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个非洲酋长
1895年9月6日，坦特伦古堡号邮轮停泊在英国南方的普利茅斯，三个非洲酋长，恩瓜托的卡玛、恩瓜克策的巴桐及奎那的赛博，下船后搭乘八点十分的特快车直奔伦敦帕廷顿车站。三位酋长此行到英国是有任务的，目的是要保住他们自己的及另外五个邦不被罗德斯夺走。恩瓜托、恩瓜克策及奎那地属茨瓦纳（Tswana），而茨瓦纳共包括八个邦，构成当时的贝专纳兰，亦即1966年独立后的博茨瓦纳。
几乎整个19世纪，部落都在与欧洲人做生意。1840年代，著名的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顿走遍了贝专纳兰，并领着奎那的国王希凯勒皈依了基督教。圣经第一次翻译成非洲的语言，就是茨瓦纳的塞茨瓦纳语。1855年，英国宣布贝专纳兰为保护国。1853年，布尔人为逃避英国人的殖民，数以万计向内地展开大迁徙，茨瓦纳人就跟他们发生过冲突。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算盘，希望控制此一地区以堵住布尔人进一步的扩张及德国人可能的扩张。后者当时吞并了西南非相当于今天纳米比亚的地方。英国并不认为全民殖民化是值得去做的。高级专员雷伊1885年就清楚地概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除了开条路通往内地以外，我们对北边的马乐普——亦即贝专纳兰保护国——根本就没有兴趣；因此，我们目前会约束自己，以免保护国的部分受到入侵或外国势力的占领，无论管理或垦殖都尽可能少有作为。”
但对茨瓦纳来说，事情到了1889年有了变化，罗德斯的不列颠南非公司开始从南非向北扩张，掠夺了大片土地，亦即后来成为南、北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到1895年，也就是三位酋长访问伦敦那一年，罗德斯盯上了罗德西亚西南方的领土，亦即贝专纳兰。酋长们都知道，如果土地落到了罗德斯的手里，灾难和剥削就在眼前。对他们来说，要以军事力量击败罗德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决心跟他周旋到底。最后他们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让英国统治也不要被罗德斯吞并。在伦敦传道会的协助下，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伦敦，想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及殖民大臣张伯伦，扩大对贝专纳兰的控制，免遭罗德斯的进犯。
1895年9月11日，与张伯伦首次会晤，赛博首先发言，再来是巴桐，最后使卡玛。张伯伦表明，他会考虑用英国的控制阻止罗德斯。在此同时，三位酋长马上开始进行一次全国的旅行演说，竭力争取公众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走访伦敦附近的温莎及雷丁并演说；他们去到南部的滨海城市南安普顿，去到张伯伦的政治大本营，中部地区的莱塞斯特及伯明翰；他们向北去到工业城市的约克夏、谢菲尔德、里兹、哈利法克斯及布莱福德；他们还往西去到布里斯托，然后往北到曼彻斯特及利物浦。
同一时间，远在南非，罗德斯已经箭在弦上，不顾张伯伦的强烈反对，准备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展开武装攻击，亦即后来惨烈的詹姆森突袭。事情发展至此，除了对酋长们的艰难处境益发同情外，张伯伦已经不做他想。11月6日，他们再度在伦敦会晤张伯伦。酋长是通过翻译发言：
张伯伦：我要和酋长谈土地的事，以及酋长领土内要遵守的法律……现在让我们看看地图……我们只要建铁路用的土地，其他都不动。
卡玛：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张伯伦先生自己要土地，我没话说。
张伯伦：请告诉他，建造铁路的事我会自己来，会派一个人去看着，而且只拿需要的，如果拿的是有价值的，也会做出补偿。
卡玛：我想要知道铁路开到哪里。
张伯伦：会经过他的领土，但会围起来，我们不会拿土地。
卡玛：我相信你会像我自己一样做这件事，并相信你会公平对待我。
张伯伦：我会看好你的利益的。
第二天，在殖民署，费尔菲尔德把张伯伦的决定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三个酋长卡玛、赛博及巴桐，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从此置于女王保护下的国家。女王将指派一名官员驻守，酋长将统治自己的人民一如现在。”
对于三个酋长的出奇制胜，罗德斯的反应可想而知。在一封发给属下的电报中，他说：“被三个伪善的野蛮人打败，我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
