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盗贼之光
18世纪，英国——或说得更恰当一点，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大不列颠——在犯罪处理的问题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决策：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或者至少是省得麻烦，干脆将罪犯流放到帝国的罪犯殖民地去。北美独立战争前，判决定罪的罪犯主要都是送往美洲殖民地。1783年之后，独立的美国不再欢迎英国的罪犯，英国当局只好为他们另觅新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非。但气候加上致命的疾病如霍乱及黄热病，欧洲人根本没有抵抗力，环境太过于恶劣，当局于是决定，纵使是罪犯，把他们送达“白人的坟场”去，还是有所不宜。第二个选项则是澳大利亚。这块帝国东边的海上疆域已经由大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1770年4月29日，库克登陆一处美丽的海湾，因当地物种丰盛，随行博物学家誉之为博特尼湾。对英国的政府官员来说，这块地方正是再好不过，气候温和之外，由于其远在天边，的确是可以令人眼不见心不烦。
1788年1月，一支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罪犯，在船长菲利普的指挥下首航。1月26日，亦即今天的澳大利亚日，他们扎营悉尼湾，也就是今日悉尼市的核心，并将此一殖民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其中一船名为亚历山大号，船长为辛克莱，船上有一对罪犯夫妇，亨利与苏珊娜?凯博。苏珊娜犯的是盗窃罪，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刑十四年，流放北美殖民地，但因美国独立而作罢。同一时期，在诺维奇堡监狱，苏珊娜与狱友亨利相恋。1787年，苏珊娜被选中移送澳大利亚新的罪犯殖民地，并将随第一支船队前往。但亨利并不在其列。此时，苏珊娜与亨利已经育有一子，名字也叫亨利。当局的决定意味着一个家庭行将遭到拆散。苏珊娜移监到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的囚船上时，慈善家凯德根女士获悉这段悲惨故事，立刻发起一项促成凯博夫妻重聚的活动并获得成功。于是，两夫妻得以带着小亨利一同移送澳大利亚。同时，凯德根女士募得二十英镑，为他们购置物品，于抵达澳大利亚时取货。但抵达博特尼湾时，货物包裹却不翼而飞，至少辛克莱船长是这样说的。
凯博夫妇能怎样呢？按照英国法律，能做的事情不多。纵使在1787年，英国就有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此一广纳性并未包括罪犯，罪犯实际上完全没有权利。他们既不能拥有财产，当然也不能诉诸于法院。事实上，他们甚至连向法院提交证据都不能。辛克莱清楚这一点，并有可能窃取了包裹。尽管他从未承认，但他的确放过话，说凯博夫妇根本告不了他。按照英国法律，他说得一点都没错，而且，若是不列颠，整件事情就会到此结束。但在澳大利亚却不然。当地军法官柯林斯收到了一纸书状：
“兹有亨利?凯博及其妻子，此地之新住民，离开英格兰之前，有一包裹载运于邓肯?辛克莱船长之亚历山大号，内有衣物及其他供彼等使用之品项，全系众多慈善人士收集及购买，以备上述亨利?凯博及其妻儿之用。为请求现停泊本港之亚历山大号船长返还上述包裹，虽已行文数次却均无效果，除上述包裹所包括的几本书外，其余较为贵重的物品仍然留在前述所说的亚历山大号上，该船船长似乎有意忽视，不使原物交付前述可敬之物主。”
由于亨利与苏珊娜都不识字，无法在书状上签名，只能在底下画上“十字架”。“此地之新住民”几个字后来被涂掉，但意义重大。有人把话说在前头，凯博夫妇如果被说是罪犯，这个案子根本就连法院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有人出点子，说他们是新住民。这对柯林斯法官来说可能有点棘手，那几个字很可能就是他给划掉的。但那份书状有效。柯林斯没把案子给丢掉，而是召集开庭，还有陪审团，全部都由军人担任。辛克莱出庭应讯。尽管柯林斯并不是十分热心，陪审团的成员又都是派到澳大利亚来看守凯博夫妇这类人犯的，但凯博夫妇还是赢了。辛克莱以凯博夫妇是罪犯为由力争，但裁决成立，他必须付十五英镑。
柯林斯法官做出这项裁决，并非根据不列颠法律；事实上，他完全不理会英国的法律。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桩民事判决。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桩刑事案件，对不列颠岛的子民来说恐怕也是同样怪异。一名罪犯偷窃另一名罪犯的面包被判有罪，面包价值二便士。在那个时代，这种案子根本上不了法庭，因为罪犯无权拥有任何东西，偷窃罪无由成立。但澳大利亚不是不列颠，法律不光只是照着英国的走。不久，澳大利亚在民刑法以及许多政经制度上也都和英国分道扬镳。
新南威尔士的流放殖民地，最初只有罪犯和看守他们的守卫，多数是军人。182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自由住民”少之又少，在新南威尔士，罪犯移送虽然到1840年代以及停止，但在西澳，却一直持续至1868年为止。罪犯必须从事“强制工作”，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的另一说法，而警卫则从中捞钱。最初，罪犯都没有酬劳，做工所得就只是一日三餐，所有产品尽归警卫所有。但一如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镇所做的实验，这套制度并不怎么有效，由于罪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工作起来既不求多也不求好。但无论是鞭打或驱逐到诺福克岛——方圆只有十三平方英里，位于澳大利亚以东一千英里的太平洋当中——照样起不了作用，只有另起炉灶，给他们诱因。