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卡塞河河岸
卡塞河是刚果河的大支流之一，它源自安哥拉，流向北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东北汇入刚果河。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比世界其他地方穷，但刚果内部不同群体的贫富程度一直差距很大。卡塞河是贫富的分界，渡过卡塞河进入西岸的刚果，你会发现利利人；在东岸则是布尚人（参考地图6）。表面上两个族群的贫富程度应该没有多大差距，他们中间只有一条河分隔，可以搭船渡过。两个不同部族有共同的起源和相关的语言。此外，他们制造的东西的风格也很类似，包括他们的房子、衣服和工艺品。
然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历史学家万塞纳在1950年代研究这些部族时，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惊人的差异。道格拉斯指出：“利利人较贫穷，布尚人较富裕……利利人拥有或能做的事，布尚人拥有更多且做得更好。”这种不平等很容易得出简单的解释。其中一个差异令人想起秘鲁当年被划入和未划入波托西米塔区的不同，即利利人为了维持生存而生产，而布尚人为了在市场交易而生产。道格拉斯和万塞纳也指出，利利人使用较差的技术，例如，他们不用网子打猎，虽然那可以大幅提高生产力。道格拉斯认为：“不使用符合一般利利人不投资时间和劳力在长期设备的倾向。”
两个族群在农业技术和组织方面也有重大差异。布尚人采用复杂的混耕，在为期两年的轮种制度下连续种植五种作物。他们种植山药、地瓜、木薯（树薯）和豆子，并且一年采收两到三次玉米。利利人没有这种制度，而且一年只采收一次玉米。
在治安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利利人散居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冲突经常发生。任何人在两个村落间行走，或进入森林采集食物，都可能遭攻击或绑架。在布尚人的国度，这种事绝少发生。
在生产模式、农业技术和法律规范的各种差异背后，是什么因素？显然不是地理环境导致利利人使用较低劣的狩猎和农业技术，更不可能是无知，因为他们知道布尚人使用的工具。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文化：利利人可不可能有一种不鼓励他们投资在狩猎网、更坚固和更好的房子的文化？但事实似乎也不是如此。和刚果人一样，利利人对购买枪支很感兴趣，道格拉斯甚至评注说：“他们渴望购买武器……显示他们的文化并不限制他们只能用较差的、不要求长期协力与努力的科技。”因此，厌恶科技的文化、无知或地理因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布尚人比利利人富裕。
这两个族群的差异，源自布尚人和利利人的土地上出现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前面提到利利人住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而且村落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在卡塞河的另一方情况却不同。大约在1620年，一个名叫夏姆的人领导了一场政治革命，并建立了我们在地图6看到的库巴王国。这个王国以布尚人的地区为中心，由夏姆担任国王。在这之前，布尚人和利利人之间可能没有多大差异；差异的发生是夏姆在河的东边组织社会的结果。他建立政府和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不仅集权程度远高于过去，而且政治结构也远为精细。夏姆和他的继任者建立一套课税的官僚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及用来执法的警力。领导人受议会节制，他们必须咨询议会才能做出决定。甚至有陪审团来进行审判，这发生在欧洲殖民之前的下撒哈拉非洲，显然是很独特的事件。尽管如此，夏姆建立的集权政府是用来榨取的工具，而且极为专制。他担任国王不需要任何人投票，国家政策由最高领导人指挥，而非通过全民参与。
这场政治革命为库巴王国引进政府集权和治安，进而带来经济革命。他们重新组织农业，采用新科技以增进生产力。过去当成主食的作物被美洲来的高产量新作物取代（尤其是玉米、树薯和红辣椒）。密集混耕循环在这时候引进，人均粮食产量因而倍增。要采用这些作物并重新安排农事周期，需要更多人在地里工作。因此结婚的年龄降低到二十岁，让男人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农业的劳动力。这与利利人的情况呈现鲜明的对比，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岁才结婚，且只有在结婚后才在田里工作。在这之前，他们的生活主要是打斗和劫掠。