事实上，三个酋长的成就相当有价值，他们挡住了罗德斯，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挡住了英国的间接统治。19世纪时，茨瓦纳诸邦已经发展了一套核心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集体决策，光这两样，若以下撒哈拉非洲的标准来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初始形态的政治多元化。一如大宪章之促成贵族参与政治决策，为英格兰的君主加上了一些约束，茨瓦纳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科加勒”（kgotla），也鼓励政治参与及约束酋长。科加勒的运作，南非人类学者沙培拉描述如下：
“所有有关部族的政策，最后都要提交到酋长的科加勒（议场），在由成年男性组成的大会中讨论。这类会议经常举行……讨论的事情……包括部落争议、酋长与其亲属之间纷争、新捐税的征收、新公共事务的推行、酋长公布的新政令……酋长的希望遭到驳回时有所闻。由于任何人都能发言，这些会议可以让他了解民情，有机会让民众陈述冤屈。如果情况需要，他和他的参谋可能还会有苦头吃，因为大家都不怕把话讲出来。”
科加勒之外，茨瓦纳的酋长职位并非严格世袭，而是开放给任何有才能的人。详细研究过茨瓦纳另一个邦——拉隆——政治历史的人类学者卡马洛夫指出，关于茨瓦纳酋长的继承，表面上确有清楚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旨在说明如何罢免不好的统治者，让有才能的人成为酋长。他的研究显示，赢得大位要看成就，要经得起考验，有真材实料的竞争者才享有继承的权利。茨瓦纳有一句格言，颇有一点君主立宪的精神：“君因民之拥戴而王。”
伦敦回来之后，茨瓦纳的酋长们继续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本土制度，不让英国插手。他们同意在博茨瓦纳修建铁路，但限制英国在经济及政治方面的介入。他们之所以不反对铁路的兴建，当然不能跟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帝国阻挡铁路的理由相提并论。他们心里明白，铁路和英国的其他政策一样，只要是置于殖民控制之下，就不会为贝专纳兰带来发展。博茨瓦纳独立后担任总统（1980年至1998年）的马西雷，他的早年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1950年代，马西雷还是个农民，非常有事业心，发展出新的高粱培育技术，并发现一个颇有可为的客户，弗雷堡碾谷，一家跨越边界设在南非境内的公司。他到贝专纳兰的娄贝兹火车站找站长，要求租两节车厢，要把收成运送到弗雷堡去。站长拒绝了。于是他请以为白人朋友介入。站长勉强同意，但索取的费用却是白人的四倍。马西雷放弃了，并得到一个结论：“禁止非洲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持有贸易执照，使黑人无法在贝专纳兰发展事业的，不只是法律而已，还有白人的实际作为。”
总的来说，酋长们乃至茨瓦纳的人民，运气算是好的。或许是他们豁出去了，总算阻止了罗德斯的掠夺，又因为英国几乎不插手贝专纳兰的统治，在塞拉利昂上演并造成恶性循环的间接统治也不曾在那里出现。另外，在南非内地进行的殖民扩张他们也逃过了，因此才使这片土地没有沦为白人矿主与农场的廉价劳工库。对多数社会来说，殖民化过程的初期阶段最是紧要关头，对于经济及政治的后续发展，这一时期内的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在第九章所讨论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数社会和南美及南亚一样，在殖民化过程中也见证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与强化。但茨瓦纳却逃过了两次劫数，其一是高压的间接统治，另一则是遭到罗德斯吞并的毒手。但不管怎么说，这绝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靠运气得来，而是又一次现行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茨瓦纳人民的制度漂移，与殖民主义带来的关键时期都影响着它。三个酋长的幸运是靠他们自己打造出来的。他们采取主动，造访伦敦，而他们之所以做得到这一点，则是因为茨瓦纳部族在政治上所成就的中央集权，相较于下撒哈拉非洲的部族领导人，使他们拥有不同于一般的权威，或许也是因为在他们部族制度中早已深植了政治多元化的根苗，使他们在合法性上具有不同一般的程度。
