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也没有火车通往波城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在1896年整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首都自由城建于18世纪末叶，原本的目的是收容被遣返及获释的奴隶。但自由城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塞拉利昂的内陆仍然有许多小王国。19世纪下半叶，通过与当地的非洲统治者签订一连串条约，英国逐渐将其统治扩张至内陆。1896年8月31日，根据这些条约，英国宣布此一殖民地为它的保护国，并拣出重要的统治者，给以新的头衔，封之为大酋长。举例来说，在塞拉利昂东部当今的钻石矿区科诺，有个勇猛好战的国王苏鲁谷。苏鲁谷王被封为大酋长，保护国的行政单位则设在山德尔。
像苏鲁谷这类的国王虽然和英国当局签了条约，却不明白这些条约其实就是全权委托英国人建立殖民地。1898年1月，英国人开征茅屋税——每一家征收五先令——地方上的酋长群起抗争，演变成内战，爆发了所谓的茅屋税之乱。战事从北部开始，但最严重且持续更久的则是南部，尤以曼德族为主的曼德兰为最。茅屋税之乱虽然很快平息，却无异于警告英国留意塞拉利昂内陆地区的统治。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建造从自由城通往内陆的铁路。工程始于1896年3月，1898年12月开通至桑沟镇，正值茅屋税之乱期间。英国国会1904年的文件有这样的记载：
“塞拉利昂铁路建造期间，1898年2月爆发土著叛乱，导致工程完全停顿，人员解散。叛军攻击铁路，全部人员不得不撤退到自由城……铁路沿线的罗迪方克，距自由城五十五英里，完全落入叛军之手。”
其实按照1894年的兴建计划，铁路并不经过罗迪方克。由于叛乱爆发，路线才改变，从原来的东北方向转而往南，经过罗迪方克前往波城，再进入曼德兰。英国想要尽快开抵叛乱的核心曼德兰，并前往内陆其他潜在的动乱地区，担心另外的地方爆发叛乱。
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英国人把政权交给米尔顿?马盖爵士及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部，特别是曼德兰，以及东部。米尔顿爵士之后，由其弟亚伯特爵士于1964年接任总理。1967年塞拉利昂人民党以些微票数在选举中败给由史蒂芬斯领导的反对党全民国会党。史蒂芬斯为北部林巴族人，全民国会党的主要支持者全来自北部族群：林巴人、坦慕尼人及罗科人。
英国兴建铁路最初的目的在于统治塞拉利昂，但到1967年，其角色已经变成经济性的，主要在于运输该国的大宗出口，包括咖啡、可可及钻石。咖啡及可可的种植户都是曼德人，而铁路则是曼德兰对世界的窗口。1967年的选举，曼德兰的选票大举倒向亚伯特?马盖。史蒂芬斯的兴趣在于抓权，至于促进曼德兰的出口，则非他所关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对曼德人好的就有利于塞拉利昂人民党，不利于史蒂芬斯。因此，他停止兴建通往曼德兰的铁路，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铁轨和车辆全部抛售，使事情再也无法逆转。今天，从自由城向东行，就会经过废弃的哈斯汀及滑铁卢车站，再也不会有火车通往波城了。当然，史蒂芬斯的激烈动作对塞拉利昂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就和许多独立后的非洲领袖一样，如果要史蒂芬斯在巩固自己的力量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今天，如果想要前往波城，根本没有火车可搭，因为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火车会把革命带到俄罗斯，史蒂芬斯相信铁路将会增强对手的力量。如同许多掌控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由于害怕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挑战，他宁愿牺牲经济成长以阻止挑战的发生。
史蒂芬斯的策略乍看之下是与英国的相抵触。但事实上，在英国的统治与史蒂芬斯政权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延续性，恶性循环的逻辑尽在其中。史蒂芬斯统治塞拉利昂，其手法与英国人如出一辙。他之所以能够在位直到1985年，并不是因为他受到选民的爱戴，而是因为他在1967年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暴政，杀害与侵扰政敌，尤其不放过塞拉利昂人民党。1971年，他把自己弄上总统的位子，1978年之后，全民国会党成为塞拉利昂唯一的政党。如此一来，史蒂芬斯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只不过代价竟是把内陆地区搞得一穷二白。
