果他不实施，这二十五名贵族有权占领城堡、土地和财产，”……直到他们判断情况已经矫正“。约翰王不喜欢大宪章，等贵族一散会，他立即让教皇宣告它无效。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大宪章的影响力持续不坠。英格兰已跨出迟疑的第一步，迈向政治多元化。
政治制度的冲突持续不断，君王的权力遭到1265年首度选出的国会（Parliament）进一步的限制。和罗马平民会议或今日选出的立法机构不同，国会的成员刚开始都是封建贵族，后来则是骑士和最富裕的上层阶级。尽管是由菁英组成，英格兰国会发展出两个独特的性质，第一，它不只代表与国王紧密结盟的菁英，也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如商业和工业，以及后来的”绅士阶级“（gentry）这个代表商人与向上流动的农民的新阶级。因此国会把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第二，也是第一项特质的结果之一，许多国会成员持续反对君王扩权的尝试，他们变成英格兰内战和后来的光荣革命中对抗君权的中流砥柱。
尽管有大宪章和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君王权力和谁担任国王引发的政治冲突还是继续发生。这种菁英间的冲突结局是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一场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争夺王位的长期对决。结果是兰开斯特家族获胜，其国王候选人都铎（Henry Tudor）在1485年加冕成为亨利七世。
还有另外两项相互关联的过程发生，第一是由于都铎王朝的推动而日益提高的政治集权。1485年以后，亨利七世解除贵族的武装，实际上废除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大幅扩张中央政府的权力。他的儿子亨利八世接着通过首席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在政府中展开一场革命。在1530年代，克伦威尔采用了一套官僚政府体制，政府不再只是国王的御用机构，而是变成分隔开来的长期机构。这套制度搭配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决裂，以及亨利八世没收所有教会土地、解散修道院的政策。解除教会权力是让政府更集权的做法之一。政府体制的集权化意味政治制度首度有可能变得更具广纳性。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推动的过程不仅让政治体制集权化，也使政治代表性更加扩大的要求为之升高。政治集权的过程实际上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专制，因为国王和他的亲信可以镇压社会中其他有权力的团体。这确实是有人反对政府集权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曾讨论的。不过，与这种反对力量相反，政府体制的集权化也可能激发出对某种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格兰都铎王朝发生的情况。当贵族与地方菁英意识到政治权力将愈来愈集权化，且这个过程已经很难阻挡时，他们势必要求对这种集中的权力如何行使拥有发言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英格兰，这意味这些群体更努力让国会变成制衡王室的力量，并取得一部分控制国家运作方式的权力。因此都铎家族的作为不仅建立了政治集权这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也间接促成另一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政治多元化。
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发生在社会产生其他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的是政治冲突扩大，导致有能力对王室和政治菁英提出要求的各类群体变得更广泛。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一大关键，此后英格兰菁英遭到一连串平民起义的打击。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不仅发生在国王与诸侯间，也从菁英阶层流向平民。这些改变加上国王权力愈来愈受到限制，使得反对专制的广泛联盟能够兴起，进而为多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虽然受到挑战，但都铎王朝所继承和维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基础英国王位，1603年死时没有子嗣，都铎王朝因而被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取代。第一位斯图亚特国王是詹姆斯一世，他继承的不只是制度，还包括制度引发的冲突。他渴望成为专制君主，虽然国家已变得更集权，社会变迁也使权力在社会中重新分配，但政治制度尚未多元化。在经济上，榨取式制度不只表现在反对威廉?李的发明，还呈现为独占、独占和更多独占。1601年国会朗读一份独占清单，一位议员讽刺地问：“面包有没有列在清单中？”到1621年，独占的项目多达七百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希尔的描述：