政治与经济革命的关联很单纯，夏姆国王和支持他的人想向库巴人征税和榨取财富，库巴人的生产必须比他们自己消耗的更多。夏姆和他的手下虽然未把广纳式制度引进卡塞河东岸，但能达成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和维持治安的榨取式制度，本身就能创造若干数量的经济财富。鼓励经济活动当然符合夏姆和他手下的利益，因为若非如此就没有东西可供榨取。和斯大林一样，夏姆借命令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能创造必要的财富以支持这个制度。与完全缺乏治安的卡塞河对岸相比，这套制度创造出显著的经济财富——即使大部可能遭夏姆和他的手下榨取。但这种富裕必定是有限度的。正如在苏联，库巴王国在初期的变革后就再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也没有科技创新。当库巴王国在19世纪末首度遭遇比利时殖民官员时，这套制度大体上未曾经历大改变。
夏姆国王的成就说明，通过榨取式制度可以达成有限度的经济成功。创造这种成长需要政治集权政府，而建立集权政府往往需要政治革命。夏姆建立政府后，他可以利用权力重新组织经济和提振农业生产，然后才能征税。
为什么是布尚人发生政治革命，而非利利人？利利人可能出现自己的夏姆国王吗？夏姆完成的是一个与地理、文化和无知等因素完全无关的制度创新。利利人也可能展开这种革命，并且同样导致他们制度的转变，但他们并没有。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毕竟我们今日对他们的社会所知仍很有限。最可能的原因是历史的偶发性。当中东的一些社会在一万两千年前展开一场更激进的制度创新，导致定居的社会和对动植物的驯化，也可能同样是偶然性运作的结果，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3）漫漫长夏
约公元前一万五千年时，冰河时代结束，地球气候开始变暖。从格陵兰冰蕊得到的证据显示，平均气温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上升到摄氏15度。这种暖化似乎与人类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发生，因为气温上升导致动物数量增加，以及野生植物和食物更容易取得。这个过程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四千年急速反转，当时出现一段称为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的冷却期，但在公元前九千六百年之后，全球气温再度上升，在不到十年间升高摄氏七度，此后便维持在相对的高温。考古学家费根称其为长夏（Long Summer）。气候变暖是构成新石器革命背景的一大关键时期，人类社会从此开始转型到定居生活、农耕和放牧。这个转变和后来的人类历史都在这个漫漫长夏中发展出来。
农耕放牧和狩猎采集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前者建立在驯化动植物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手段干预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根本基因以使它们对人类更有用。驯化是一种技术变革，使人类能够从可得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更多食物。例如，玉米的驯化始于人类采集玉米的野生原型物种类蜀黍（teosinte）。类蜀黍的穗轴很小，只有几公分长，比现代玉米小得多。然而通过慢慢地拣选穗较大，且在成熟后穗不会爆开、而是留在穗梗上方便采集的类蜀黍，人类创造出现代玉米，这种作物可以从同一块土地供应更多营养。
最早的农耕、放牧和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来自中东，尤其是被称为侧翼丘陵区（Hilly Flanks）（似乎与肥沃新月地带重合，参见下图）的地区，即从今日以色列南部往北经过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经由叙利亚进入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大约在公元前九千五百年，第一批驯化植物二粒小麦（emmer）和二棱大麦（two-row barley）在耶利哥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被发现；二粒小麦、豌豆和扁豆也在更北边的叙利亚泰尔阿斯瓦德被发现。两个遗址都属于纳图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都供应较大型的聚落；耶利哥聚落的人口在当时可能已达到五百人。
