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已经征服英格兰，但还未拿下苏格兰。罗马总督阿古利可拉作了最后一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后，在公元85年放弃征服苏格兰，并建立一系列城堡以保卫英格兰北部的边界。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堡是文都兰达，位于新堡以西三十五英里，即地图11罗马帝国最西北的地方。后来文都兰达被并入哈德良皇帝兴建的八十五英里防卫长城中，但是公元103年罗马百夫长坎迪达斯驻扎在这里时，它是个孤立的城堡。坎迪达斯为了这个罗马要塞的补给事务而与他的朋友欧克塔威尔斯接洽，并受到欧克塔威尔斯给他的一封回信：
“欧克塔威尔斯向他的兄弟坎迪达斯问好。我已经数次写信给你，说我已买了约五千莫迪的谷物，而我因此需要现金。除非你寄给我一些现金，至少五百迪纳利厄斯，否则我会损失我先付的定金大约三百迪纳利厄斯，那会让我很困窘。所以我要求你，尽快寄一些现金给我。你提到的兽皮在卡塔拉可托尼厄姆——你写到这些是要给我的，还有你写到的马车。我原本应该已经出发去接收这些东西，但我不想因为道路情况恶劣而伤了牲畜。去问特提尔斯有关他从法塔利斯收到的八点五迪纳利厄斯，他还没有记入我的账户中。确定你会寄给我现金，我的打谷场才会有谷物。问候史贝克塔特斯和弗穆斯。再会。”
坎迪达斯和欧克塔威尔斯之间的通信，显示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经济繁荣的一些重要表现：它透露出一个有金融服务的先进货币经济。它透露当地有修筑好的道路，尽管有时候道路情况不佳。它透露出有一套财政制度，借课税来支付坎迪达斯的薪水。最明显的是，它透露出两个人都识字，而且能利用某种邮政服务的便利。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也从大规模制造高品质的陶器获利，尤其是在牛津郡；城镇中心有澡堂和公共建筑；使用灰泥和瓦制屋顶的房屋建造技术。
到了第四世纪，一切都在衰退，公元411年后，罗马帝国终于放弃英格兰。军队撤退；留下来的人没有薪水可领，而随着罗马政府崩溃，行政官员也被当地人驱逐。到公元450年，经济繁荣的所有迹象都不见了。钱币不再流通，城镇地区人去楼空，建筑变成石块堆。道路被杂草堙没，唯一还继续制造的陶器是粗糙的手工陶器，而不是由工厂生产。人们忘记如何使用灰泥，识字率大幅滑落。屋顶改由树枝做成，不是砖瓦。再也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哈德良长城遗址
公元411年后，英格兰遭遇一次经济崩溃，变成一个贫穷的边陲地区——而且不是首次如此。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谈过新石器革命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始于中东，当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的居民住在小城镇从事农耕时，英格兰的居民仍以狩猎和采集维生，而且继续过这种生活至少五千五百年。即使在五千五百年后，英格兰人也未发明农耕或畜牧，它们是由数千年来从中东扩散到欧洲的移民带来的。英格兰人赶上这些重大创新时，中东人已经发明了城市、文字和陶器。到公元前3500年，大城市如乌鲁克和乌尔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年的人口可能达到一万四千人，不久后又增加至四万人。陶匠的转轮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时期大约与使用轮子运输同时。埃及首都孟斐斯在后来不久兴起成为大城市。文字在这两个地区各自出现。埃及人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兴建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时，英格兰人正建构他们最有名的古纪念碑巨石阵（Stonehenge）。以英格兰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算不错了，但巨石阵的规模还不够容纳埋在胡夫金字塔底下的一艘仪式用船。英格兰持续落后，也持续向中东和欧洲其他地方借用发明，一直到罗马时期结束。
尽管有这么不堪的历史，第一个真正广纳式的社会却从英格兰崛起，工业革命也在此开展。我们在前面谈到，这是微小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之间一连串交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期的例子有黑死病和美洲的发现）。英格兰的歧异发展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文都兰达的例子看来，这些根源并不深远，更不是历史命定的。这些历史根源并非始自新石器革命，或甚至罗马称霸的时代。到公元450年，也就是历史学家惯称的黑暗时代开始之时，英格兰已退回贫穷和政治混乱中。英格兰将经历数百年缺乏有效的集权政府的岁月。
（5）分歧的道路
广纳式制度在英格兰的兴起和随后的工业成长，并非因为效法罗马（或更早以前）的制度。这并不表示西罗马帝国衰亡并未带来重大影响，因为那是影响绝大部分欧洲的重大事件。由于欧洲不同的地区出现共同的关键时期，它们的制度也以类似的方式漂移，甚至称得上是以独树一帜的欧洲方式漂移。罗马帝国衰亡是这个共同关键时期的重要部分。欧洲走的这条道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成鲜明对比，包括下撒哈拉非洲、亚洲和美洲都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发展，部分原因是它们并未面对相同的关键时期。
