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已见过未来
制度差异在解释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经济成长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都建基于榨取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是否表示成长从未发生？显然不是。榨取式制度从其根本逻辑来看，必须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和规范制度，并刺激经济活动。
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性质上不同于广纳式制度带来的成长。最重要的，这种成长不会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持续成长，而是建基于既有科技的成长。苏联的经济轨迹提供了鲜明例子，说明权威和政府提供的诱因可以在榨取式制度下带领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最终会停顿和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郊外雄伟的凡尔赛宫集会，以决定和平的秩序。出席的知名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旧沙皇政权已在1917年10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似乎有误，布尔什维克推翻的是二月革命建立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沙皇政府则在二月革命时已经被推翻），红军（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正进行激烈的内战。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派遣远征军与布尔什维克打仗。由年轻外交官蒲丽德带领的特使团和资历丰富的知识分子兼新闻记者斯蒂芬斯，被派往莫斯科回见列宁，尝试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图，以及如何与他们达成协议。斯蒂芬斯以破除偶像和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著称，长期以来在美国不断谴责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加入的用意在于让特使团显得更可信、较不具敌意。特使团回国时带着列宁的提议大纲，内容是新建立的苏联开出的和平条件。斯蒂芬斯对他认为苏联政权具有的无穷潜力大为倾倒。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临时政府国徽
今日俄罗斯国徽，宣示自己对临时政府的继承性
他在1931年的自传中回忆：“俄罗斯苏维埃是一个有着渐进演变计划的革命政府。他们的计划不是借由直接行动来终结贫穷与富裕、贪腐、特权、暴政和战争等邪恶事物，而是找出并去除它们的原因。他们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在几个世代中以科学方式重新安排经济力，这将先带来经济的民主，最后则达成政治的民主。”
斯蒂芬斯从外交特使团回来后，去见老友雕刻家戴维森，发现他正在为金融巨子巴鲁克制作半神像。巴鲁克说：“你刚从俄国回来。”斯蒂芬斯回答：“我已到过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后来他稍微修改了这句话，就此流传后世：“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I’ve seen the future，and it works.）
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许多西方人仍然在苏联身上看到未来，他们继续相信那套制度行得通。就某个意义来看它是行得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行得通。列宁在1924年去世，到1927年斯大林已巩固他对苏联的掌控。他肃清反对者，并推行快速将苏联现代化的运动。他通过1921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进行这项运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第一套五年计划，从1928年执行到1933年。斯大林式的经济成长很单纯：借政府命令发展工业，并通过向农业课征高税率来为发展工业取得必要的资源。苏联共产党政府缺乏有效的税务系统，因此斯大林便将农业”集体化“。这个过程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权，并将农村所有人聚集在由共产党管理的巨大集体农场。这让斯大林更容易攫取农业产品，用来喂养所有兴建新工厂以及在工厂工作的人。这为农民带来悲惨的后果。集体农场完全缺乏让人努力工作的诱因，导致生产大幅减少。大部分产品被榨取后，留下的粮食已不够吃，人民开始饥饿至死。到最后可能有六百万人死于饥馑，数十万人在强迫集体化中遭谋杀或放逐到西伯利亚。
新建立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场都不具经济效率，无法善加利用苏联拥有的资源。这听起来是炮制经济灾难或停滞的配方，甚至是完全崩溃；然而苏联却快速成长，其原因并不难了解。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自己做决定，是让社会有效利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但在某些例子中，一个部门或活动的劳动与资本生产力可能远高于其他部门和活动，例如苏联的重工业，因此即使是在榨取式制度下，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把资源分配给那个部门，也可以创造成长。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加勒比海群岛的榨取式制度如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也能创造相对较高的收益，因为它们把资源分配给全球迫切需要的商品蔗糖的生产。以众多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生产当然称不上”效率“，而且在这几个社会当中没有科技变革或创造性破坏，但这不会阻止它们在榨取式制度下达成一定程度的增长。这种情况类似苏联，只是工业取代了加勒比海蔗糖的角色。还受到另一个因素助长了苏联的工业成长，由于其科技极度落后于当年欧洲和美国的水平，因此只要重新分配资源到工业部门就能刺激大幅成长，即使分配是以强迫的低效率方式运行。
