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稳定的榨取
农耕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分别兴起。在今日墨西哥的地方，一些建立政府和聚落的社会转型到农耕生活。和中东纳图夫一样，它们也达成某种程度的经济成长。在今日墨西哥南部、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西部等地区的玛雅城邦，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榨取式制度。玛雅经验不仅显示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可能性，也证明这类成长具有另一种根本的限制：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最后导致不同群体和人民为了成为榨取者而争斗，进而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崩溃。
玛雅城市最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开始发展，这些早期的城市最后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瓦解。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兴起，奠定了从公元250年到900年的古典期的基础。这是玛雅文化和文明全面盛开的时期，但这个较复杂的文明也在接下来六百年间崩溃。到了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初抵达时，许多雄伟的玛雅庙宇和宫殿遗址如提卡尔、帕伦克和卡拉克穆尔已隐没在丛林中，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发现。
玛雅城市从未结合成一个帝国，虽然部分城市臣服于其他城市，而且彼此间经常有结盟关系，尤其是在战争时。我们可以从各自的标志识别该地区的五十个城邦，它们之间主要的连结是人民说三十一种不同但关系密切的玛雅语。玛雅人发展出书写系统，而且至少有一万五千份铭文描述菁英生活、文化和宗教的各层面。他们也有记录各项日期的精密历法，称为长纪历（Long Count）。这种历法与今日的历法类似，它从一个固定的日期开始计算年的推展，而且被所有玛雅城市采用。长纪历从公元前3114年开始，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日期对玛雅人有什么重要性，而且与玛雅社会有关的事物都在这日期之后很久才出现。
玛雅人是技术高超的营建者，独立发明了水泥。他们的建筑和碑铭提供了玛雅城市兴衰的重要资料，因为他们记录事件时通常会根据长纪历标示日期。考古学家因此可以纵观所有玛雅城市，计算在特定年间有多少建筑兴建完成。在公元五百年左右，标示这个日期的纪念建筑很少。例如，相当于公元514年的长纪历记录只有十座。此后数量稳定增加，到公元672年达到二十座，八世纪中叶则达到四十座。达到这个数字后，纪念建筑的数量剧减。到九世纪降为每年十座，到十世纪变为零。这些有日期的碑铭给我们清楚的轮廓，了解玛雅城市的扩张和后来从八世纪末开始的萎缩。
检视玛雅人记录中的国王名单，可以补充对日期的分析。在今日洪都拉斯西部的玛雅城市科潘有一座著名的纪念碑叫“Q祭坛”（Altar Q），上面记录了所有国王的名字，第一位是亚科库毛王，意思是“朝阳凤尾绿咬鹃金刚鹦鹉王”，名号里不只有太阳，还有玛雅人极珍视其羽毛的两种中美洲雨林鸟类。亚科库毛在公元426年在科潘取得大权，这个日期可以从Q祭坛记录的长纪历日期得知。他建立了一个统治延续四百年的王朝。部分亚科库毛的继任者有同样生动的名称，第十三任统治者的名号翻译为“十八兔”，他的下一任则是“烟猴”，接着是公元763年驾崩的“烟壳”。祭坛上最后一个名字是雅克斯潘，意思是“旭日天空闪电神”，他是第十六任统治者，在烟壳死后即位。从一座祭坛的残片，我们知道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国王乌奇图克，意思是“火石守护者”。在雅克斯潘之后，建筑和碑铭便停止，似乎不久后王朝就被推翻。乌奇图克甚至可能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者，而是自称为王。
