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源头
走遍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差异巨大。在美国，纵使是最贫穷的人，不仅有收入，还可以接受医疗照顾、教育及公共服务，经济及社会机会更是远远大过生活在下撒哈拉非洲、南亚及中美洲的广大人群。南韩与北韩、两个诺加雷斯、以及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对比在提醒我们，这些都只是晚近的现象。五百年前，墨西哥——阿兹特克王国的故乡——无疑比起北边的国度富裕，美国要到19世纪才赶上墨西哥。两个诺加雷斯之间的差距甚至是更为晚近的事。南韩与北韩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截然不同，则是二战后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分隔开来才形成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放眼所见的经济差异，绝大部分也都是过去两百年来才出现的。
所有这些都是必然的吗？过去两百年来，西欧、美国、日本的富裕远远超过下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及中国，难道是由历史、地理、文化或种族预先决定的？工业革命18世纪从英国开始，然后扩展到西欧，又开枝散叶至北美及澳大利亚，这难道也是命定的？假设有一个世界，光荣革命及工业革命都发生在秘鲁，然后秘鲁人殖民欧洲并奴役白人，这有可能吗，或只是历史科幻小说的虚构？
要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只是推论——都需要有一套理论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会繁荣富裕，有些则是失败而贫穷。这套理论既要能够清楚说明打造或妨碍繁荣富裕的因素，也要能够指出其历史的源头。本书就是在提出这样一套理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譬如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政治体系之所以各有不同的经济及政治轨道，若要追究起来，原因当然很多，因此，对于不同时空出现的类似结果，凡是将之归于单一因素、过于简单且一概而论的理论，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不会加以采纳，而是会寻求个别的解释。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对新石器革命以来世界上经济及政治发展的主要轮廓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当然不是天真到以为这样一个理论可以说明一切，而是相信它能使我们专注于比较，虽然不免因此牺牲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成功的理论不一定忠实地复制细节，而是为许多过程提供有用且可靠的解释，同时厘清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运作。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理论在两个层面上着手。其一，厘清榨取式和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其二，说明广纳式制度为什么会在某些地方出现，其他地方则否。理论的第一个层面谈的是制度的历史面，第二个层面是历史如何塑造国家的制度。
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与繁荣富裕的关系是我们理论的核心。广纳式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不像榨取式经济制度则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广纳式经济制度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广纳式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且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式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也是互相支援。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和发展榨取式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纵使倾向如此，并不表示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就一定和经济繁荣无关。相反的，人同此心，菁英阶层也鼓励尽可能地成长，以便榨取更多。政治上，榨取式制度至少达成了低度的中央集权，因此，有能力达成某种程度的成长。但问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其关键有二：其一，持久的经济成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不可分。而所谓创造性破坏，不仅经济上以新代旧，政治上也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菁英阶层抓着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创造性破坏，抗拒唯恐不及，因此，任何由榨取式制度培育出来的成长终究会是短命的。其二，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无不是牺牲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图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成为垂涎的目标，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其结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远都有强大力量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合作无间，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式制度一旦站稳了，就会没完没了。而同样的，广纳式经济制度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互动则产生良性循环。但话又说回来，无论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有些国家历史上虽然是以榨取式制度为主，但因为能够打破窠臼并朝广纳式制度转型，所以今天得以活在广纳式制度之下。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转型，但并非为历史所决定。重大的经济改变有赖于重大的制度改变，重大的制度改变则是现行制度与关键时期互动的结果。关键时期是指一个社会中崩解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14世纪在欧洲许多地区导致将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又如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制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或如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提供既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