殖民时代末期，是另一个使广纳式制度得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博茨瓦纳的成功是更为核心的关键。1966年贝专纳兰以博茨瓦纳之名独立，酋长赛博、巴桐和卡玛的幸运及成功已经是久远之前的事了。在那一段时间，英国对贝专纳兰所做的投资极少。博茨瓦纳独立时，堪称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路面经过铺设的道路总共十二公里，大学毕业的国民总共二十二名，中学毕业的一百名。而最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它几乎完全被白人统治的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及罗德西亚——包围，所有这些政权对黑人治理的独立非洲国家都充满敌意。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国家。但四十五年过去，博茨瓦纳却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今天在下撒哈拉非洲，博茨瓦纳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成就媲美成功的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及匈牙利，以及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独立之后快速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独立以来，它始终维持民主，定期举行公平竞争的选举，从未经历过内战或军人干政。政府建立强化财产权的经济制度，确保总体经济的稳定，鼓励广纳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话又说回来，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当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反其道而行时，博茨瓦纳却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及多元的制度，选择了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它是怎么做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在殖民统治结束时的紧要关头，博茨瓦纳的现行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譬如塞拉利昂及津巴布韦，独立时一个机会，但却失落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殖民时期榨取式制度的复辟。独立的初期阶段，博茨瓦纳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这又得归功于茨瓦纳传统制度所建立的环境。在这方面，博茨瓦纳有许多地方与光荣革命之前的英格兰相似。英格兰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快速达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又有大宪章和国会的传统，对压制君权及确保某种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有起码的渴望。博茨瓦纳也有相当的中央集权及相对多元的部族制度逃过了殖民主义的毒手。英格兰有新近形成的广泛联盟，由大西洋贸易商、实业家及商业取向的士绅名流组成，追求的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博茨瓦纳也有联盟，茨瓦纳的酋长们以及拥有主要经济资产牛只的菁英阶层，他们都追求稳定的程序权利。土地虽属公有，但在茨瓦纳各邦，牛只是私有财产，菁英阶层也都赞成财产权的不容侵犯。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不能否认有历史的偶然。在英格兰，如果议会里面那些一方之霸及新任的君主企图利用光荣革命篡夺权力，事情的发展就有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在博茨瓦纳，如果不是幸好有卡玛或马西雷这样的领袖，决定通过选举竞争取得权力，而不是像下撒哈拉非洲许多独立后的领袖那样破坏选举制度，事情的演变可能也会大不相同。
在独立之时，茨瓦纳的制度就已经具有限制酋长权力对人民负责的传统。当然，在非洲，这种制度传统并非茨瓦纳独有，但特别是，经过殖民时期，在非洲仍然能够完好保留这些制度的就只有茨瓦纳而已。英国的统治几乎完全没有进来。当时，英国对贝专纳兰的治理放在南非境内的梅富根，只有到1960年代转移到独立的那段期间，才有建立首都哈伯罗内的计划提出。建都及新构架并不是要打掉原住民的制度，反而是把它们当成基础；哈伯罗内的建设，就伴随着新“科加勒”的规划。
独立的进行也是循序渐进。推动独立的首要力量是1960年由马西雷及卡玛所建立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卡玛是卡玛三世之孙，取名Seretse，意思是“粘合团结的粘土”，名字取得再恰当不过。卡玛继承的是恩瓜托的酋长，而大部分茨瓦纳的酋长及菁英阶层都加入了博茨瓦纳民主党。博茨瓦纳没有产销协议会，因为英国对这块殖民地根本没有兴趣。很快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在1967年成立了一个名之为博茨瓦纳肉品委员会，但目的不是要剥削牧场及家畜养殖户，而是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建立口蹄疫的防线，促进外销，对经济发展及广纳式经济制度的促进都有贡献。
