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罗马之善
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元老院成员乱棒打死，他的尸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被丢进台伯河。谋杀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贵族，而暗杀是由他的表兄弟纳西卡一手策划。格拉古有完美的贵族血统，是罗马共和时期一些著名领袖的后代，包括伊利里亚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英雄保卢斯，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将领大希庇阿斯。为什么当时掌权的元老、甚至他的表兄弟会反对他？
答案透露出许多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紧张的格局和气氛，并预示了共和国后来的衰微。导致格拉古与掌权的元老反目成仇的原因是，他在当时的关键问题上与他们站在敌对立场：土地的分配和平民（一般罗马公民）的权利。
在格拉古那个年代，罗马已是一个基础稳固的共和国，其政治制度和罗马公民士兵的优点（善）——正如雅克?路易?大卫著名的绘画《贺拉斯兄弟宣誓》所描绘的，儿子们向父亲宣誓他们会不惜生命捍卫罗马共和——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共和成功的基石。
罗马公民在公元前510年左右推翻他们的国王、人称高傲者塔克文的苏佩布，并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的政治制度设计明智地放入许多广纳性元素。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管理一年，由于行政官每年选举一次，且行政官人数有许多，因此降低了任何人巩固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共和的制度包括一套制衡的制度，把权力分配得相当广泛。因此即使选举并非直接投票、并非所有公民都有同等代表权，权力在当时仍然堪称平均。当时也有众多奴隶，大约占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对意大利许多地方的生产不可或缺。奴隶当然没有权利，更不用说政治代表权。
和威尼斯相同，罗马的政治制度有多元成分。平民有自己的议会，可以选举护民官；护民官有权否决行政官的决定、召集平民会议，以及提议立法。公元前133年让格拉古当上护民官的就是平民。平民的权力借由“脱离”行动而逐渐巩固，这是一种由平民、尤其是士兵发动的罢工形式，他们会撤离到城外的山上，拒绝与行政官合作，直到他们的不满获得解决。这种威胁当然在战争时特别重要。一般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一次脱离行动让平民获得权力，得以选举自己的护民官，和制订管理他们社区的法律。即使他们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很有限，却为公民创造出经济机会，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广纳性。其结果是，罗马共和统治下的地中海各地贸易蓬勃发展。考古学证据显示，虽然绝大多数公民和奴隶的生活只略高于基本水平，许多罗马人（包括某些一般公民）都有相当高的收入，且能使用城市下水道系统和街灯之类的公共服务。
此外，有证据显示罗马共和统治下也有若干经济成长。我们可以从沉船追踪罗马人的经济财力。从某方面看，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就是一个港口城市结成的网——从东边的雅典、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经过罗马、迦太基和加的斯，一直到最西边的伦敦。罗马的领土扩大时，贸易和船运也跟着扩大，考古学家可以从地中海海底的沉船追踪得知。这些沉船可以用许多方法测定年代。通常船只载运着用双耳细颈瓶装满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从意大利运往高卢，或是载运准备出售或在罗马免费配发的西班牙橄榄油。以粘土制造并密封的双耳细颈瓶瓶身往往有由谁制造、何时制造的信息。在罗马台伯河附近有一座泰斯塔修山也被称作陶器山，是由大约五千三百万个双耳细颈瓶堆成的。双耳细颈瓶从船上卸载后就被抛弃，经过数百年堆积成了一座大山丘。
船上的其他货物和船本身有时候可以用放射性碳测定法来测定年代，这是考古学家测定有机残留物年代的极其有用的技术。植物借由光合作用制造能量，以阳光的能量转化二氧化碳成为糖。当植物这么做时，会吸收微量自然生成的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在植物死后，碳十四因为放射性衰变而减少。当考古学家找到一艘沉船，他们可以用遗留的碳十四成分，和当时大气中推测而得的碳十四成分对照，来估定船身木材的年代。这可以估计树木何时被砍伐。只有约二十艘沉船被测定年代久远到公元前500年。这些可能不是罗马人的船，而是迦太基或其他地方的船。然而后来罗马沉船数量快速增加。大约在基督诞生的年代，沉船的数量达到180艘的高峰。
沉船是追踪罗马共和经济概况的有效方法，而且它们确实呈现一些经济成长的证据，但我们必须用更审慎全面的角度看待这些证据。船上的货物可能有三分之二是罗马政府的财产、来自罗马各省份的税收和贡赋，或来自北非的谷物和橄榄油，要免费分发给罗马的公民。构成泰斯塔修山的主要就是这些榨取的成果。
另一个寻找经济成长证据的绝佳方法来自格陵兰冰蕊计划。当雪片飘落，它们会夹带大气中的微量污染物，尤其是铅、银和铜等金属。雪结成冰，并堆积在过去年份的降雪上。这个过程已持续数千年，并提供给科学家无与伦比的机会以了解几千年前大气污染物的内容。格陵兰冰蕊计划在1990年至92年钻下3030公尺深的覆冰，涵盖了二十五万年的人类历史。这个计划和之前其他计划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大气污染物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此后大气中含有的铅、银和铜量稳定增加，在公元一世纪达到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大气中的铅直到13世纪才再度达到这个含量。这些发现显示，比起之前和之后，罗马人开采的矿物相当多。采矿激增明白显示出经济扩张。