殖民地时期，英国治理塞拉利昂，一如他们治理大部分非洲殖民地，用的是一套间接统治的体系，其基础则是大酋长。收税、司法、治安，全都交给大酋长。至于涉及可可及咖啡农民的事，则由殖民部成立的产销协议会统筹，这个单位号称是来协助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以可可为例，今年若是高价，次年就降低，因此，农民的收入也就随之起伏。产销协议会的作用，说得好听一点，是由他们而非农民来吸收波动的价格。当世界价格高涨时，产销协议会付给塞拉利昂的价格更低于此一价格，但当世界价格下跌时，他们的做法就正好相反。基本上来看，这套办法似乎很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塞拉利昂的产销协议会成立于1949年。当然，单位要运作就需要有收入。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最方便的，无论年头好坏，就是从农民应得的报酬中扣一点下来，做为单位经常开支及行政管理之用。但没有多久，扣一点却成了扣很多。产销协议会变成殖民国对农民课征重税的工具。
许多人都以为，下撒哈拉非洲殖民统治的劣政可以在独立后告一段落，利用产销协议会课征农民重税的情形也可以划下句号。但两者都落空了。事实上，利用产销协议会榨取农民的情况更加严重。1960年代中期，通过产销协议会，棕榈仁农民可以获得世界价格的56%，可可农民48%，咖啡农民49%。到1985年，史蒂芬斯辞职，由他亲手提拔的继承人马默出任总统时，上述的数字分别变成了37%、19%及27%。但低归低，比起之前，农民的所得还算高的；史蒂芬斯当权期间，甚至往往低于10%；换句话说，农民90%的收入都被史蒂芬斯政府征敛，全都进了他自己及权贵的口袋，用来收买政治支持，没有一丝一毫用于公共建设，诸如道路及教育。
隶属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殖民当局规定大酋长为终身职务，必须要是所谓的“王室”成员才有资格。酋长地位具有王室身份是逐步形成的，但基本上乃是某一地区的王族世系，而且是在19世纪末与英国签约的菁英家族。大酋长由选举产生，但并非通过民主的机制。谁来当大酋长，是由一个名为“部落署”的机构来决定，其成员为大酋长委任的低级村长、村长或英国官员。大家或许会想，独立之后此一机构若不是已经取消，至少也经过了改革。但就和产销协议会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毫无变化。时至今日，大酋长仍然主管税收，茅屋税虽然已经不再征收，但却有了人头税。2005年，山德尔的部落署选出了一名新任大酋长。唯一够资格的候选人是法苏鲁谷王室，也是当前仅存的王室。当选人为歇库?法苏鲁谷，苏鲁谷的玄孙。
塞拉利昂和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如此低落，其症结全在于产销协议会的行事作风，以及传统的土地所有制。1980年代，政治学者贝兹前往非洲，想要了解非洲农业生产低落的原因，即使按照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应该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他明白，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既于地理无关，也跟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些认为农业生产力之所以低落的内在因素无关。问题其实很简单，产销协议会的价格政策抹杀了农民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投资、使用肥料及保护土壤的动机。
产销协议会的政策极端不利于农村的利益，关键在于这些利益缺乏政治力量。价格政策与其他根本因素互动，结果使得所有权很不安全，更进一步瓦解了投资动机。在塞拉利昂，大酋长不仅管治安、法规及司法，还兼征税，同时也是“土地管理人”。尽管家族、氏族及王室拥有土地使用权及传统上的权利；但到头来，谁可以在那里种田，只有酋长说了算。只有跟酋长有关系，或许出身同一王室，土地所有权才可靠。土地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出身不是酋长世家，不可以种植多年生作物如咖啡、可可或棕榈，以防这样一来将会让人获得“实质上的”财产权。
英国在塞拉利昂发展出来的榨取式制度，与它在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广纳式制度，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从矿产资源的管理上得到充分说明。1930年1月，塞拉利昂东部的科诺发现钻石。这里的钻石不是深藏于地下的矿脉，而是冲积矿床，因此，主要的开采方法是在河中淘洗。类似的情形，某些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民主钻石”，因为这可以让许多人加入，制造一种潜在的广纳性机会。但在塞拉利昂却不然。淘洗钻石在本质上的民主特性，英国政府乐得故作不见，整个将之纳入保护，予以独占，名之为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并转让给南非的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1936年，戴比尔斯获得授权，成立了钻石警卫团，是一支比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部队还大的私人武装。尽管如此，钻石冲积矿床随处都可以淘洗，警力不免顾此失彼。到了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非法淘钻者涌入，钻石警卫团疲于奔命，成为冲突与动荡之源。1955年，英国政府开放部分矿场给塞拉利昂精选信托以外得到特许的采矿者，但公司仍保有岩吉马、科伊度及堂沟等矿藏最丰富的矿场。独立之后，情况越发恶化。1970年，史蒂芬斯实际上将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国营化，成立国家钻石矿业公司，政府（实际就是史蒂芬斯本人）拥有51%的股份。但这只不过是史蒂芬斯计划接收国家钻石矿业公司的开始而已。