“一个人住在用独占的砖头盖的屋子里，窗户……使用独占的玻璃；以独占的煤取暖（在爱尔兰则用独占的木柴），放在独占的铁制造的壁炉里燃烧……他用独占的肥皂洗澡，衣服用独占的淀粉上浆。他穿着独占的饰带、独占的亚麻布、独占的皮革、独占的金线……他的衣服搭配独占的腰带、独占的纽扣、独占的别针。它们以独占的染料染成。他吃独占的奶油、独占的葡萄干、独占的薰青鱼、独占的鲑鱼、和独占的龙虾。他的食物以独占的盐、独占的胡椒粉、独占的醋调味……他用独占的笔，在独占的书写纸上写字；（通过独占的眼镜，在独占的蜡烛光照下）阅读独占的印刷书籍。“
这些独占项目以及其它更多项目，授予个人或团体控制许多货品生产的独家权力。它们阻碍了攸关经济繁荣的人才配置。
詹姆斯一世和他儿子兼继任者查理一世都极力想要强化君权，削弱国会的影响力，并建立类似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制制度，以扩大他们自身和菁英对经济的掌控，使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詹姆斯一世和国会的冲突在1620年代达到高点。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海外和不列颠群岛间的贸易掌控权。王室有能力授予独占权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常被用来授予独家权利给国王的支持者。不难想见，这种榨取式制度阻绝了新进入者，妨碍市场的功能，同时对经济活动和许多国会成员的利益极具破坏性。1623年，国会赢得一场明显的胜利，通过独占法案，禁止詹姆斯一世授予新的国内独占。不过，他还有权授予国际贸易的独占权，因为国会的职权尚未延伸到国际事务。旧有的独占权不受影响，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独占。
国会并非定期召开会议，而必须由国王召集。大宪章以后召开的会议是因为国王必须召开国会以取得征收新税的许可。查理一世在1625年加冕，1629年后拒绝召开国会，并加强前任国王詹姆斯一世对于建立更专制政权的努力。他采用强制借贷政策，意即人民必须“借钱”给他，而且他单方面改变借贷条件，拒绝偿还他的债务。他在独占法留给他权力的领域创造并出售独占权：海外贸易事业。他也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并尝试干预法律案件的结果。他征收许多罚款和规费，最引起争议的是征收船税（ship money）——在1634年向沿海的郡征税以支援皇家海军，并在1635年扩大实施到内陆各郡。船税按年课征，直到1640年。
查理一世日益专制的行为和榨取性的政策，引起全国普遍的憎恨和抗拒。他在1640年与苏格兰发生冲突，且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置办军队，被迫召开国会以要求征收更多的税。那场所谓的短期国会会议只有三周，来伦敦开会的国会成员不但拒绝讨论征税，而且散布许多不满，直到查理将他们解散。苏格兰人发现查理没有获得国人支持，决定入侵英格兰，并占领新堡。查理展开谈判，苏格兰要求英格兰国会也参与。这促成召开后来称为长期国会的会议，因为它拒绝查理解散的命令，持续开会到1648年。
1642年，内战在查理和国会间爆发 ，虽然国会里有许多人站在王室这一边。冲突的模式反映出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斗争。国会想要终结专制的政治制度；国王希望加强它。这些冲突的根源是经济。许多人支持王室是因为他们被授予有利可图的独占权，例如舒兹伯利欧斯维斯崔势力庞大的富商所控制的地方独占权，受到王室的保护，可免于伦敦商人的竞争。这些富商与查理一世同一阵线。另一方面，冶金业在伯明翰一带十分兴盛，因为独占在那里较弱，而且新入行的人不必像国内其他地方那样先当七年学徒。在内战期间，他们为国会这一边制作刀剑并提供志愿兵。同样的，没有同业行会的管制使兰开夏郡得以在1640年以前开发出“新布料”，是一种新型的轻质布匹。这类布匹的生产集中区，是兰开夏唯一支持国会的部分。
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国会派（以他们的发型而被称为圆颅党[Roundheads]）打败了称为骑士党（Cavaliers）的保皇派。查理在1649年接受审判并被处死。不过他的失败和君主政体遭废除并未带来广纳式制度，反而君权被克伦威尔的独裁所取代。克伦威尔死后，君主政权在1660年恢复，许多1649年取消的特权又被恢复。查理的儿子查理二世又企图在英格兰建立专制政权；1685年他死后，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更加强化这样的企图。詹姆斯企图重建专制导致1688年再度引发危机和另一场内战。国会这一次更加团结也更有组织。他们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他妻子玛丽（即詹姆斯的清教徒女儿）来取代詹姆斯。威廉将率领一支军队前来接受王位，并且不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而是根据国会创制的君主立宪制。威廉从德文郡布瑞克斯汉姆登陆不列颠群岛（参考地图9），两个月后，詹姆斯的军队便告瓦解，他也逃到了法国。
奥利佛-克伦威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