集体农庄
列车到达西伯利亚
1928年以前，大部分俄国人住在乡下，农民使用的技术十分原始，而且没有提高生产的诱因。俄国封建制度最后的残留在一战前不久就已经根除，因此把劳动力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有着庞大的未实现的经济潜力。斯大林的工业化以残暴的方式释放了这股潜力，他通过命令将这些低度利用的资源转移到工业，以便他们在那里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即使工业本身的效率仍远低于可达成的水平。事实上，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这段快速的经济成长并非借由科技进步而达成，而是借由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及通过创造新工具与工厂而积累资本的结果。
成长如此快速，以至于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不只是史蒂芬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直到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主流教科书还宣称，从经济成长、提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甚至在创造人的利他动机各方面来看，苏联式的经济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怜的西方资本主义只在提供政治自由方面表现较佳。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写作、最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1980年版中，他的分析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年。
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却无法长久持续。到1970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最重要的教训是，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此外，一旦所有低效率使用的资源都被重新配置到工业后，靠命令所能创造的经济成果便很有限。这时候苏联的系统便撞上障碍，因为缺乏创新和经济诱因导致无法继续进步。苏联能够持续创新的唯一领域是，投入庞大努力的军事和航天科技。其结果是他们把第一只狗莱卡，和第一个人类加加林送上太空。他们也把AK-47步枪留给世人。
国家计划委员会原本应该是掌握一切权力的规划机构，负责苏联经济的中央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连续拟定并执行五年计划的优点是，可以采取理性投资和创新所不可或缺的长期观点。然而在现实中，苏联工业的实际作为却与五年计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五年计划经常修改和重写，或者完全被忽略。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进行，而他们经常改变想法，且往往全面修改先前的决定。所有计划都标示为“草稿”或“初步”。只有一份标示为“定案”的计划曾公诸于世——1939年有关轻工业的计划。斯大林本人在1937年曾说：“只有官僚会认为，规划的工作在计划拟出后就已结束。计划真正的方向只有在计划拟出后才开始发展。”斯大林希望把自己的裁量权最大化，以便奖赏政治上忠诚的个人或团体，或惩罚不忠诚者。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角色是提供信息给斯大林，以便他更能监视他的朋友和敌人。委员会甚至尝试避免做决定，因为如果做出结果不好的决定，你可能遭枪毙；能不必负任何责任最好。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1937年的人口普查是1926年以来首次进行的普查，因此也是1930年代大规模饥荒和肃清后的第一次。正确的人口数字反映出这些事件。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他下令重做一次人口普查，并在1939年进行。这一次主持普查的人搞清楚了，他们发现人口实际上有一亿七千一百万人。
斯大林了解，在苏联经济中人们缺乏努力工作的诱因。最自然的反应是引进这种诱因，而且斯大林有时候也确实这么做——例如借引导粮食供应到生产力下降的地区——以奖赏改善的绩效。此外，早在1931年他就已放弃创造不需要金钱诱因就愿意工作的“社会主义男女”的想法。他在著名的演说中批评“平等贩子”，此后不但不同的工作领到不同的薪资，而且开始采用红利制度。了解这个制度运作的方式将很有帮助。在中央计划下的公司通常必须达成计划设定的生产目标，虽然这类计划常常重新协商并修改目标。从1930年代起，如果达成生产目标，工人就能获得红利，而且红利可能不少——例如，经理人或资深工程师领到的红利高达本薪的37%。但支付这类红利却制造出各种不利于科技进步的反诱因。例如，创新会耗用当期生产的资源，带来生产目标无法达成和领不到红利的风险。此外，生产目标常根据前期的生产水平来制订，这导致不扩大生产的强烈诱因，因为扩大生产只表示未来必须生产更多，未来的目标会“逐步提高”。表现低于潜力永远是达成目标和拿到红利最好的方法。每月支付红利使每个人只顾及现在，而创新却是牺牲今日以便明日获得更多。
