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英格兰在17世纪经济成长突飞猛进令各国刮目相看。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之前，先有一场政治革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都具有更大的广纳性。这些制度的深刻影响不只是带来经济诱因和促进繁荣富裕，同时也攸关由谁获得富裕的利益。这种发展并非以共识为基础，而是激烈冲突的结果：不同的群体竞争权力，挑战他人的权威，并尝试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16世纪和17世纪制度斗争的最高潮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以及尤其重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把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交给国会。另一方面，它对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开放政治，让更多人对政府运作的方式有更大的影响力。光荣革命是创造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它本身则以一个政治集权的过程为基础，并加速这个过程。它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广纳式政治制度。
其结果是，经济制度也开始变得更具有广纳性。封建中古时代的奴隶和严苛的经济束缚如农奴制，已不存在于17世纪初的英格兰。尽管如此，人们能从事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国内和国际经济都受到各种独占权的扼制，政府仍可恣意征税并操纵法律体系。大部分土地仍受到古老的财产权形态的束缚，几乎不可能出售，或有极高的投资风险。
光荣革命让这些情况为之改观。政府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诱因的经济制度，坚定地执行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因此大力刺激了创新。政府也保障治安。英格兰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独占权也几乎全部取消。英格兰政府积极促进商业活动，并致力促进国内工业，不只去除工业活动扩张的障碍，也动用海军的全部军力以保护商业利益。借由财产权的合理化，英格兰得以推动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运河和后来的铁路，这些将证明对工业成长极其重要。
这些基石彻底改变了给人的诱因，进而推动了富裕的引擎，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凭借的是利用过去几个世纪欧洲积累的知识基础而获得的重大科技进展。它是跟过去的彻底断裂，由于科学研究和少数独特个人的才能而实现。这场革命的强大力量来自于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创造出获利机会的市场，因为市场的广纳式性质容许人们把才能投入到合适的商业类别。它也仰赖教育和技术，因为通过较高水平的教育（至少以当时的标准看），有远见在事业上采用新科技、并雇用有技术的工人来运用新科技的创业家才得以崛起。
工业革命起源于光荣革命后数十年的英格兰绝非巧合，伟大的发明家如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引擎）、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建造第一辆蒸汽火车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织机）和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发明数种革命性蒸汽船），得以利用他们的创意带来的经济机会，并且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权得到尊重一事很有信心，并且有渠道通达市场，让他们的发明能够出售获利并得到使用。1775年，当瓦特重新申请的蒸汽机（他自己取名为“火机”[Fire Engine]）专利获准后，他写信给父亲：
“亲爱的父亲，
经过一连串来自各方的反对，我终于获得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给我和我的让渡者，范围及于整个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未来二十五年期间，我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因为目前已经有可观的需求。”
这封信透露两件事，第一，瓦特受到他预期的市场机会的激励，即大不列颠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观需求”。第二，他能够影响国会而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因为国会支持个人和发明家的请求。
詹姆士-瓦特
卫星照片
科技进步、事业扩张和投资的动力，以及技术和才能的有效利用，全都因为英格兰发展出广纳式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些经济制度则建基于英格兰广纳式政治制度。
英格兰发展出这些广纳式政治制度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政治制度（包括政治集权）让英格兰能够采取下一个激进的——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步骤，迈向光荣革命的肇始的广纳式制度。这个因素虽然让英格兰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在未让它和法国与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有太大差异。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光荣革命之前的许多事件造就出一个广泛而强大的联盟，足以对君主及其官员的权力设置持久的束缚，使他们被迫接受这个联盟的要求。这奠定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础，进而促成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制度的发展。
（3）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世界不平等随着英国的（或者说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而大幅度升高，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采用阿克莱特和瓦特及许多后继者发明的创新与科技。这波科技进步攸关不同国家是深陷贫困或达成持续的经济成长，但各国的反应大体上取决于它们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世界各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已出现显著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从何而来？
比起法国和西班牙，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在1688年正朝向更多元化发展，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到1588年，这种差异几乎缩小到零。三个国家都有相当专制的君主统治：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亨利三世。他们都与公民组成的议会争斗，例如英格兰的国会，西班牙的科尔蒂斯和法国的三级会议，这些议会都要求更多的权利以及对王室政府更大的掌控。这些议会拥有的权力和规制略有不同，例如，英格兰国会和西班牙科尔蒂斯掌握征税的权力，三级会议则没有。这在西班牙影响不大，因为1492年以后的西班牙王室掌控广大的美洲帝国，并从那里找到的黄金和白银获得厚利。英格兰的情况大不相同，伊丽莎白一世在财政上远为不独立，她必须央求国会征更多的税。国会则以要求让步做为交换，尤其是限制伊丽莎白授予独占权的权力。这是一场国会逐渐获胜的冲突。在西班牙，科尔蒂斯却打输类似的冲突：贸易不只是被垄断，而且是由西班牙王室垄断。