为什么第一批农耕聚落在这里出现，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是纳图夫人驯化了豌豆和扁豆，而不是其他人？他们是不是很幸运碰巧住在有许多潜在可被驯化的植物物种的地方？虽然这是事实，但许多别的族群也住在有这些物种的地区，却并未驯化它们。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的地图4与地图5所见，基因学家和考古学家针对现代已驯化动植物的野生原种分布的研究，发现许多这些原种散布在广大的地区，达几百万平方公里。驯化动物的野生原种更遍布欧亚大陆。虽然丘侧翼地区在作物野生原种的种类上很丰富，但也完全称不上独特。纳图夫人并非住在一个野生原种丰富到独特程度的地区，而是他们在开始驯化植物或动物前就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其中一项证据来自原羚（gazelle）的牙齿，由牙骨质构成，是一种分层生长的骨质结缔组织。在春季和夏季牙骨质生长最快的时候，骨质层的颜色与冬季的颜色不同。从牙齿切片可以看到原羚死前最后牙质层的颜色。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判断原羚是在夏季或冬季被宰杀。在纳图夫遗址，研究发现原羚每个季节都被宰杀，这意味着人群一年四季都住在那里。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瑞拉聚落是被研究最彻底的纳图夫人定居地之一，考古学家花了近四十年勘查聚落的各层，这里为人类转型到农耕之前和之后的定居生活提供了记载最详尽的例子。该聚落可能始于约公元前九千五百年，而居民持续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约五百年，然后才转向农耕。考古学家估计，农耕前的聚落人口约介于一百到三百人。
你可以想到各种理由解释为何一个社会可能发现定居具有优势。迁移的成本较高，必须载运儿童与老人，经常移动也不可能为歉收的时候储备粮食。此外，像石磨和镰刀等工具可用来处理野生食物，搬运起来却太沉重。有证据显示，即使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会把粮食储存在洞穴等特殊地点。玉米的吸引力之一是很适合储存，这是它在美洲各地被广为种植的主要原因。能更有效储存和积累粮食，一定是采用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诱因。
虽然集体定居可能对整个群体有利，这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生。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共同同意这么做，否则必须有人强迫他们。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人口密度升高和生活水平降低，是定居生活出现、迫使人们留在一个地方的主要原因。然而纳图夫人遗址的人口密度并不比以前的族群高，并没有当时人口密度升高的证据。骨骼与牙齿证据也未显出健康恶化的迹象。例如，食物匮乏往往在人的牙齿珐琅质留下细线，这种现象叫珐琅质发育不全。这些细纹事实上在纳图夫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比后来的农耕族群较不普遍。
更重要的是，定居生活虽然有优点，但也有缺点。解决冲突对定居族群可能困难得多，因为无法轻易借由人或群体离开而解决歧见。一旦人们兴建永久的建筑、拥有超过所能搬移的资产，迁居就成了比较不吸引人的选项。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更细致的财产观念。必须决定谁能取得村落附近的哪一块土地，或谁能从哪些树丛摘取果实，或从溪流的哪一部分捕鱼。规则必须拟订，而订定并执行规则的制度也必须建立。
为了让定居生活出现，很可能狩猎采集者必须被迫定居下来，而这必须先有制度创新，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变成政治菁英的群体手中，以便执行财产权、维持秩序，并借由他们的地位榨取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而获得利益。事实上，一场类似夏姆国王发动的政治革命，虽然规模也许小一些，很可能就是进入定居生活的突破性进展。
考古学证据确实指出纳图夫人在他们变成农耕者之前很久，就发展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呈现阶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性——我们认知为榨取式制度的初期阶段。一项令人信服的阶级和不平等的证据来自纳图夫人的坟墓。有些人以大量黑曜石和角贝陪葬，它们来自迦密山附近的地中海海岸。其他装饰品包括项链、彩带和手镯，手镯是以犬科动物牙齿、鹿趾骨和贝壳制成。其他人埋葬时完全没有这类东西。贝壳和黑曜石也是交易的物品，控制这项交易很可能是权力累积和不平等的来源。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恩马拉哈的纳图夫遗址，就在加利利海北方。在大约五十个圆形茅屋和许多显然用来储藏的坑洞间，有一座涂着灰泥的大建筑盖在一处空地的中央。这座建筑可确定是酋长的屋子。恩马拉哈遗址的坟墓有些特别精致，而且也有头颅骨崇拜的证据，显示可能有祖先祭祀。这类崇拜在纳图夫遗址十分普遍，尤其是在耶利哥。纳图夫遗址的众多证据显示，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有精心架构的制度来规范菁英地位的继承。纳图夫人与遥远的地方交易，且有粗具雏形的宗教和政治阶层组织。
