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路径依赖式的改变
世界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发生了改变，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迪亚斯建立的制度，与桑塔安纳或西班牙殖民国家的制度没有两样。世界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蒸汽船和铁路等运输上的创新促使世界贸易大幅扩张。这一波全球化意味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墨西哥——或更贴切地说是这类国家里的菁英阶层——可以出口原料和自然资源给工业化中的北美和西欧，并从中牟取利益。迪亚斯和他的亲信因此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同且快速演变的世界。他们意识到墨西哥也必须改变，但这不表示必须革除殖民式的制度，并以类似美国的制度取代。他们选择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式改变，只导致已造成拉丁美洲既贫穷又不平等的制度演进至下一个阶段。
全球化使美洲的大片旷野，即所谓的开放边疆（open frontiers）变得价值非凡。这些边疆的开放通常只是虚构的，因为有被残暴剥削的原住民居住在那里。但争夺这里突然变得有价值的资源是19世纪下半叶美洲最具重要性的过程之一。这些有价值的边疆突然开放并没有让美国和拉丁美洲走上类似的路径，反而带来由既有制度的差异所形成的更大分歧，尤其是有关谁有权取得土地这个议题。在美国，一连串的立法行动，从1785年的土地法（Land 0rdinance）到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都大开取得边疆土地的门。虽然原住民一直被排挤在外，但这些发展创造了平等且经济上充满活力的边疆。然而，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制造出极为不同的结果，边疆土地被分配给有政治权势者、有钱人和有关系者，让这些人变得更有权势。
迪亚斯也开始废除许多阻碍国际贸易的殖民制度残留，因为他预期国际贸易能让他和他的支持者获得许多利益。不过，他的模式仍然与格兰德河北边邻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是和柯尔特斯、皮萨罗及德托雷多等人相同，即菁英可获得庞大的利益，其余所有人则被排除在外。当菁英投资时，经济会稍微成长，但这种经济成长注定会令人失望，同时在这种新秩序下，缺乏权利的人也被牺牲了，就像诺加雷斯内地索诺拉省的雅基人。从1900年到1910年，大约三万名雅基人遭到驱逐，他们基本上都沦为奴工，被送往尤加敦的黄条龙舌兰农场工作。（黄条龙舌兰的纤维是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可以用来制造绳子和麻线。）
阻碍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成长的特定制度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清楚展现：就像在19世纪，这个模式导致各方争夺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制造出经济迟滞、政治不稳定、内战和政变。迪亚斯终于在1910年被革命军推翻。墨西哥革命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革命，包括1952年的玻利维亚、1959年的古巴，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另一方面，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陷于长期内战。征收或威胁征收资产仍然经常发生，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都推行大规模的农地改革（或企图改革）。革命、征收和政治不稳定伴随着军政府，以及各种类型的独裁统治。虽然拉丁美洲也逐步迈向更开放的政治权利，但一直到199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才变成民众政体，而且即使如此也还经常陷于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常伴随大规模镇压和谋杀。智利1991年的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报告证实，在1973年到1990年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有2279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另外有五万人可能遭囚禁和酷刑，还有数十万人被革职。1999年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报告确认，总共有42275名受害者，虽然有其他人宣称从1962年到1996年有二十万人在危地马拉遭谋杀，其中有七万人在里奥斯将军统治期间遭杀害，但里奥斯非但未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甚至还在2003年出马竞选总统；所幸他并未当选。阿根廷的失踪者国家调查委员会估算从1976年到1983年，被军方谋杀的人数约九千人，但该报告声明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人权组织估计的人数约三万人。）
（8）赚一、二十亿
殖民社会的组织和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今日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因此而有两边截然不同的诺加雷斯。比尔盖茨和施林（Carlos Slim）两人如何变成全球首富的对照——巴菲特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背后运作的力量。盖茨和微软公司崛起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盖茨是全球首富和全球顶尖创新科技公司创办人的身份，并未阻止美国司法部在1998年5月8日对微软公司提起民事控告，声称微软滥用独占势力。争议的焦点是微软将其IE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政府注意盖茨已经很久，最早在199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已启动调查，想确定微软是否滥用它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2001年11月，微软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即使惩罚比许多人要求的轻微，但微软的气焰已受到压制。