社会的现行制度之所以各异，取决于过去的改变。每个社会的制度改变各不相同，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制度漂移。一如生物种群的基因会因为在演化或基因的漂移过程中随机突变而逐渐漂离，两个本来相同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分道扬镳，但同样也是缓慢的。利益与权力的冲突，以及间接的制度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是常态。这种冲突经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甚至尽管它所发生的游戏场合并不公平。冲突结果导致制度漂移，但这不一定是个累积过程。换句话说，某一个点出现的小差异不一定会随着时间而变大。相反的，一如第六章讨论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小的差异发生，但又消失，然后又再出现。但不管怎么说，当关键时期来临，这些因制度漂移出现的小差异就有可能举足轻重，引导本来完全相似的社会分道扬镳。
如我们在第七及第八章所见，尽管英格兰、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大西洋贸易此一关键时期独对英格兰形成最大的转型冲击，却只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差异——其实就只是15及16世纪的发展：在海外贸易这一块上，英格兰王室根本无法掌控，但在法国及西班牙，这一块绝大部分是由王室独占。如此一来，在法国及西班牙，大西洋贸易及殖民地扩张产生的巨大利益全都进了君主及其同党的口袋，但英格兰，在此一关键时期制造的经济机会中得利的却是强烈对抗君主的群体。制度漂移导致的虽然只是小小的差异，但与关键时期交互影响的结果却造成了制度的分道扬镳，而分道扬镳的结果又制造出当下更重大的制度差异，等着被下一个关键时期牵引。
这当中，历史是关键，因为整个来说就是一个历史过程，经由制度的漂移产生了差异，差异又在关键时期出现时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关键时期则是历史的转折点。恶性及良性循环则告诉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才能了解制度差异的本质，因为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历史所建构的。但我们的理论并不主张历史决定论，或任何其他的决定论。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在本章一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所给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秘鲁之所以远比西欧及美国贫困绝非历史的必然。
首先，相较于地理及文化假说，秘鲁绝不是因为地理及文化才注定了贫困。依我们的理论，秘鲁今天之所以远比西欧及美国贫困，完全是制度所致，而要了解此中的原因，则需要了解秘鲁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五百年前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秘鲁所占之地，无论其富庶、科技发展或权力的集中，都远远胜过当时占有北美之地的那些小政治体。转折点则在于此一地区被殖民的方式与北美的殖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此一结果并非历史的决定，而是在关键时期来临时，好几次关键性制度发展所产生的偶然性结果。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改变其轨道，使长期的发展得到十分不同的结果。
第一，15世纪时，美洲内部的制度差异决定了这些地区被殖民的方式。北美所循的制度轨道大不同于秘鲁，基本上，殖民前的北美洲只有零星的定居社会，而且所吸引前来的移垦者，这批人当时成功地起来抵抗如弗吉尼亚公司及英国王室制造出来的菁英实体。相对之下，西班牙征服者来到秘鲁时，碰到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榨取式国家，他们大可取而代之，并接收其众多的人民，将之投入矿场与庄园从事劳作。欧洲人抵达时，美洲内部的情况也不是由地理决定的。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在布尚人国王夏姆领导下所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重大制度创新乃至政治革命的结果，同样的，位于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及此一地区内的广大人民也都是重大制度创新的结果。在北美洲，诸如密西西比流域甚至美国东北地区这些地方，这种情形也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情形真是这样，欧洲人在安第斯山面对的就有可能是空旷的大地，而在北美洲碰到的则是中央集权国家，这样一来，秘鲁与美国的角色可能就会对调了。在秘鲁，欧洲人定居下来，占多数的移垦者和菁英阶层发生冲突，很有可能就此产生了广纳式制度，而北美则走上相反的命运，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之路也就大异其趣了。