政治菁英的兴起很可能先创造了向定居生活的转变，然后又向农耕转变。正如纳图夫遗址所显示，定居生活不必然意味农耕和放牧。人类可能定居下来，但仍然靠狩猎和采集维生。毕竟长夏让野生作物更丰沛，狩猎和采集可能更有吸引力。大多数人可能很满足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狩猎和采集生活，因为那不需要许多努力。即使是科技创新也不一定会带来农业增产。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称作伊尔约龙特人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采用钢斧这项重大科技创新后并未导致更努力工作，反而是睡觉的时间更长，因为维持生存所需变得更加容易，而没有更努力工作的诱因。
对新石器革命的传统地理解释——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戴蒙理论的核心——说它是因为恰巧有许多植物和动物物种可供驯化所致。这使得农耕和放牧变得更有吸引力，并带来定居生活。在社会变成定居并开始农耕后，它们开始发展政治阶层组织、宗教和更加复杂的制度。虽然这种说法被广为接受，来自纳图夫的证据却显示，传统的解释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的改变早在社会转型到农耕之前就已发生，且可能是导致定居生活的原因（定居反过来强化了制度改变），同时也是随后的新石器革命的原因。这个模式不仅获得侧翼丘陵区的证据支持，也符合来自美洲、下撒哈拉非洲和东亚的众多证据。
转型到农耕无疑带来更多农业产品，并使人口得以大幅扩增。例如，在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等遗址，可以看出初期农耕村落比未进入农耕的村落大得多。一般而言，当转型发生时，村落会成长二到六倍。此外，传统上人们认为这种转型会带来的许多结果确实会发生。例如，进一步的职业专门化，和更迅速的技术进步，可能发展出较复杂和较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这些事物是否会发生在特定地方，并非取决于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可及性。相反的，这是因为社会所经历的制度、社会和政治创新的类型，可以让定居生活及农耕兴起。
虽然长夏和作物与动物物种的存在让这些得以发生，但并未决定它会在气候变暖后的何时或何地发生。反而这是决定于关键时期、长夏，以及小而重要的制度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气候变暖后，部分社会（例如纳图夫）发展出集权制度和阶级组织的成分，虽然当时的规模与现代民族国家比起来十分小。和夏姆统治下的布尚人类似，社会经过重新组织以利用大量野生植物和动物带来的更好机会，而毫无疑问的，政治菁英是这种新机会和政治集权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制度只有些微差异的其他地方，不容许政治菁英利用这个新机会，因而在政治集权以及创造定居的、农业的和更复杂的社会方面落后。这位后来发展的分歧埋下了伏笔，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分歧是同样的类型。一旦这些差异产生，它们便散播到某些地方，而不散播到另一些地方。例如，农耕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左右开始散播到欧洲，主要是农民迁徙的结果。欧洲的制度与世界其他地方如非洲渐渐漂离；在非洲，初始的制度就已经不同，而长夏在中东启动的创新直到很久以后才散播到非洲，甚至散播到非洲时的形式已经大不相同。
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虽然很可能撑起了新石器革命，但并未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单纯的痕迹，也没有为他们的地盘（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留下长久延续的富裕。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是今日世界相对贫穷的国家，而以色列的富裕大体上是由于二战后犹太人在此定居，以及他们高程度的教育和容易取得先进科技。纳图夫人早期的成长未能长久持续的原因，与苏联成长终归停顿相同。虽然极为重要，在当时甚至是革命性的，但它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对纳图夫社会来说，这种成长可能也会制造出谁能掌控制度及其榨取利益的深刻冲突。只要有一个从榨取获益的菁英，就有一个想取而代之的非菁英。有时候内斗只是以一个菁英取代另一个；有时候它摧毁整个榨取性社会，展开政府和社会崩溃的过程，就像一千多年前玛雅城邦令人惊叹的文明所经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