博茨瓦纳早期的成长几乎全都依赖肉品外销，但当钻石发现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博茨瓦纳，自然资源的管理也与其他非洲国家显著不同。殖民时期，茨瓦纳的酋长都反对在贝专纳兰勘探矿产，因为他们都明白，欧洲人一旦找到珍贵的金属或宝石，他们的自治也就玩完了。第一颗大钻石在卡玛的故乡恩瓜托发现。发现宣布之前，卡玛促使修改法令，使所有的地下矿物权都属于国家而非部族。如此一来，确保钻石的财富不至于在博茨瓦纳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同时利用钻石的收入加速推动政府中央集权，建立国家的官僚体系及基础建设，并投资教育事业。在塞拉利昂及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钻石点燃了不同派系间的冲突，成为内战持续的燃料，为了控制钻石，战争带来屠杀，因而贴上了血钻石的恶名。但在博茨瓦纳，钻石的收入却造福了国民。
地下矿物权的改变并不是卡玛政府唯一的建国政策。最后，在独立之前，立法会议1965年通过酋长法，1970年又通过酋长法修正案，继续推动政治中央集权的过程，取消酋长分地的权利，视情况的需要总统得罢黜酋长，以此强化政府及民选总统的权力。政治中央集权化的另一项作为则是努力促进国家统一，举例来说，通过立法确定学校只教塞茨瓦纳语及英语。今天，博茨瓦纳看起来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国家，没有族群及语言的分歧，完全不像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此一结果正是语言统一之功，学校只教英语及一种国语塞茨瓦纳语，以此减少不同族群及社会团体的冲突。人口普查问到族群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46年的那一次，结果充分显示，博茨瓦纳的族群其实相当异质。举例来说，在恩瓜托，认同自己是恩瓜托人的就仅有20%；茨瓦纳固然有其他部落，母语不是塞茨瓦纳语的非茨瓦纳族群也不在少数。这种潜在的异质得以调和，除独立后政府的政策之外，还要归功于茨瓦纳族群的制度相当具有广纳性，举例来说，很像英国的异质性，譬如威尔士与英格兰，因不列颠政府而获得调和。博茨瓦纳政府也扮演了同样角色。独立之后，人口普查就再也没有问过族群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茨瓦纳人。
独立后的博茨瓦纳成就了相当高的成长率，关键在于卡玛、马西雷及博茨瓦纳民主党把博茨瓦纳带上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路。1970年代钻石开始生产，不仅没有引发内战，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大量投资公共建设，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广纳式政治制度带来政治的安定，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后盾。如同第十一章所讲的良性循环，广纳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又增强了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活力与持久性。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因为掌握了关键时期——殖民结束后的独立——并建立了广纳式制度。博茨瓦纳民主党与传统的菁英阶层，包括卡玛本人，并未试图成立一个专制政权或建立榨取式制度，肥了自己而牺牲社会。这又是关键时期与现行制度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我们所见，几乎不同于所有的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已经拥有相当中央集权并包含多元特质的部族制度。此外，由于私有财产确立，国家的菁英阶层所拥有的已经极为丰厚。
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也站在博茨瓦纳这一边。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卡玛及马西雷都不是史蒂芬斯及穆加贝。前者以茨瓦纳的部族制度为基础努力而忠实地建立广纳式制度，使博茨瓦纳更为顺利地迈向广纳式制度。而这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下撒哈拉非洲，有的是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有的则是才起步就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