这些差别刚开始看起来很小，但到17世纪开始变得非同小可。虽然美洲已在1492年被发现，达伽马也在1498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印度，但世界贸易一直到1600年之后才开始大幅扩张，尤其是在大西洋上。1585年，英格兰在北美洲第一个殖民地在今日北卡罗来纳州罗亚诺克建立，1600年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兰也建立东印度公司。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建立詹姆斯镇。到162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已被殖民，巴巴多斯群岛在1627年被占领。法国也在大西洋扩张，1608年建立魁北克市，做为新法国（今日加拿大）的首都。这次经济扩张对制度造成的影响，在英格兰大大不同于西班牙和法国，原因是初期的小差异。
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继任者无法独占与美洲的贸易，其他欧洲王室却可以。因此大西洋的贸易和殖民在英格兰开始创造一大群与王室没什么关系的富商，而西班牙和法国却未发生这种情况。英格兰贸易商厌恶王室控制，并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限制王室的特权。他们在英格兰内战和光荣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类似的冲突也在每个地方发生，例如法国国王在1648年到1652年面对投石党叛乱（Fronde Rebellion）。不同的是，在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反对者似乎远为壮大，因为他们比西班牙和法国的反对者较富裕，人数也较多。
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在17世纪走上分歧的道路，说明了关键时期与微小制度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在关键时期，一个重大事件或许多因素的汇聚破坏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平衡。这可能只影响单一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的去世，刚开始只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关键时期。不过，关键时期通常影响一连串的社会，举例来说，就像殖民和后来的去殖民全世界的影响。
这种关键时期很重要，因为渐进式改善会碰到强大的障碍，障碍来自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合力运作及两者的相互支援。这种反馈环会制造恶性循环，从现况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组织，他们可以有效对抗会抢走他们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重大变革。
一旦关键时期出现，那些重要的小差异便是引发极为不同反应的初始制度分歧。这就是为什么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间相当小的制度差异，会引导各国走上从根本上分歧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的源头是，大西洋贸易带给欧洲人的经济机会所创造的关键时期。
即使微小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影响重大，但并非所有制度差异都很小，当然，较大的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会导致更加分歧的模式。英格兰和法国在1588年的制度差异很小，西欧和东欧的差异就大多了。在西欧，强大的集权国家如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有潜在的宪政制度（国会、三级会议和科尔蒂斯）。经济制度上也有根本的类似处，例如，没有农奴制。
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例如波兰——立陶宛王国由一个称作施拉赫塔的菁英阶级统治，他们的权力大到甚至采用选举的方式来选国王。这不像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而是由一群菁英领导的专制统治，但仍然属于榨取式政治制度。施拉赫塔统治一个以农奴为主的农业社会，农奴没有迁徙和寻找经济机会的自由。往更远的东边，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也把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严密和更具榨取性，远超过路易十四的作为。地图8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看出19世纪初西欧和东欧间的差异。它画出各国在1800年是否仍存在农奴制。颜色较深者代表有农奴制，较浅者没有。东欧颜色较深，西欧较浅。
然而西欧的制度并非一直以来就与东欧如此不同。正如我们稍早谈到，它们从14世纪黑死病在1346年侵袭后才开始分道扬镳。之前的西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有一些小差异，英格兰和匈牙利甚至是由同一个叫安吉温（Angevin）的家族成员统治。在黑死病后出现的较重大制度差异，才为东西欧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创造出显著的分歧。
但是开启这个分歧过程的微小制度差异最早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东欧在14世纪有与西欧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在英格兰，王室与国会的权力平衡不同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使比现代社会远为不复杂的社会，也会创造出对成员的生活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甚至在狩猎采集社会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从现代博茨瓦纳的桑人（San）等存活至今的社会所了解到的（桑人不从事农耕，甚至不住在永久的聚落）。
没有两个社会创造出相同的制度，它们都会有独特的习俗、不同的财产权制度、不同的分享猎物或从其他群体劫掠财物的方式。有些社会承认老年人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社会则没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原因是社会有历史差异、个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随机因素。
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时候由长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时候由前一个关键时期的分歧反应造成——奠定了未来改变的基础。黑死病和1600年后世界贸易的扩张，都是欧洲权力的重要关键时期，它们与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创造出极悬殊的分歧。因为1346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力和自主权比东欧农民多，结果是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东欧导致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14世纪已开始分歧，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格兰的王室权力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格兰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力。
小差异在关键时期发展成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