19世纪的澳大利亚，引起广泛注意的不是钻石，而是1851年在新南威尔士及刚成立的维多利亚州发现的黄金。和塞拉利昂钻石一样，这里的黄金也是冲积矿床，如何加以开发必须有所决策才行。有些人，例如杰出的占地户领袖约翰?麦克阿瑟之子詹姆斯?麦克阿瑟，提议在矿区周围建立围墙，拍卖独占权。他们想要搞的是一个塞拉利昂精选信托的澳大利亚版。但另有许多人却希望开放黄金矿区。结果，广纳模式获胜，澳大利亚当局不仅不设立独占事业，而且只要每年缴交特许费，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黄金的探寻及采掘。很快的，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上，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淘金人发展成为一股力量，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在推动普选及秘密投票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在非洲所进行的扩张及殖民统治产生了两种恶性结果。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鼓励非洲在政治及经济上走向榨取式制度；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来可以与欧洲竞争的非洲农业丧失了商业化的机会。在塞拉利昂，奴隶确实是一股力量。殖民时期，内陆地区并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只是许多小王国，互相敌对，侵伐不断，彼此互掳对方的男女。实际上，奴隶早已经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人口之中，以奴隶身份工作的可能占了50%。和南非（不？）一样，由于环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规模在塞拉利昂定居，因此并没有白人与非洲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矿业经营缺乏约翰内斯堡那样的规模，农业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劳动力的白人农场，因此，南非那种种族隔离式的榨取式劳动力市场制度无以形成。
尽管如此，别种力量却也存在。在塞拉利昂，咖啡及可可农民虽然没有白人和他们竞争，但他们的收入仍然会遭到产销协议会这个政府独占单位的剥削。另一方面，塞拉利昂还要受间接统治之害。在非洲许多地方，英国当局都属意于间接统治，他们发现，任何部族只要没有中央集权体系，他们都可以加以接管。举例来说，19世纪，英国人在东非的尼日利亚遭遇到没有酋长的伊哥波人时，马上就为他们设置了酋长，称为委任酋长。在塞拉利昂，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是建立在本土现存的权力体系上。
然而，尽管1896年受封的那些大酋长各有其历史渊源，间接统治及其授予大酋长的权力却完全改变了塞拉利昂既存的政治状况。举例来说，英国当局设置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王室——一个过去不存在的阶层。在过去，酋长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政治流动性比较大。但间接统治实施后，世袭的贵族取代了原有制度，僵化的制度随之出现，弄出一批终身酋长，他们要负责的对象是在自由城或英国庇护者，而非辖内的百姓。另一方面，英国也乐得用其他方式颠覆制度，譬如说，用比较合作的人取代合法的酋长。事实确实如此，塞拉利昂独立后，出过两名总理的马盖家族，就是在茅屋税之乱中支持英国，反对当时在位的酋长尼亚马，因此取得下班塔大酋长的位置。尼亚马下台后，马盖家族从此把持大酋长的位置直至2010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塞拉利昂与独立国塞拉利昂之间不乏制度上的延续。英国设置产销协议会向农民征税，后殖民地政府依样画葫芦，而且变本加厉，税率更高。英国利用大酋长建立间接统治，独立后的政府不仅未将此一殖民制度废止，而且继续用于乡村的治理。英国建立钻石独占事业并企图排除非洲人参与，独立后的政府依旧如此。英国建铁路有利于治理曼德兰，史蒂芬斯却不以为然。英国信任自己的军队，曼德兰如果叛变，大可以派他们去应付；碰到同样情况，史蒂芬斯却不这样认为。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强大的军队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威胁，基于这个理由，史蒂芬斯削弱军方的力量，压制军队，并建立只效忠于他的准军事单位而将武力私人化，也因此使得本已微弱的政府权力加速萎缩。取军队而代之的，最先是国家安全局，简称I S U，成了塞拉利昂受苦受难的人民口中的I Shoot U（我毙了你）。接下来是特别安全局，简称S S D，到了人民口中，成了Siaka Stevens’s Dog（塞卡?史蒂芬斯的狗）。但没有军队的支持，到头来反而为政权的垮台埋下了祸根。1993年4月29日，在斯特拉瑟上尉的领导下，一群为数不过三十名的军人就把全民国会党的政权给拉了下来。