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彻底崩溃。在意大利或高卢（今日的法国），甚至在北非，情况则没有那么严重，有许多旧制度以某种形式延续下来。但从罗马单一国家的统治转变成被法拉克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等众多国家统治，无疑是很重大的改变。这些国家的力量远为薄弱，而且他们饱受周边国家的长期侵犯。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有搭乘大船的维京人和丹麦人，来自东方的有骑马的匈奴人。最后，伊斯兰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崛起成为一股宗教和政治势力，导致拜占庭帝国、北非与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许多新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共同的过程对欧洲带来冲击，并造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兴起，即通常所称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缺乏政治集权，因为强大的集权政府已经萎缩，即使一些统治者如查理曼尝试重建集权也徒劳无功。
五世纪西罗马灭亡
仰赖不自由、受胁迫的劳动力（农奴）的封建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而且造成欧洲在中古时代长期的缓慢榨取式成长。它们对后来的发展影响也很大，例如在农村人口逐渐沦落为农奴的过程中，奴隶也从欧洲消失了。由于菁英有能力将整个农村人口贬抑成农奴，似乎不再像以前的社会那样需要另一个奴隶阶级。封建制度也造成一个权力真空，让专于生产和贸易的独立城市得以繁荣发展。但是当权力平衡在黑死病之后产生了变化，以及西欧的农奴制开始崩溃，便为更加多元且没有任何奴隶的社会架好了舞台。
促成封建社会兴起的关键时期很独特，但它们并非完全局限于欧洲。一个相关的比较例子是现代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起源于公元400年左右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建立的阿克苏姆王国。阿克苏姆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个相对已开放的王国，与印度、阿拉伯、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国际贸易关系。从很多方面看，它的发展程度比得上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阿克苏姆使用钱币、建造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和道路，拥有很类似的科技，如农业和船运。阿克苏姆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罗马有类似的发展。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皈依基督教，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大约在相同时间也改信基督教。地图12显示历史上的阿克苏姆王国在现代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位置，并显示它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红海岸边建立的许多前哨村落。
和罗马一样，阿克苏姆也步上衰亡的命运，而且其衰亡模式与西罗马帝国类似。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在罗马衰亡扮演的角色在此被阿拉伯人取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扩展至红海，并顺着阿拉伯半岛而下。阿克苏姆丧失了它在阿拉伯的殖民地和贸易路线。这带来经济衰退：钱币停止铸造，城市人口锐减，国家将重点转向疆界内部，退至今日埃塞俄比亚的高地。
在欧洲，封建制度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崩溃而兴起。同样的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其基础是一套称作古尔特的制度，由皇帝授予土地。这套体系在13世纪的手稿中提到，但它的起源可能早得多。古尔特的名称来自阿姆哈拉语，意思是“他分派封地”。为了获得土地，古尔特的持有者必须提供服务给皇帝，尤其是军事服务。古尔特的持有者则有权从该土地的耕作者征收贡赋。许多历史来源显示，古尔特持有者向农民征收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出。这套制度虽然独立发展出来，却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引人注意的类似处，甚至比欧洲更具榨取性。在欧洲封建制度最盛时，农奴面对的征收还比较轻，他们的产出大约一半必须以不同形式交给领主。
但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不具代表性。在别的地方，奴隶制并未被农奴制取代；非洲奴隶制及支持它的制度还持续了许多世纪。甚至埃塞俄比亚最后走的道路也大不相同。在公元7世纪之后，埃塞俄比亚仍然孤立于非洲东部的山区，阻隔在后来影响了欧洲制度方向的过程之外，例如独立城市的兴起、对君主的节制，以及发现美洲后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其结果是，埃塞俄比亚版的专制制度大体上未曾受到挑战。非洲大陆后来将以差距极大的能力与欧洲和亚洲互动。非洲东部变成供应阿拉伯世界奴隶的主要来源，而非洲西部和中部将在欧洲扩张中卷入世界经济，在大西洋贸易中变成奴隶的供应区。大西洋贸易如何导致西欧和非洲走上分歧的路途，是关键时期与既有制度差异之间交互作用而导致制度分歧的另一个例子。在英国，奴隶贸易让反对专制统治的人致富；而在非洲，它们却有助于制造和强化专制统治。