美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不是吃素的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早期他在股市交易获利丰硕，收购并改造困难企业也颇为成功。他一鸣惊人的出击是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也就是1990年被萨林纳斯总统民营化的独占电信事业。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过去是国营独占事业的公司，现在成了施林的独占事业，而且获利高得惊人。
同墨西哥政治菁英结盟的施林，将墨西哥电信玩弄于股掌之上
造就施林的经济制度和美国的经济制度大不相同。如果你是墨西哥创业家，进入障碍会在你事业的每个阶段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障碍包括必须取得昂贵的执照、必须穿越繁琐的程序、政治人物和市场中已存在的经营者会蛮横阻挡你的前进道路，以及因为金融业与你的竞争对手结伙而使你难以取得融资。这些障碍可能无法克服，使你难以进入高利润的领域，或者成为你最好的助力，让你的竞争者无法靠近。两种情况的差别当然是你认识谁、你可以影响谁——以及，没错，你可以贿赂谁。施林是一位有才干且野心勃勃的人，来自相对平凡的黎巴嫩移民背景，但他是取得独家合约的大师；他设法垄断了墨西哥获利丰厚的电信市场，然后把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各处。
施林墨西哥电信的垄断不断遭到挑战，但这些挑战一直没有成功。1996年长途电话服务商阿凡电信（Avantel）向墨西哥竞争委员会诉请调查墨西哥电信是否垄断电信市场；1997年该委员会宣布墨西哥电信在地方电话业务、全国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等领域，都有强大的垄断势力。但墨西哥监管当局尝试限制这种垄断的努力却毫无结果，原因之一是施林和墨西哥电信利用所谓的“保护诉请”程序，亦即向当局提出诉请，宣称特定法律不适用于当事人。保护诉请的概念可以回溯到1857年的墨西哥宪法，原本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墨西哥电信和其他墨西哥独占企业手中，它成了巩固垄断地位的可怕工具。保护诉请非但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反而提供法律公平性的漏洞。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他尝试在美国创业就没有那么成功了。1999年，他的卡索集团买下电脑零售商美国电脑公司（CompUSA），而美国电脑公司先前已授权一家叫COC服务的公司在墨西哥销售产品。施林立刻就违背合约在墨西哥成立自己的连锁商店，排除COC的竞争，但COC在达拉斯法院控告美国电脑公司。达拉斯没有保护诉请程序，所以施林败诉，并被罚款四亿五千四百万美元。代表COC的律师维纳（Mark Werner）事后说：“这项判决传达的信息是，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中，想来美国市场的企业必须遵守美国的规则。”当施林面对美国的制度，他惯用的赚钱伎俩就不管用了。
（9）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尝试
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类似于诺加雷斯两边的不同，只是规模更大。在富裕国家，民众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而且受的教育高得多。他们生活中也有渠道利用各种设施和选择，从度假到就业机会等等，而这些都是贫穷国家难以企及的。富国的人民也能在没有坑洞的公路上开车、使用抽水马桶和电力，家里也有自来水。他们通常也有不会随便逮捕和骚扰人民的政府，反而政府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道路以及治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有发言权。
世界不平等的悬殊差异清楚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即使是生活在许多没有电视和网络的穷国人民也都知道。这种对差异的认知促使许多人非法越过格兰德河或地中海，以便体验富国的生活水平和机会。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影响穷国个人的生活，也导致不满和憎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了解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和造成它们的原因，就是本书探讨的焦点。发展这种了解的目的不只在于了解这件事本身，同时也是为了构思更好的点子以跨出第一步去改善数十亿贫困者的生活。
诺加雷斯围墙两边的不一致只是冰山的一角。正如整个墨西哥北部都受惠于与美国贸易往来（虽然并非所有贸易都属合法），诺加雷斯的居民比其他墨西哥人更富裕，一般墨西哥人的平均年家庭收入只有五千美元。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相对富裕，主要归功于集中在工业园区的加工出口工厂；而第一个工业园区是由加州一名篮子制造商坎贝尔所兴建。第一家进驻的工厂则是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笛子与萨克斯风制造商业主博斯拥有的乐器公司柯因亚特。柯因亚特之后，紧接着梅瑞思（Memorex，电脑缆线）、阿凡特（Avent，医院制服）、格兰特（Grant，太阳镜）、钱柏林（Chamberlain，车库门开关装置），以及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重要的是，这些全都是美国企业和企业人士，使用美国资本和技术。因此，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相对于墨西哥其他地方较为富裕，其来源是外国。
