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黑面法案
温莎堡位于伦敦之西，是英国最堂皇的王家宅邸。18世纪初期，城堡周围曾是一大片森林，林中多鹿，但今已存留无几。1722年，一名名叫南恩的森林守卫，陷入了一场暴力冲突。他在6月27日写下记录：
“晚上有黑面进来，开了我三枪，两颗子弹射中房间窗户，我答应三十日到克劳索恩给他们五基尼金币。“
南恩日记记述的另一次入侵是这样的：”又一次恐吓，一个伪装的人送来一张扬言破坏的字条。“
枪击南恩、索取金钱、要挟恐吓，这些神秘的”黑面“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把脸涂黑，趁着夜色掩盖容貌，这一段时期经常在英格兰南部一带出没，宰杀肢解鹿只及其他动物，焚烧草堆谷仓，破坏围墙鱼池。表面看来，这些都只是违法行为，但其实不然。狩猎（盗猎）国王或贵族土地上的鹿只的情形早已有之。1640年代内战时期，温莎堡的鹿群就几乎被斩尽杀绝。1660年复辟之后，查理二世登基，鹿苑才又恢复。但黑面盗猎鹿只并不光只是为了食其肉，更是要进行破坏，但目的何在呢？
国会代表的各种利益具有多元性，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关键基石之一。因此，无论是商人、实业家、社会名流，或与奥兰治的威廉及1714年继承安妮女王的汉诺威王室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贵族，都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片面贯彻自己的意志。
整个18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努力未曾停止过。1701年詹姆斯二世去世后，法国、西班牙、教宗，加上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所谓的”詹姆斯党人“）都承认其子詹姆斯?法兰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亦即“老僭王”）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1708年，老僭王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企图夺回王位，但没有成功。接下来的十年间，詹姆斯党发动过好几次革命，其中以1715年及1719年两次规模最大。1745年到1746年间，老僭王之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称为“小僭王”）又企图夺回王位，但遭英军击败。
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詹姆斯二世之子，老王位觊觎者
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老王位觊觎者之子，小王位觊觎者
前面提到过的辉格党成立于1670年代，代表的是新兴的商人及其经济利益，也是光荣革命背后的主要团体，并在1714年至1760年间主导国会。一旦得势之后，该党便利用新建立起来的地位掠取别人的权益，抢夺别人手上的大饼，其行径与斯图亚特诸王无异，但其权力远非绝对。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受到国会内部竞争团体的制衡，尤其是为了对抗辉格党而成立的托利党，另一方面也受到他们过去奋斗得来的制度所限制，这些制度是为了强化国会、避免新的专制出现，以及防止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而设立。光荣革命成就了社会的多元性质，同时也表示大部分老百姓获得了权力，纵使在国会中没有正式代表亦然。因此，一般民众眼看自己的权益遭到辉格党人侵害，“黑面”群起其实是对此情况的反应。
辉格党人因侵犯老百姓的权益而导致黑面四起，最好的例子就是卡多根将军。卡多根在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剿平詹姆斯党人叛乱中立有战功，两度受英王乔治一世册封，1716年受封男爵，1718年再封伯爵，并在上议院辅政会议中位居要津，职司总理，过问重大国政。他在温莎堡西边约二十英里的凯佛夏姆买下大片地产，占地约一千亩。他建了一栋大宅与林荫庭园，又设置一个广达二百四十亩的鹿苑。但如此一来，却侵犯了庄园周围住户的权益。老百姓被迫迁离，放牧牲畜、收集泥炭及柴火的权益遭到剥夺。为此触怒了黑面。先是1722年元月1日，然后在7月，骑马武装的黑面劫掠了鹿苑。第一次攻击杀死了十六只鹿。但遭殃的并不只有卡多根伯爵，许多显赫的地主和政治人物，其庄园也受到黑面的劫掠。