在离欧洲更远的地方，制度漂移的过程明显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走自己的路。例如，在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因为冰层融化而阻断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的通道，从而与欧洲切断的美洲，那里也有类似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定居生活、阶级制度和不平等——简单的说，就是榨取式制度。这最早发生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并带来美洲的新石器革命，包括玉米的驯化。就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早期形式的榨取式成长，正如我们在玛雅城邦所见。但就像欧洲迈向广纳式制度和工业成长的大突破不是发生在罗马掌控最紧密的地区，美洲的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发生在这些早期文明的土地上。事实上，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到，这些文明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与欧洲殖民统治交互作用，制造出“命运逆转”，使过去在美洲相对富裕的一些地方变成相对贫穷。过去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复杂文明的美国和加拿大，如今变得比美洲其他国家富裕得多。
（6）早期成长的结果
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的新石器革命，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漫长期间，出现过许多次突发的经济成长，这些突发的成长源自制度创新的刺激，终至后继乏力而结束。在古罗马，共和制度创造出某种程度的经济活力，使罗马足以建立庞大的帝国，这些制度在凯撒政变和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瓦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才终于消失，衰亡的过程相当长；然而一旦相对广纳的共和制度被帝国更具榨取性的制度取代，经济倒退就无可避免。
威尼斯的过程也类似。威尼斯的经济繁荣是由具备重要广纳式成分的制度所创造，但当既存的菁英关闭渠道不让新加入者进入体制，甚至废除曾为共和国创造繁荣的经济制度时，繁荣的基础便遭到破坏。
不管罗马经验多么显赫，罗马的遗绪并未直接导致英格兰的广纳式制度和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历史因素塑造制度的发展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注定、累积的过程。罗马和威尼斯的例子说明，早期迈向广纳性的脚步最后如何被逆转。罗马在欧洲和中东各地创造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并未导致更为根深蒂固的广纳式制度在其后数个世纪无可避免地出现。事实上，这类制度最早、也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英格兰，而英格兰时罗马掌控最弱、在公元5世纪势力消失最彻底、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历史反而使通过制度漂移而在创造制度差异上扮演主要角色，虽然这种差异有时候很小，但当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时可能被扩大。正因为这些差异经常很小，它们可能被轻易反转，而且不必然是单纯累积过程的结果。
当然，罗马对欧洲有深远的影响。罗马的法律和制度影响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野蛮人所建王国的法律和制度。罗马的崩溃也造成了集权瓦解的政治形势，进而发展出封建秩序。奴隶的消失和独立城市的崛起是这个过程的漫长副产品（当然就历史来说是偶发的结果）。当黑死病摇撼封建社会时，这些发展就更显得影响重大。从黑死病的灰烬中兴起的是更强大的城镇，以及不再被土地束缚和从封建义务解脱出来的农民。就是这些因为罗马帝国衰亡而释放的关键时期，导致一股强大的制度漂移，以一种下撒哈拉非洲、亚洲或美洲无法比拟的方式影响了欧洲。
到16世纪，欧洲的制度已经与下撒哈拉非洲和美洲迥然有别。虽然比起大多数伟大的亚洲文明如印度和中国，欧洲并不特别富裕，但在一些关键方面却与这些国家组织大不相同。例如，欧洲已发展出在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代议制度。这些差异将在广纳式制度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我们将在下两章中讨论的，制度上的小差异将是真正影响欧洲的因素；而且这些差异对英格兰有利，因为封建秩序就是在英格兰最彻底让位给有商业头脑的农民，以及商人与工业家得以昌盛发展的独立城市中心。这些群体已开始向他们的君主要求更安全的财产权、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发言权。这整个过程将在17世纪达到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