塞拉利昂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倒退，是恶性循环的最佳写照。首先是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榨取式制度，独立后，非洲的政客也乐得接棒，整个模式与下撒哈拉非洲如出一辙。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怀着相同的希望，然而，恶性循环却使这些国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一再重演，而且其恶性随着时间愈演愈烈。举例来说，在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人建立的产销协议会及间接统治均持续不变。
恶性循环有其本质性的症结。榨取式政治制度导致榨取式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因榨取式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拥有了资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及佣兵，收买司法，操纵选举，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掌权，更可占尽优势保护体系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制造了平台，而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权力无价，因为权力可以无往不利，可以中饱私囊。
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可以让权力的滥用无所限制。权力是否导致腐败容或有辩论的余地，但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则是千真万确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纵使是为了造福社会，不惜运用总统的权力打破最高法院的限制，但广纳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却不容许，打消了他想要解除自己权力限制的企图。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则不然，权力的运用，不论其如何扭曲及反社会，都难以予以节制。1980年，塞拉利昂中央银行总裁班古拉批评史蒂芬斯的政策漫无节制，没过多久就惨遭谋杀，从中央银行大楼的顶楼被推落到一条名叫“塞卡?斯蒂芬斯街”的马路上。因此，榨取式政治制度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原因无他，对于想要窃取及滥用政府权力的人，这种制度丝毫无法加以遏阻。
还有一种力量也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就是榨取式制度制造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及巨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将会增加政治赌博的赌注。不管是谁，一旦掌控了政府，就会使他成为过度的权力及财富的收益者，因此为了掌控权力及利益，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内斗的诱因，这股推动力在玛雅城邦及古罗马就曾经上演过。由这个角度来看，从殖民政权继承了榨取式制度，许多非洲国家便撒下了权力斗争及内战的种子，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相较于英格兰内战及光荣革命的冲突，这种斗争大不相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限制权力的行使，也不是要产生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抓权自肥，以其他人为刍狗。在安哥拉、布隆迪、乍得、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当然还有塞拉利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地看到，这种冲突转变成血腥的内战，制造了惨重的经济破坏，以及人类空前的痛苦——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