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瘟疫创造的世界
1346年，俗称黑死病的腺鼠疫抵达顿河流入黑海的河口的城市塔纳（Tana）。这场以老鼠身上的跳蚤为媒介的瘟疫源自中国，经由当时横越亚洲商业动脉丝绸之路的商旅传播。拜热那亚商人所赐，那些老鼠很快把跳蚤和瘟疫从塔纳散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到1347年，瘟疫已传至法国、北非，并从意大利南部曼衍到北部。这场瘟疫杀死所经地区的约一半人口，它抵达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的情况有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亲眼目睹。他日后回忆说：
“在它肆虐的时候，穷尽人之智慧和才能都无法阻挡它……瘟疫以恐怖而极端的方式展开，让它悲惨的影响展露无遗。它未以在东方的形式表现，在那里任何人要是鼻子流血就是必死的前兆。相反的，它最早的症状是在腹股沟或腋下出现肿块，有时候呈蛋状，有时候大小犹如常见的苹果……后期的症状会改变，许多人手臂、大腿和身体其他部分开始出现黑色大斑点和淤血……针对这些病症，所有医生的建议和所有医药的效力都毫无用处……在大部分的例子里，从出现我们描述的症状到死亡约在三天内。”
英格兰人知道瘟疫正往他们的方向传播，而且很清楚即将降临的厄运。1348年8月中旬，爱德华三世国王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排许多祈祷仪式，有许多主教写信要求教士在教堂选读祈祷词，以协助人们因应即将面对的遭遇。贝斯主教西鲁斯贝里写信给他的教士：
“全能的上帝从祂的宝座以雷和闪电和其他重击，蹂躏祂想救赎的子民。因此自从可怕的瘟疫从东方散播到临近的王国，我们便极度担心除非我们虔诚地不停祈祷，类似的瘟疫也将伸展它的毒手到这个地方，并且击倒和吞噬这里的居民。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忏悔，唱诵圣诗。”
这个方法不管用，瘟疫入侵并且很快扫掉约一半的英格兰人口。这种大灾难可能对社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不难想见的是，有许多人陷于疯狂。薄伽丘写道：“有人坚称阻止这种骇人的恶疾最可靠的办法是大量喝酒，尽可能享受人生，大声唱歌作乐，一有机会就满足人的渴望，并把一切事情视为大笑话般不放在心上……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复原的女性可能在随后的期间较不贞洁。”然而瘟疫也对中古欧洲社会造成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冲击和转变。
进入14世纪时，欧洲维持着一种封建秩序，这是罗马帝国崩溃后从西欧兴起的社会组织。它以国王与他辖下的领主间的等级次序关系为基础，底层是农民。国王拥有土地，并赏赐给领主，以交换后者的军事服务。领主然后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交换农民履行繁重的义务劳动，并必须缴纳许多罚款和税金。农民因为他们“奴仆”的地位而被称作农奴，他们与土地绑在一起，未得领主允许不得迁居到它处；而领主不只是地主，也是法官、陪审团和警察。这是高度榨取式制度，财富从众多农民往上流向少数领主。
瘟疫造成劳动力大规模短缺，摇撼了封建秩序的基础，并鼓励农民要求改变。例如，在恩斯罕修道院，农民要求降低许多罚款和义务劳役。他们得偿所愿，在他们的新合约开始就声明：“发生于1349年的死亡或瘟疫期间，庄园仅剩两名佃农，他们表达想离去的意愿，除非庄园住持兼领主尤普顿的尼可拉斯修士与他们签订新协议。”他签了新协议。
恩斯罕发生的事也在每个地方发生，农民开始从强制劳动服务和许多对领主的义务中自我解放。工资水平开始上扬，政府尝试阻止这个趋势，并在1351年通过劳动法。上面开宗明义说：
“鉴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工人和仆役已死于该瘟疫，部分人看到主人的困境和仆人的缺乏都不愿意提供劳务，除非他们获得额外的工资……我们认为此等可能源自特别是农夫和这类劳工短缺的严重不方便……必须加以规范：英格兰王国的所有男人和女人……应为他们原本应提供劳务者工作，且应只接受他们提供之劳务原本应接受的薪资、奖赏与酬劳，其标准以英格兰王统治的第二十年（爱德华三世国王于1327年1月25日加冕，因此这里指1347年）或之后五、六年习于接受的薪资为准。”
这项法令实际上尝试把薪资固定在黑死病发生前的水平。英格兰菁英特别担心的是领主尝试以“诱因”从别的领主那里吸引稀少的农民。解决办法是以监禁来惩罚未经雇主同意就擅离工作岗位的行为：
“如果收割人或刈草人或其他为他人担任劳务的工人与仆役，在约定的期限结束前离弃其劳务，且未经允许或具合理之原因，他应受监禁之惩罚，以杜绝支付或允许支付给任何人超过前述习惯之薪资、奖赏与报酬。”