不过，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还算较小。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富是墨西哥人民平均的七倍，是秘鲁或中美洲人民平均的十倍以上。美国人比下撒哈拉非洲人民平均富裕约二十倍，而且是住在马里、埃塞尔比亚和塞拉利昂等非洲最穷国家人民的近四十倍。不只是美国如此，有一小群富裕国家——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加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它们的人民都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大不相同的生活。
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远比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富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边界两边有着大不相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创造了极为不同的诱因。今日的美国远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也是因为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企业、个人和政治人物塑造了诱因。每一个社会都依照一套经济和政治规范在运作，这套规范由国家和公民集体创造并执行。经济制度塑造经济诱因：接受教育、储蓄和投资、创新和采用新科技的诱因等等。是政治程序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种经济制度下，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程序如何运作。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并非完美），或者能滥用委托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形诸文字的宪法，也不限于该社会是否为民主政体，政治制度包括国家规范和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我们也必须更广泛地考量决定政治权力在社会里如何分配的因素，尤其是不同群体以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阻止其他人追求目标的能力。
正如制度会在现实生活影响行为和动机，它们也能决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个人才能在社会每个层面都很重要，但仍然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盖茨和其他信息科技的传奇人物一样，有极高的才能和野心，但他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回应诱因。美国的教育体系让盖茨和类似他的人，能获得独特的技术来搭配他们的天分；美国的经济制度能让这些人轻易开创企业，不必面对无法攀越的障碍；美国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雇佣合格的员工，而相对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则让他们能扩展公司和行销产品。这些创业家从一开始就有信心能够执行他们梦想的计划：他们信任制度和法治，而且不担心他们财产权的安全问题。最后，这套政治制度确保稳定性和持续性。这样一来，这些创业家可以确定没有独裁者能掌控权力并改变游戏规则、征收他们的财富、囚禁他们，或威胁他们的生命和生计。他们也可以确定社会没有特定的利益集团能操纵政府往经济上极度不利的方向走，因为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且分散够广泛，因此一套能为繁荣创造诱因的经济制度得以出现。
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我们对美洲历史的简短回顾，提示了塑造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几股力量。今日不同模式的制度都有深植的历史根源，因为一旦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架构后，就倾向会长久延续。我们将说明这个事实源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交互影响的方式。
这种长久延续以及造成这种情形的力量，也解释了何以想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和让穷国变富裕如此困难。虽然制度是造成两个诺加雷斯的差异以及墨西哥与美国不同的关键，但这不表示墨西哥人能达成改变制度的共识。一个社会并不必然会发展或采用最能增进经济增长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对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会中掌握权势的人和无权势者往往对应该保留何种制度、应该改变何种制度看法分歧。施林不会乐于看到他的政治关系消失，或保护他事业的进入障碍被撤除——尽管新企业进入市场能让数百万墨西哥赚钱。因为没有这种共识，社会最后的规则就取决于政治：谁有权力和这种权力可以如何运作。施林有权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相较之下盖茨的权力则受到许多限制。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只牵涉经济、也牵涉政治的原因。我们谈的是制度对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亦即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学；我们谈的也是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以及即使它们为数百万人带来贫穷和不幸却为何无法改变——亦即贫困与富裕的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