这对军人和警卫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主意，罪犯就是罪犯，再怎么说他们既不能出卖劳力也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但在澳大利亚，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做活了。虽然有原住民，当时在新南威尔士，为数可能多达一百万，但却散布在广袤的大陆上，以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密度，光靠剥削他们根本不足以创造出经济效益。这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那一套在澳大利亚行不通。因此，警卫走自己的路，最后搞出来的制度，广纳性甚至比不列颠国内的还高。每个罪犯都分派有工作，但若有多余时间，便可以做自己的事，生产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卖钱。
罪犯得到了新的经济自由，但警卫也得到了好处。产品增加了，但罪犯想要买东西，则由警卫掌握独占权。其中最有赚头的就是兰姆酒。这时候新南威尔士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一样，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1806年，英国任命的是布莱。十七年前，1789年，在著名的“慷慨号叛变事件”中，此人即是慷慨号的船长。布莱非常重视纪律，叛变之所以发生，极有可能正是他的这种特质造成的。这一次，他脾气依然未改，一上任便向兰姆酒独占者开战。这一来又引起一次叛变，主角则是独占者，领导者是退役军人麦克阿瑟。在这次人称兰姆酒之变的事件中，布莱再度沦为叛军手下败将，只不过这次是在陆地上而不是在船上。麦克阿瑟囚禁布莱。英国当局随即派遣大军前来处理叛变，逮捕麦克阿瑟，遣送回英国，但不久获释，重返澳大利亚，并在此一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
1985年版澳大利亚币2元正面，约翰-麦克阿瑟的头像。
兰姆酒之变的祸根是经济性的。让罪犯有工作的动机，这一策略让麦克阿瑟这类人赚饱了钱。1790年随第二支船队抵达澳大利亚，麦克阿瑟还只是一介武夫。1796年自军中辞职，专心做生意，当时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一批羊群，深知蓄养羊只及出口羊毛的商机无限。从悉尼往内陆走，中间有蓝色山脉，1813年终于跨越山脉，发现了另一边广袤空旷的草原。那儿是羊群的天堂。麦克阿瑟很快就成为澳大利亚首富，但他和他那些畜羊巨头却都成了所谓占地户，因为他们放牧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而是属于英国政府的。但刚开始时，这些都还只是小事一桩。占地户毕竟都是澳大利亚的菁英阶层，或说得更恰当一点，堪称是占地贵族。
即使有占地贵族，新南威尔士却一点都不像东欧或南美殖民地的那些专制政权，不像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有农奴，也不像墨西哥及秘鲁有大量原住民可供剥削。在许多方面，新南威尔士反而像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菁英阶层到头来发现，唯有创造比奥匈帝国、俄罗斯、墨西哥及秘鲁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才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罪犯是唯一的劳动力，而唯一能让他们有工作动机的，则是付工资给他们。
很快的，罪犯也可以创业，并雇用其他罪犯。更重要的是，服完刑期后，他们甚至分得土地，并恢复所有的权利。其中有些人开始致富，甚至不识字的亨利?凯博都不例外。到1798年时，他拥有一家旅馆，命名为疯马，还有一间店铺，又买了一艘船，做海豹皮买卖。到1809年，他至少拥有九处农场，面积约四百七十英亩，同时在悉尼拥有多处店面及房屋。
接下来，新南威尔士爆发了新一波的冲突，一方是菁英阶层，另一方则是罪犯、服刑期满的罪犯，以及他们的家人。菁英阶层带头的都是过去的警卫及军人，诸如麦克阿瑟之类，另外就是一些自由住民，都是因为羊毛经济发达受到吸引而来到殖民地的人。多数的财富仍然掌握在菁英阶层手中，更生人及他们的后代所要的，包括停止流放、有机会由自己同类的人组成陪审团，以及无偿使用土地。然而，菁英阶层一概不予同意。他们关心的是为自己占用的土地取得合法地位。整个情况有点类似两个多世纪前北美洲发生的那次事件。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契约工反抗弗吉尼亚公司获得了胜利，接着，斗争更在马里兰及卡罗莱纳发生。在新南威尔士，麦克阿瑟及占地户分别扮演的就是巴尔的摩男爵及艾胥黎古柏的角色，英国政府这一次照样站在菁英阶层这边，但他们也担心，有朝一日麦克阿瑟与占地户有可能也会宣布独立。
1819年，英国政府特派比格针对当地的发展主持一个调查委员会。比格对罪犯所享有的权利大感震惊，此外，对此一流放殖民地的经济制度竟然如此之广纳也大感惊讶。他建议来一次彻底的整顿：罪犯不得拥有土地，任何人从此不得付工资给罪犯，赦免不得浮滥，应有限制，刑期服满，更生人不得配给土地，违者加重处罚。在比格眼里，占地户简直成了澳大利亚现成的贵族，放眼未来，他则看到了一个由他们支配的专制社会。这还得了。
比格想要倒转时钟，更生人及他们的儿女却要求更多权利。最重要的是，又和美国的情形一样，他们了解，若要充分巩固自己的经济及政治权利，就需要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将他们也包含在决策过程中。因此，他们要求能够公平参与的选举，要求代议制度以及他们能够获得席位的议会。