其次，一如舰队司令佩里的船舰抵达江户湾时日本之所为，印加帝国也有可能起而抗拒欧洲殖民主义。尽管和日本德川幕府相较，印加帝国的压榨性更严重，在秘鲁想要搞出一场类似明治维新的政治革命当然不太可能，但若说印加帝国之完全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乃是历史的必然却也未必。假若他们对于此一威胁的回应是起而抗争，甚至是在制度上进行现代化，那么，整个新世界的历史进程，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或许都会因之而大不相同。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欧洲人之所以成为世界的殖民者，绝不是历史或地理或文化所决定。中国人甚至印加人也都有可能殖民全世界。当然，如果是从15世纪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种情形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西欧已经挺近美洲，而中国却转而向内退缩。但话又说回来，15世纪的西欧本身就是制度漂移的不确定过程加上关键时期的产品，这中间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西欧强权之所以能够冒出头来征服世界，有赖于几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其中包括：封建制度所采取的独特路径，一路下来取代了奴隶制度，弱化了君权；进入第一个千禧之年后的数百年间，独立的以及在经济上有自治能力的城市在欧洲兴起；对于海外贸易，欧洲君主不像中国明朝的帝王，既不视之为威胁，因此也不曾加以打压；以及黑死病的肆虐动摇了封建秩序。所有这些如果都不曾发生而是另有发展，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有可能大为不同，一个生活于秘鲁的人或许比欧洲或美国的人活得更为富足。
由于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因此很自然的，不管什么理论，预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广纳式制度的重大突破居然会发生在英格兰，15世纪甚至16世纪固然没有人预料到，遑论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那几百年之间。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大西洋贸易的打开，制造了独特的制度漂移过程及关键时期才得以成为可能。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几个人敢说中国不久就会走上经济制度的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成长。同样的，未来的五百年情况会出现什么变化，也不可能有人预测得准。然而这不是我们理论的缺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历史陈述都在清楚指出，任何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的论述——地理、文化的或甚至其他历史因素的——都是不恰当的。小差异及偶然性不仅是我们理论的一部分，也是历史形成的一部分。
相较于其他社会，哪一种社会将会走向繁荣，尽管很难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整本书一路下来，世界各国的繁荣或贫穷，我们的理论已经清楚说明了其间的差异。接下去的数十年，哪一型的社会比较有可能达成经济成长，我们将在本章剩下来的篇幅中提出一些准则。
首先，恶性循环及良性循环都有其持续性与迟滞性。毫无疑问的，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内，美国与西欧以其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为基础，都将比下撒哈拉非洲、中东、中美洲或东南亚更为富裕，而且是相当程度的富裕。但不管怎么说，下一个世纪，这中间一定会有重大的制度变革，某些国家将打破窠臼，从贫穷转型成富裕。
政治上几乎没有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及阿富汗，或那些政府腐败无能的国家，如过去数十年来的海地——早在2010年大地震摧毁全国基础设施之前——在榨取式制度下，当然不太可能达成经济成长，也不可能做出重大改变走向广纳式制度。相反的，那些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可能是榨取式制度统治——却十分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获得成长。在下撒哈拉非洲，包括有长期中央集权经历的国家如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上路的坦桑尼亚，或至少在独立之后已经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则包括巴西、智利及墨西哥，不仅政治上已经达成中央集权，而且在政治多元化方面也已经跨出了重大的步伐。至于哥伦比亚，按照我们的理论，则不太可能。
我们的理论也认为，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譬如中国，无法带来持续的成长，有可能会后继无力。在这些案例之外，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例如，古巴有可能会转向广纳式制度，经历一次重大的经济转型，但也有可能踌躇不前，仍然死守着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亚洲的北韩及缅甸的情况也一样。因此，就算我们的理论为制度的转变、改变之后的结果以及这种改变的本质——小差异及偶然性——提供了思考的工具，想要做成更为精确的预测仍有其困难。
要从富裕与贫困之根源这样广泛的解释当中拟定政策建议，有必要更加留心谨慎。关键时期的影响，其关键在于现行制度，因为社会如何回应一个政策的介入，完全要看当时在位的制度。当然，我们的理论谈的是国家如何追求繁荣富裕——将国家的制度从榨取式的转型成为广纳式的。但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要做到此一转型并非轻而易举。首先，光是恶性循环就足以说明制度之改变绝非看起来那么容易。尤其特别的是，榨取式制度会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复制，譬如第十二章所谈的寡头铁律就是。因此，穆巴拉克总统的榨取式政权虽然在2012年2月遭到人民推翻，却不能保证埃及从此就会走向比较广纳式的制度。相反的，榨取式制度仍然可能复制自己，完全不把民主运动的活力与期望放在眼里。其次，由于历史的道路是偶然的，现行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的交互作用，到底会导致更广纳还是更榨取的制度，其实很难预料。不过能使政策建议朝广纳式制度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的理论对于政策分析还是十分有用的，至少拟定政策时可以使我们认清那些建议是不好的，是根据错误的假设，或是对制度改变的理解不够充分所致。这一方面，一如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不犯错误的重要性绝不下于解决问题，甚至还更切合实际。关于这种情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成长经验，而鼓吹“威权式成长”的政策建议。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建议其实是一种误导，中国的成长，就其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只是榨取式成长的另一种形式，不可能演变成持续的经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