即使红利和诱因有效改变了行为，它们往往也制造出其他问题。中央计划就是难以取代18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当计划是规定生产以吨计算的钢板时，制造出来的钢板便太重；当规定是以面积计算时，制造出的钢板便太薄。当计划规定吊灯以吨计算时，生产出来的吊灯便太重，重到无法吊在天花板上。
到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很了解这些错误的诱因（即使那些西方的仰慕者还被蒙在鼓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技术问题，是可以修正的，例如，他们改变了根据生产目标支付红利的做法，转而允许公司挪出一部分获利来支付红利。但“获利动机”不见得比生产目标更能鼓舞创新。用来计算获利的价格制度几乎完全与创新或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不像在市场经济，苏联的价格是由政府设定，因此与价值没有太大关系。为了具体地为创新制造诱因，苏联在1946年引进明订的创新红利。最早在1918年，创新者应为他的创新接受财物奖赏的原则就已受到认可，但设定的奖赏太小，且与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一直到1956年，这种情况才改变，变成以明文规定红利与创新的生产力成比例。不过，由于生产力是用既有的价格制度来计算其经济利益，这又变成不良的创新诱因。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套制度制造出错误诱因的例子，举例来说，由于创新红利受限于一家公司的薪资预算，这立即降低了产生或采用任何可能会减少劳动力的创新。
只专注在不同的规范和红利制度，很容易掩盖制度的根本问题。只要政治权威和权力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面对的基本诱因，无论支不支付红利都一样。共产党从创立以来就不只使用胡萝卜、也使用棒子来达成目的，而且是大棒子。经济中的生产力也相同。对被认为偷懒的工人有一整套诉诸刑法追究的法律。例如，在1940年6月，一项法律把旷职（定义是只要有二十分钟未授权的缺席，或甚至只是在职位上的怠工）订为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六个月苦役或减薪25%的处罚。各种类似的惩罚纷纷祭出，且执法的次数出奇频繁。从1940年到1955年，有三千六百万人触犯这类法律被判有罪，约占成年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人被送进监牢，有二十五万人被枪决。在任何一年都有一百万名成年人因触犯劳动法规而被监禁；这还不包括被斯大林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二百五十万人。尽管如此，这样还是不管用。你可以把人送进工厂里，但你无法强迫人思考，也无法借威胁要枪毙他们来让他们想出好点子。这类胁迫可能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制造很高的蔗糖生产，但它无法解决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缺少诱因的问题。
真正有效的诱因无法出现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这不是因为红利制度设计上的技术错误，而是达成榨取式成长的整个方法本来就存在问题。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苏联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才能办到，但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力。的确，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后开始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时，共产党的权力随即瓦解，苏联也跟着崩溃。
苏联在榨取式制度下还能够创造快速的成长，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权政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把资源分配给工业。但和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一样，这种经济缺乏科技变革，而且无法长久持续。成长先是缓慢下来，然后完全崩溃。这种类型的成长虽然为时短暂，依旧证明了榨取式制度可以刺激经济活动。
自有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曾被榨取式制度统治，而能在全国执行某种程度的秩序的社会，就能创造有限的成长——即使这些榨取式社会都未能达成成就持续的成长。事实上，历史上一些重大的转折点都曾出现巩固榨取式制度的制度创新，并增进一个群体维持治安的权威，进而从榨取中获益。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先讨论建立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并促成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制度创新。然后我们将说明这些创新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新石器革命，亦即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重大转折，而农业则是我们当前文明许多方面的基础。我们将举玛雅的城邦为例，证明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不只受限于缺少科技进步，也因为它会鼓励敌对的群体为了掌控政府和榨取来的利益而发生内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