但罗马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这种成长发生在部分广纳、部分榨取的制度下。虽然罗马公民拥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但奴隶制十分普遍，且极具榨取性，而元老阶级的菁英则主导经济与政治。尽管有平民会议和护民官等机制，真正的权力操在元老院，而其成员则来自构成元老阶级的大地主。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元老院是由罗马第一位国王罗慕洛斯所创立，由一百名成员组成。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元老阶级，不过也会增加一些新血。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平等，且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变得更严重。这是护民官格拉古所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各地的扩张，大量财富也涌进罗马。但这些财富主要由元老阶级的少数家族攫取，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元老们的财富不只因为他们掌控富饶的省份，也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各地拥有大量产业。这些产业靠大批奴隶提供劳务，而奴隶通常是在罗马的征战中俘虏而来。不过这些产业的土地从何而来也很重要。共和时期的罗马军队是由本身是小地主的公民士兵组成，传统上他们在必要时组成军队出征，回来后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随着罗马扩张，出征的时间也愈来愈长，这种模式再也行不通了。士兵离开他们的田地一次就要数年之久，许多田地因此荒废。士兵的家庭有时候因此身陷债务、濒临挨饿。许多田地逐渐遭人放弃，被元老的产业吞没。随着元老阶级变得愈来愈富裕，大批没有土地的公民聚集在罗马，往往是刚从军队退役的士兵。由于没有土地可以回去，他们在罗马寻找工作。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形势已达到危险的沸点，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已扩大到前所未见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因为成群结队不满的公民在罗马准备针对种种不公平而造反，并反对罗马贵族。但政治权力握在富有的元老阶级地主手中，他们是过去两百年来持续发生的改变的受益者。大多数贵族无意改变对他们如此有利的制度。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格拉古在旅行经过今日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易特鲁里亚时，开始了解公民士兵家庭过着贫苦的生活。不管是因为这个经历，或因为与当时有权势的元老发生嫌隙，他很快便着手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准备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分配。他在公元前133年出任护民官，然后利用他的职权提议土地改革：组织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公地是否遭非法侵占，并将超过法定三百英亩上限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三百英亩限制事实上是一部旧法律的规定，但已经数百年被忽视而未执行。格拉古的提议冲击了元老阶级，他们只能抵挡他实施改革一阵子。格拉古利用支持他的群众的力量，除去另一位扬言否决他的土地改革的护民官，他提议的委员会最后终于成立。不过，元老院借由断决委员会的资金来阻止其运作。
当格拉古为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取得希腊城邦佩加蒙的国王留给罗马人民的资金时，形势进入重要关头。他尝试第二度担任护民官，部分原因是他怕卸任后遭到元老院迫害。这给了元老院控告格拉古意图自立为王的借口。他和他的支持者遭到攻击，许多人被杀害。格拉古自己就是最先遇害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死无法解决问题，其他人仍会尝试改革土地分配和罗马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许多人仍将遭遇类似的命运。例如，格拉古的兄弟盖乌斯接任格拉古留下的职位后，也被地主谋害。
护民官格拉古两兄弟：提比略和盖乌斯
这种紧张局面将在下一个世纪定期浮上台面，导致如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7年间的同盟者战争。积极护卫元老利益的苏拉不仅严厉镇压改变的需求，也极力限制护民官的权力。同样的问题也将成为凯撒对抗元老院时，获得人民支持的核心因素。
形成罗马共和核心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49年辈挥军渡过卢比孔河的凯撒所推翻。罗马落入凯撒手中，另一场内战随之爆发。虽然凯撒战功彪炳，他仍在公元前44年遭到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首的心怀不满的元老谋杀。罗马共和再也无法重新建立，新内战在凯撒的支持者和敌人间爆发，前者主要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安东尼和屋大维获胜后，他们两人又彼此征战，直到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阿克图姆战役胜出为止。次年和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间，屋大维（公元前28年之后称为奥古斯都凯撒）一个人统治罗马。奥古斯都建立了罗马帝国，虽然他偏好“第一公民”的头衔，并称呼政权为元首制。地图11显示罗马帝国在公元117年扩展到最大时的版图，包括凯撒渡过而改变了罗马历史的卢比孔河。
就是从共和到元首制，及至后来到帝国的转变，播下了罗马衰亡的种子。原本具有部分广纳性的政治制度曾是经济成功的基石，如今逐渐遭到侵蚀。虽然罗马共和创造出一个倾斜的环境、偏袒元老阶级和其他富有的罗马人，但它并非专制制度，而且从未集中如此大的权力在一个职位。奥古斯都做出的改变正如威尼斯的“关闭”，起初是政治的，但后来却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因为这些改变，西罗马帝国到公元5世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已经衰退，濒临崩溃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