辉格党政府当然不会坐视。1723年5月，国会通过黑面法案，判处绞刑的罪新增加五十条，不仅携带武器有罪，就连把脸涂黑也犯法。事实上，这项法律很快就做了修正，连把脸涂黑也可以处以绞刑。辉格党的菁英阶层大张旗鼓准备实施这项法律。南恩在温莎森林建立了一个线民网，揭发黑面的身份，没多久就逮捕了好多人。从逮捕再到绞死，事情应该很简单。毕竟黑面法案已经上路，辉格党掌握了国会，而国会又掌握国家，至于一干黑面，不过是跟某些大权在握的辉格党人作对而已。更何况，连当时的首相华博尔——他跟卡多根一样，身居上议院辅政会议之要津——也都牵涉其中。华博尔在伦敦西南方的里奇蒙庭园就拥有既得利益，而里奇蒙庭园则是查理一世利用公有地弄出来的，同样也侵犯了当地居民放牧牲畜、狩猎野兔，及采集柴火的固有权益。只不过这些规矩并未严格执行，放牧狩猎照常，直到华博尔安排自己的儿子出任庭园管理，情况才急转直下。庭园关闭，新的围墙建立起来，并布置了捕捉入侵者的陷阱。华博尔自己喜欢猎鹿，又在园内的霍顿为自己盖了一间猎屋。这一切立刻点燃了当地黑面的怒火。
1724年11月10日，庭园外面一个名叫亨特里奇的当地居民，被控协助盗鹿者并鼓动黑面生事，两项罪名都可处以绞刑。指控是直接从上面交下来，带头的是由华博尔及卡多根掌握的上议院辅政会议。华博尔一不做、二不休，亲自询问告密者布莱克本，套取亨特里奇的犯罪证据。罪名应该早已经预定，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经过八或九个小时的审讯，法官裁决亨特里奇无罪，部分理由是程序上的，因为搜证的方式违法。
但并非所有的黑面或同情他们的人都跟亨特里奇一样幸运。尽管也有人获得开释或减刑，许多人还是遭到绞死，或者被流放到北美洲殖民地；事实上，这项条例一直都保留在英国法律中，至1824年才废止。然而，亨特里奇的胜利还是非比寻常。陪审团并不是同亨特里奇一伙的，而是大地主及士绅名流，按理说是应该站在华博尔那一边，但时代毕竟不再是17世纪，当年的法院会直接依照斯图亚特诸王的想法处理，形同他们打击对手的压迫工具，国王若不满意判决，还可以免除法官的职务。如今，辉格党人也得遵守法治，亦即法律之使用不应有选择性、不得主观专断，以及任何人都不得凌驾法律之上的原则。
环绕着黑面法案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充分显示光荣革命已经建立了法治，同时也凸显此一观念在英格兰及不列颠更形强烈，菁英阶层受到此一观念制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rule of law）有别于依法统治（rule by law）。辉格党纵使可以通过严刑峻法镇压老百姓的抗争，但因为法治，他们却必须应付重重的制约。光荣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制度变迁拆毁了“神授”的君权及菁英阶层的特权，个人的权利已经确立，而辉格党的法律与这种权利乃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形下，法治就意味着菁英及非菁英阶层都会抗拒这种法律的实施。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为什么应该人人平等？既然国王与贵族政治大权在握，其他人一无所有，国王与贵族当然可以予取予求，至于其他人必须受到禁止或处罚，这乃是极其自然的事。专制政治制度下，法治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种政治多元化的广大结盟的产物，唯有许多个人及团体在决策上拥有发言权，也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在台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才有意义。到18世纪初叶，英国已经逐渐充分多元化，辉格党发现法律及制度也会制约他们，如同法治的观念所确立的。
但辉格党人及国会议员为什么要接受这类约束？为什么不利用自己对国会及政府的控制，毫不妥协地强制执行黑面法案，并推翻不合己意的法院判决呢？答案要归诸光荣革命的本质——为什么它不是以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取代旧有的政权——亦即政治多元化与法治的结合，另外加上良性循环的动力。如同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菁英阶层推翻另一个菁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既然台面上有许多党派分食权力，为了避免一党一派集太多的权力于一身，到头来破坏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础，大家就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而这政治多元化则是各方人马为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而组成广大联盟的所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若说法治的原则，加上君权并非神授的理念，实际上乃是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关键，这绝非意外。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说，在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