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可用来检视科潘的证据，是由考古学家福莱特、龚林和韦伯斯特所发展。这些研究者检视长达八百五十年期间（从公元400年到1250年）人类居住区在科潘山谷的扩散，据此研究科潘的兴起与衰落，他们利用一种技术叫黑曜石水化年代测定法，由水成分计算黑曜石的开采日期。黑曜石被开采之后，所含水分便以固定速率减少，考古学家因此得以计算一块黑曜石的开采时间。他们借此可以标示已测定日期的黑曜石在科潘山谷哪些地点被发现，进而追踪城市如何扩张和萎缩。由于可以合理推测特定地区的房屋与建筑数量，因此可以估计城市的总人口。在公元400年到449年间，人口数微不足道，估计约有六百人。在公元750到799年间，人口稳定增加到最高峰的两万八千人。虽然这与现代都市比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当时算是庞大的了；这个数字表示，科潘的人口在那段时间超过伦敦或巴黎。其他玛雅城市如提卡尔和卡拉克穆尔，无疑还大很多。与来自长纪历的证据相吻合，公元800年是科潘人口达到高峰的时候。此后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900年已降到约一万五千人。然后人口持续减少，到公元1200年人口已降回八百年前的水平。
玛雅古典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布尚人及纳图夫人相同：建立榨取式制度，并达到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这些制度有几个关键要素。约公元一百年在危地马拉的提卡尔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王朝，一个统治阶级形成，包括称作库乎尔阿华即“神圣君主”的国王，以及他底下的贵族阶层。这位神圣君主与菁英阶层合作组织社会，并与神祗沟通。据我们所知，这套新政治制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平民参与，但它确实带来稳定。库乎尔阿华向农民征收贡赋，并组织劳动力以兴建宏伟的纪念建筑，而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奠定了经济大幅扩张的基础。玛雅的经济建基于广泛的职业专门化，有技术专精的陶匠、织工、木匠，以及工具和装饰品制造匠。他们也交易黑曜石、美洲豹皮、海贝、可可豆、盐和羽毛，交易对象包括王国之内的人，和远至墨西哥的其他国家。他们很可能也有钱币，而且和阿兹特克人一样，使用可可豆当作货币。
玛雅古典期建立在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很类似于布尚人的情况，亚克斯艾伯苏克在提卡尔扮演夏姆国王的角色。新政治制度导致经济财富大幅增加，这些财富多半被围绕着神圣君主的新菁英阶级所榨取。不过，这个体系在公元300年左右巩固后，就很少出现进一步的技术变革。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灌溉和水利管理技术的改进，但农业技术仍然相当原始，似乎未曾进步。建筑技术和工艺逐渐变得愈来愈复杂，但整体而言却少有创新。
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但其他形式的破坏却接踵而至，因为榨取式制度为神圣君王和玛雅菁英创造的财富带来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且形势越来越恶化。接连的冲突记录在玛雅的碑铭上，特殊的符号显示战争发生在长纪历的特定日期。金星是战争的守护星，玛雅人认为这个行星在轨道的某些相位特别适合发动战争。代表战争（考古学家称为“星战”）的符号显示一颗星星向大地洒下液体，可能是水或血。碑铭也透露结盟和竞争的模式。大国如提卡尔、卡拉克穆尔、科潘和帕伦克之间长期竞逐霸权，而被征服的较小国家则沦为臣仆，这些情况的证据都来自记录王室登基的符号。在这段期间，它们开始显示较小的国家已被别的外来统治者支配。
地图10显示玛雅的主要城市，以及由考古学家格鲁比和马丁重建的各种接触模式。这些模式显示，虽然卡拉克穆尔、多斯比拉斯、比耶德拉斯内格拉斯和亚科斯奇兰有密切的外交接触，部分国家却被他国支配，且彼此间也常发生征战。
玛雅令人惊异的崩溃，恰巧与神圣君主的政治模式被推翻同时发生。我们在科潘看到，雅克斯潘在公元810年死后就再也没有国王。王室宫殿大约在这时候被毁弃。在科潘以北二十英里的基里瓜城，最后一位国王玉天（jade sky）在公元795年到800年间登基。最后一座有长纪历日期的纪念碑建于公元810年，与雅克斯潘死亡同年。这个城市很快被抛弃。所有玛雅地区的经历都一样，提供贸易、农业与人口扩张动力的政治制度已经消失。王室宫廷不再运作，纪念碑和庙宇不再雕琢，宫殿也空无一人。随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瓦解，使得政府集权的过程反转，经济也开始萎缩，人口逐渐减少。
