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假说
第二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文化假说，认为富裕与文化有关。文化假说就像地理假说一样有着显赫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假说不再只以宗教为基础，而是也强调其他种类的信仰、价值和伦理。
马克斯-韦伯
虽然公开说出口是政治不正确的，但许多人心里仍认为非洲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工作伦理，和迷信巫术和魔法，或抗拒新西方技术。许多人也相信拉丁美洲永远不会富裕，因为那里的人民天生就是又穷又爱挥霍，同时因为他们受到“伊比利亚”文化或“明天再说”文化的毒害。当然，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诺加雷斯。正如前面提过，围墙的北边和南边在文化的许多面向上相同。然而在实际运作、规范和价值上可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并非原因，而是两个地方走上分歧发展道路的结果。例如，墨西哥人在调查中说他们信任别人，程度上低于美国人说他们信任别人。但墨西哥人缺乏信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消灭贩毒集团，也无法提供运作良好且不偏颇的司法制度。我们下一章将讨论的北韩和南韩情况也一样，南韩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北韩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中。虽然今日的南北韩“文化”大不相同，但它并非两韩经济强弱的原因。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韩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雷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在边界北方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制造不同的诱因。因此，穿越诺加雷斯两边或南北韩间的边界造成的任何文化差异，并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非洲和非洲文化呢？从历史看，下撒哈拉非洲比世界大部分地区贫穷，而且那里的古文明没有发展出轮子、文字（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是例外）或耕犁。虽然这些技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殖民正式开始才被普遍采用，但非洲社会很早就知道这些技术了。欧洲人在15世纪末开始环非洲西岸航行，而亚洲则从更早的时代就已持续航行到非洲东部。
我们从刚果王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科技并未被采用。刚果王国位于刚果河口，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根据它而命名。地图6显示当时刚果所在的位置，以及另一个重要的中非洲国家库巴王国的位置，我们将在本书稍后讨论到这个国家。
葡萄牙航海家卡欧1483年首度来到刚果后，刚果开始与葡萄牙人密切接触。当时刚果以非洲的标准来看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首度姆班扎有六万人口，规模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差不多，比伦敦更大，伦敦在1500年的人口大约五万。刚果国王恩库武改信天主教，并改名为约翰一世。后来姆班扎的名称改为圣萨尔瓦多。拜葡萄牙人所赐，刚果人学会使用轮子和犁，葡萄牙人甚至在1491年和1512年派出农耕队来鼓励他们采用。但这些措施后来全归于失败。不过，刚果人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厌恶现代科技，他们很快就采用一项令人敬畏的西方发明：枪。他们利用这项新颖而强大的工具来回应市场诱因：捕捉和出口奴隶。没有迹象显示非洲的价值或文化阻碍了新科技和做法的采用。随着刚果人与欧洲人的接触加深，他们也采用其他西方做法：文字书写、衣着和住房设计。在19世纪，许多非洲社会也借由改变生产模式来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机会。在非洲西部出现以出口棕榈油和花生为主的快速经济发展；在非洲南部各地，非洲人发展出口产品，卖到南非兰德快速扩张的工业区和矿业区。但这些富于潜力的经济实验的灭绝并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也不是因为非洲人没有能力为自利采取行动，而是先遭到欧洲殖民主义的破坏，继之则被独立后的非洲政府压制。
刚果人未采用较优越的技术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缺少这么做的诱因。他们面对所有生产成果被权力极大的国王没收和课税的高度风险，而这与国王是否皈依天主教会无关。事实上，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不安全，他们的生存也岌岌可危。许多刚果人被俘虏并卖为奴隶——完全不是能鼓励投资来增进长期生产力的环境。国王也没有诱因大规模采用犁、或把增进农业生产力列为他的优先要务，因为出口奴隶获利远高于此。
今日来看非洲人信任彼此的程度低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真的，但这是过去长期的制度破坏了非洲人权与财产权的结果。被捕获并卖为奴隶的可能性，无疑影响了过去非洲人对彼此的信任程度。
韦伯的新教伦理又有什么影响？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宗教与经济成功却没有多大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富裕。再往更远的东方看，你会发现东亚的经济成功都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无关，因此也没有证据支持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有特别的关系。
再来看热衷于文化假说的人士偏爱的一个地区：中东。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其中的非产油国都相当贫穷。产油国很富裕，但这种天赐的财富对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证明宗教有关系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没错，像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很穷，他们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这些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方面对于繁荣富裕更是重要得多。例如，它们都曾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而这对他们的发展方向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鄂图曼统治崩溃后，中东被吸收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两者又再阻碍了中东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独立以后，它们跟随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脚步，发展出阶层式的独裁政权，采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大多无助于创造经济成功。这种发展道路大体上受到鄂图曼和欧洲统治的历史所塑造。伊斯兰宗教与中东贫穷的关系大体上是捏造出来的。
这些历史事件（而非文化因素）在塑造中东经济轨道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以从暂时脱离鄂图曼帝国和欧洲强权的部分中东地区看出，例如1805年到1848年间的埃及在穆哈穆德?阿里在拿破仑时代占领埃及的法国军队撤退后夺得权力，他利用鄂图曼统治埃及领土的弱点，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此后这个王朝以不同的形式统治直到1952年纳赛尔发动埃及革命。阿里的改革虽然是胁迫性的，却为埃及带来成长；国家官僚制度、军队、税制都被现代化，且农业和工业都出现成长。尽管如此，这个现代化和成长的过程在阿里死后便陷于停顿，使埃及落入欧洲的掌控。
但这或许是思考文化的错误方法，也许有关系的文化因素不是宗教，而是特定的“民族文化”。也许英国文化的影响很重要，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如此繁荣富裕。虽然这种想法一开始很吸引人，但它也说不通。是的，加拿大和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但塞拉利昂和阿尔及利亚也曾经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富裕程度差异极大，就像世界各地的富裕程度差异一样大。英国的影响不是北美洲成功的原因。
文化假说还有一个版本：也许关系重大的不是英国与非英国的差别，而是欧洲与非欧洲的不同。欧洲人较优越可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伦理、人生观、犹太—基督教价值或罗马传承？西欧和北美的人口确实以欧洲后代为主，而两地是世界最富裕的部分。优越的欧洲文化传承也许就是富裕的根源——也是文化假说最后的庇护所。可惜这个版本的文化假说和其他假说一样缺乏说服力。阿根廷和乌拉圭属于欧洲裔的人口比例，比加拿大和美国还高，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经济表现只能以不理想来形容。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绝少欧洲后裔，但两国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欧许多部分。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这再度带来恐怖和社会才能与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和地理假说一样，文化假说也对解释今日世界情形的许多面向没有帮助。美国和拉丁美洲在信仰、文化态度和价值上当然有差异，但正如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之间、或南韩和北韩之间，这些差异是两边不同的制度和制度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强调源自西班牙帝国的“西班牙”或“拉丁”文化因素，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内的差异——例如，为什么阿根廷和智利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富裕。其他类型的文化理论——例如强调当代原住民文化的说法——也同样难以成立。阿根廷和智利的原住民人口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少，虽然这是事实，但以原住民文化当做解释也不成立。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收入水平相当，但今日哥伦比亚的原住民人口很少，而厄瓜多尔和秘鲁则很多。最后，大体说来改变很缓慢的文化态度也很难单独解释东亚和中国的成长奇迹。虽然制度也会长期延续，在特定情况下它们确实会快速改变，这一点我们也会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