领导更生人及其子女的是温特沃斯，一个人生多彩多姿的作家、探险家兼新闻记者。第一支穿越蓝色山脉的探险队，他也是领队之一，从此为占地户打开了广袤的草原，群山中有一个小镇迄今仍以他为名。他之所以同情罪犯，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曾经被控公路抢劫，为了逃避受审，免掉可能的牢狱之灾，才自愿流放到澳大利亚来。这时候，温特沃斯大力主张比较广纳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由更生人及其家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判，以及停止将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他办了一份《澳大利亚人报》，大肆攻击现行政治制度。麦克阿瑟讨厌温特沃斯，对他的主张更是深恶痛绝，并将他的支持者列了一份清单，其特征表列如下：
被判绞刑，流落至此者
拖行车后，饱尝鞭挞者
伦敦犹太人
最近被撤销资格的犹太税务员
因买卖奴隶流放至此的拍卖人
在此地饱尝鞭挞者
双亲皆罪犯的儿子
负债累累的骗子
美洲投机分子
品行不端的讼棍
最近落魄至此卖唱的异乡人
岳父母皆为罪犯的人
娶以前为铃鼓女郎的罪犯做妻子的人
尽管有麦克阿瑟及占地户的反对，澳大利亚的这股潮流却挡不住。要求代议制度的呼声强大到无法压制。1823年之前，统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但到了那一年，英国政府任命的地方议会成立，他的权力从此受到了限制。刚开始，英国政府任命的都是占地户及非罪犯的菁英阶层，麦克阿瑟即为其中一员，但这情形并不长久。1831年，总督博尔科向压力屈服，首度让更生人坐上了陪审团的席位。更生人，事实上还要加上许多新来的自由住民也希望停止从英国流放罪犯，因为那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资下降。占地户喜欢的是低工资，但他们未能如愿。1840年，流放罪犯至新南威尔士的措施停止，1842年，立法机构成立，其中三分之二成员由选举产生（其余为任命）。更生人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条件是必须拥有相当财产，在这方面，符合资格的人极多。
到了185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实施成年男性白人参政。公民、更生人及其家人的要求当时已经远远超出温特沃斯最初所能想到的程度。事实上，他那时反倒是站在保守派的一边，坚持上议院应为非民选的。但正如之前的麦克阿瑟，温特沃斯也阻挡不了潮流，大势之所趋，政治制度乃益趋广纳。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买票及强制投票的行为因而为之遏止。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仍然称之为“澳式投票”。
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最初的情况非常类似一百八十一年前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唯一不同的是，詹姆斯镇的新住民多数时契约工而非罪犯。在这两个地方，最初的情况都没有为榨取式的殖民制度提供空间。两个殖民地都没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剥削，没有可以轻易取得的贵金属如金矿或银矿，也没有可供奴隶经济运作的土壤与作物。1870年代，奴隶贸易仍然活跃，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新南威尔士可能早就充满了奴隶。但事实上并没有。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或新南威尔士的军人及自由新住民都向压力低头，逐步打造了广纳式经济制度，进而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串联成一体。犹有甚者，此一发展在新南威尔士引发的斗争程度弗吉尼亚更低，而随后企图扑灭此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澳大利亚之走上广纳式制度，其历程同美国一样，却异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内战及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曾动摇英格兰的国本，但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不需要这类的革命，因为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形不同，当然这并不表示，广纳式制度的建立未曾经历任何冲突，事实上，美国就是推翻了英国的殖民主义才走出来的。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情形。尽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男爵及新南威尔士的麦克阿瑟有可能都有这样的雄心想建立专制统治，但若要实现，他们却都力有不及。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就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当然，要达到广纳式制度还有别的道路。西欧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广纳式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专制政权，接着又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将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欧大部分地区。至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则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广纳式经济制度、工业革命及经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