英格兰政府尝试阻止黑死病引发的制度与薪资改变并未奏效。1381年爆发农民起义，反叛者在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甚至一度占据伦敦大部分地区。虽然他们最后被打败，泰勒遭到处死，但此后便未再尝试实施劳工法。封建劳动服务逐渐式微，广纳式劳动市场开始在英格兰兴起，工资水平随之上扬。
瓦特-泰勒起义
这场瘟疫似乎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方，所到之处都有类似比例的人口死亡，因此对东欧人口造成的冲击也和英国与西欧一样。其间运作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同小异，劳工一样短缺，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自由。但在东欧，一个更强大的相反趋势兴起，较少的人口意味较高的工资和广纳式劳动市场，但这给领主更大的诱因想让劳动市场维持榨取性，让农民维持农奴地位。在英格兰，这个动机也在运作，反映在劳工法的制订，但劳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挣脱压制。东欧的情况却不同，在瘟疫过后，东欧的地主开始接管大片土地并扩张原本就比西欧大的放租地。城镇变得衰弱，城镇的人口也减少，劳工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看到原本拥有的自由遭侵犯。
这种效应在1500年后变得尤其明显，当时西欧对东欧生产的农产品如小麦、黑麦和牲口的需求正开始增加。阿姆斯特丹进口的黑麦有80%来自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奥德河的河谷。很快地，荷兰欣欣向荣的贸易有一半来自东欧。随着西方需求扩张，东欧地主也加紧对劳动力的控制以增加供应。后来这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与中世纪早期原本的农奴制截然不同，且远为严厉。领主对耕种土地的佃农提高课税，并拿走半数的总产品。在波兰科尔琴，所有为领主做的事在1533年都可领取工资，但到1600年，将近一半的工作变成不支付工资的强制劳动。现今德国东部的梅克伦堡在1500年时，劳工一年只要提供少数几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到1550年变成一周一天，而到1600年已变成一周三天。个人的子女必须免费为领主工作数年。在匈牙利，地主于1514年完全掌控土地，并立法规定每名劳工一周提供一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1550年，这个规定提高到每周两天；到世纪结束时则是三天。这个时候，受制于这些规定的农奴占农村人口的90%。
俄国农奴制
虽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1346年没有多大差异，但到1600年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西欧，劳工已不受封建税金、罚款和规范的束缚，逐渐变成勃兴的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东欧，他们也参与在这个经济体当中，但扮演的是受胁迫的农奴，种植西欧需求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但不是广纳式市场。这种制度上的不同是某种刚开始似乎不明显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在东欧，各领主间稍微比较有组织，他们的权力也稍微多了一点，手上的土地更统合。而城镇比较弱也比较小，农民则较无组织。但东西欧的这些小差异对其人口的生活的影响却很深远，对日后封建秩序受黑死病冲击时的制度发展极具重要性。
黑死病是“关键时期”的鲜活例子，亦即一个重大事件或众多因素汇聚、破坏了社会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的时期。关键时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成国家轨道的大幅转向。从一方面看，它可以打破榨取式制度的循环、促使更多广纳式制度兴起，就像英格兰。或者它可能强化榨取式制度，正如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
了解历史与关键时期如何塑造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向，能让我们对贫穷与富裕差异的起源有一套更完整的理论。此外，它让我们得以解释今日的情况，以及为什么部分国家转型到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却未走上这条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