在某些例子中，大城市因为遍地发生的暴力而崩溃。危地马拉的匹特斯巴唐地区——许多大神殿后来被摧毁，石头被用来兴建浩大的防御墙——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很类似在罗马帝国晚期发生的情况。后来甚至在科潘这些在崩溃期间较少暴力迹象的地方，许多纪念碑都遭到毁损或摧毁。在部分地方，即使神圣君主被推翻初期，菁英仍然存在。在科潘，有证据显示菁英仍继续兴建新建筑至少两百年，然后他们才消失。但在别的地方，菁英似乎与神圣君主同时被推翻。
对于神圣君主和他四周的菁英为什么被推翻，以及创造玛雅古典期的制度为何崩溃，既有的考古证据不允许我们达成确定的结论。我们知道这发生在城邦间战争加剧的背景下，而且很可能是城邦内的对立与叛乱，也许是由不同派系的菁英领导，推翻了整个制度。
虽然玛雅人创造的榨取式制度为城市带来欣欣向荣的财富，让菁英变得富裕并产生出伟大的艺术和纪念建筑，但这个制度并不稳定。少数菁英赖以统治的榨取式制度造成极度的不平等，因此有潜力导致能从人民榨取利益的菁英彼此内斗。这种冲突最后造成玛雅文明的瓦解。
（5）出了什么差错？
榨取式制度在历史上如此常见，因为它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同时能将它分配给少数菁英。但要创造这种成长，必须具备政治集权的条件。一旦条件都满足，政府——或掌控政府的菁英——通常有诱因投资并创造财富、鼓励其他人投资，以便政府能向他们赚取资源，甚至模仿某些通常由广纳式经济制度和市场所推动的过程。在加勒比海农场经济体，榨取式制度的形式是菁英以胁迫方式强迫奴隶生产蔗糖。在苏联，其形式是共产党把资源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并为经理人和工人设计某些诱因。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诱因会遭到制度本身的特性的破坏。
创造榨取式成长的可能性带来政治集权的动力，这也是夏姆国王建立库巴王国的原因，很可能也能用来解释中东的纳图夫人建立原始形式的治安、阶级制度和榨取式制度，最后导致新石器革命。类似的过程可能也在美洲导致定居社会兴起，以及向农业转型；这种过程可以从玛雅人建立的复杂文明中看到，这个文明建基在胁迫多数人、为少数菁英牟利的高度榨取式制度。
不过，榨取式制度创造的成长，在本质上迥异于广纳式制度创造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榨取式制度无法长久持续。榨取式制度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无法培育创造性破坏，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它们激发的成长因此无法持续长久，苏联经验为这种极限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苏联借由在部分先进科技迅速赶上世界水平，并把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而创造出快速的成长。但从农业到工业所有部门的诱因终究无法刺激科技进步。进步只在少数部门发生，都是大量注入资源、且创新受到丰厚奖励的部门，其目的是要与西方竞争。不管苏联的成长多快，都注定只能维持相对短暂的时间，到1970年代就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缺乏创造性破坏和创新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受限仅有的原因。玛雅城邦的历史显示一种更加不详，但更普遍的的结局，且同样是受制于榨取式制度的内在逻辑。当这些制度为菁英创造可观的收益时，其他人会有强烈的诱因想取代既有的菁英。内斗和不稳定因此成了榨取式制度天生的特性，而且它们不只制造出更低的效率，还往往反转既有的政治集权，有时候甚至导致治安完全崩溃而陷于混乱，如同玛雅城邦在相对成功的古典期之后所经历的情况。
虽然天生受限，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启动时看起来仍然可能非常可观。许多苏联人和更多西方人对苏联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长都崇拜不已，就像今日他们对中国飞快的经济成长感到目眩神迷。但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五章谈到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另一个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例子，且同样不太可能创造长久持续的成长，除非它展开根本的政治转型，迈向广纳式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