“竭尽所能……打造一种形象，亦即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治，其合法性则是建立在平等以及一切依法行事的基础上。严格说，统治者无论愿意或不愿意，全都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行使权力必须严守法律界限，不可破坏规矩，否则就会打乱阵脚。”
打乱阵脚的结果则是制度失衡，将会为广泛结盟中的小团体打开专制之路，甚至有导致斯图亚特复辟的危险。国会之所以无法防止新的专制，用汤普森的话来说，那是因为：
“法律出现真空，王室特权……有可能卷土重来，淹没人民的财产和生命。”
此外，“他们（那些跟王室作对的贵族、商人等）为保护自己所选择的手段，其本质是不会丧失的。法律就其形式和传统而言，需要的是平等及普适性……并必须扩及各式各样人等。”
法治的观念一旦落实，不仅可以防止专制，同时可以造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也就是说，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论其为卡多根或华博尔，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老百姓就算被控侵犯私人产业，也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已经谈过了。但它们为何能够持续存在呢？黑面法案以及限制其执行的故事充分显示，在这些制度面临破坏的企图时，良性循环，亦即一股沛然的正向反馈机制便会出而维护，事实上，甚至会鼓动风潮，开创更大的广纳性。良性循环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广纳式制度建立在两个事实上，其一是权力的行使受到制约，其二是社会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这一点内含在法治里。一个团体若能强加其意志于他人而不受到任何制约，即使这些他人是亨特里奇之类的小老百姓，制衡也就遭到了威胁。农民抗议菁英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公有地，如果不马上处理，又怎么保证下一次不会再被搁置？既然下一次又遭到了搁置，又怎么能够防止王权与贵族卷土重来，拿回实业家、商人及士绅名流介入半个世纪所得到的成果呢？事实上，下一次的搁置，有可能就是政治多元化整个进程的土崩瓦解，因为一套狭隘的利益将会因此成为刀俎，而广大的联盟则将就此沦为鱼肉。但政治的机制并不会走上此一险境，反而会使政治多元化及其所蕴含的法治成为英国政治制度持久不衰的特色。我们也将看到，政治多元化及法治一旦建立，对于政治多元化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只会变得更大。
良性循环不仅是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必然趋势，更是因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很自然地会支持广纳式经济制度，如此一来，将导致收入的分配更为平等，社会中更多的人将因此而获得权利，进而使政治领域也更趋于平等。这将限制想以篡夺政治权力而出头的人，也可以打消复辟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企图。英国之所以会出现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政治多元化也创造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使独立的媒体得以繁荣滋长，也比较容易使关心广纳式制度能否延续的团体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1688年之后，英格兰政府停止审查媒体，意义极为重大。在赋予人民权力上，以及良性循环在美国制度发展上的持续不断，媒体也都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本章将会讨论。
良性循环虽然有利于广纳式制度的持续存在，但这却非必然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都遭遇过许多挑战。1745年，小僭王就曾一路杀到达比，距伦敦仅一百英里之遥，意图颠覆光荣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比这种外来挑战更为严峻的则是来自内部的潜在挑战，同样也有可能导致广纳式制度的崩解。例如在前面提过的1819年曼彻斯特彼得鲁屠杀，以及接下来将更详细讨论的事件中，英国的政治菁英阶层就曾经想要以高压手段遏止政治系统的进一步开放，但到头来都悬崖勒马。同样的，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在美国也遭遇过严峻的挑战，而且大有成功的机会，但却没有。当然，所有这些挑战并非注定失败。英国及美国的广纳式制度能够存活并随着时间益趋壮大，不只是良性循环的结果，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