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袜子问题
1583年，威廉?李（William Lee）从剑桥大学毕业回来，成为英格兰卡夫顿的地方教士。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至1603年）前不久颁布了一项旨意，规定她的人民必须带着织帽。威廉记述说：“织工是制造此等衣物的唯一手段，但完成织品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我开始思考。我看着母亲和姐妹坐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操作她们的织针。如果衣物是由两个针和一条线制作，为什么不用好几根针来操作那条线？”
这个重大的想法就是纺织生产机械化的肇始。威廉?李开始着迷于制造一部可以让人从无尽的手工针织解放出来的机器。他回忆说：“我开始忽略对教会和家庭的职责。我对这部机器和制造它的想法啃噬我的心和脑。”
最后在1589年，他的“织袜机”已经完成。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旅行到伦敦，觐见伊莉莎白一世，向她显示这部机器多有用处，并要求授予专利，以便阻止别人模仿。他租下一栋建筑来架设机器，并在他的地方国会议员帕金斯的协助下会晤女王的枢密院成员亨斯顿勋爵卡瑞。卡瑞安排伊莉莎白女王参观机器，但她的反应却很糟糕。她拒绝授予威廉?李专利，并表示：“你的理想远大，李大人。你想这项发明对我穷困的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因为抢走工作而毁了他们，令他们沦为乞丐。“受挫的威廉?李转往法国试运气，但在那里也未能成功。他回到英国，要求继承伊丽莎白的詹姆斯一世（1603年至1625年）授予他专利。詹姆斯一世也拒绝了他，理由和伊丽莎白相同。两位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对威廉?这项杰出发明的反应凸显出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为了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我们需要新科技、做事情的新方法，而这些新创意往往来自像威廉?李这种新加入者。社会也许因而变富裕，但它启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会危及那些采用旧科技者的生计，例如因威廉?李的科技而失业的手工编织工人。更重要的是，像威廉?李的织袜机这类重大创新也威胁到既有的政治权力。最后导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对授予专利给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那些可能因为机械化而失业的人，而是担心他们自己变成政治上的输家——他们担心因为新发明而失业的人制造政治动乱，危及他们自身的权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到的卢德派人士，要避开工人（例如编织工）的抗拒比较容易，但那些菁英（尤其是政治权力遭到威胁的菁英）对创新的阻碍力量更加强大。创造性破坏会带给他们很大损失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不仅不会是引进创新的人，而且往往会抗拒并阻碍这类创新。因此社会需要新来者带进最激进的创新，但这些新来者和他们引入的创造性破坏往往必须克服数个抗拒来源，包括来自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和菁英的抗拒。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之前，榨取式制度是历史的常态。有时候榨取式制度能够创造经济成长，例如前面两章讨论到的，尤其是当它们含有一些广纳性元素时，如威尼斯和罗马的例子。但它们不容许创造性破坏。它们创造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并因为缺乏创新而走到尽头，也因为想从榨取得利而引发政治内斗，或因为初萌芽的广纳性元素被彻底反转，例如威尼斯的情况。
阿布胡瑞拉的纳图夫村落居民的预期寿命，可能与古罗马公民的预期寿命差不多。一般罗马人的预期寿命也类似17世纪英格兰居民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来看，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下达最高价格令，设定对各类劳工支付不同薪资的标准。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的薪资和价格令的执行状况如何，但经济史学家艾伦利用这道命令，计算典型的非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发现几乎与17世纪意大利的非技术工人一样。往更北的英格兰，那里的薪资较高且持续增加，而且许多事物正在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发生就是本章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