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失败的三个假说
国家失败，有三种假说曾经颇为流行，它们是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及无知假说。但是，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
第一，地理假说
有一种假说认为，国家的富裕和贫困，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例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穷国，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而富国分布于温带。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曾经用气候来解释这种差异。但是，气候和地理假说都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圣克鲁兹县的诺加利斯，与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只隔着一道栅栏，但是，两地的居民，生活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政治权利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可以投票选举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也能投票选举总统。而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民主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经济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家庭年收入是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三倍。在公共服务上，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绝大多数十几岁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而且至少中学毕业。尽管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完善，但这里的居民都很健康，预期寿命也很高。此外，得到的公共服务还有供电、电话、供排水、公共卫生、连接全国的公路网。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的大多数人却享受不到这些。同样，在社会秩序上，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居民不必担心生命或安全问题，而索诺拉州诺加利斯犯罪率很高。
以地理环境而论，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和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利斯并无差异。两地居民具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饮食结构和相同的音乐。类似的，还有韩国与朝鲜的差别，统一前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差别。显然，气候与地理假说，不能解释国家富裕和贫困的差距。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别如此巨大，也无法用气候与地理来解释。
第二，文化假说
文化假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及其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
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成长引擎，其重要性被大加宣扬。
朝鲜和韩国的情况也一样，韩国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朝鲜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之中。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国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
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同样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东亚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都和基督教关系不大。如果说，英国文化影响了作为其殖民地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么，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为什么没有受其影响？这两个国家，为什么会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差距如此巨大？显然，文化假说无法解释这些差异。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贫困之中，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来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差别，显然与中华文化没有太大关系。
第三，无知假说
还有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富裕的流行理论，即无知假说，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真实情形是否如此？
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之中。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托尼·基里科担任了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于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里科回忆说：一家鞋厂与北方的肉食厂建立了业务联系，把兽皮运输到相距500多英里的南方皮革厂，这些皮革再通过很原始的方式，被运送到皮革厂以北200英里库玛西的鞋厂。因主要鞋厂在阿拉克中心地区，这些鞋子又经过200英里运输折回南方。
显然，这种人力和资源的浪费，并非因为恩克鲁玛或顾问不知道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基里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都是这家企业的专家顾问，尽管明知这样的经济政策不好，可恩克鲁玛需要借此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加纳的经济衰退，也不能用领导人无知来解释。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采取的经济政策，为的是牺牲他人利益以换取自身利益。从实质上说，这并非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但是，这与领导人无知没有任何关系。
2．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会激励个人发挥最大能力以创造财富，汲取性政治和经济制度之下，则难以产生这种激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朝鲜与韩国并无差别。韩国领导人李承晚曾求学于哈佛与普林斯顿，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48年当选总统后，李承晚和继承者朴正熙都建立了稳固的专制制度。他们都承认私人产权，采取了市场经济。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1947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通过苏联的帮助，在朝鲜实施了比韩国更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取缔市场，取消私人财产权。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三八线为界，韩国与朝鲜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韩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奇迹”之一。1987年，韩国走向了民主化，确立了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党自由竞争的原则。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继续维系着既有制度，尽管它明显不利于新技术发明和应用，也不会激励民众努力创造财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朝鲜在经济上停滞不前，数百万人挨饿。到20世纪90年代，两国在经济上出现了10倍的差距。这种差距，并非因为地理和气候因素，也非文化因素或是领导人无知，而在于两国采取的不同制度。正是不同的制度，使经济运行产生了不同的规则，以及不同的激励制度。
朝鲜的年轻人在贫困中成长，接受的教育是政府为了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所做的宣传。他们不能开公司，不能致富，不能有财产。没有创造力也没有创业精神。而韩国的年轻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政府保护私有产权，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从事经济活动。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激励个人发挥出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创造财富。
朝鲜与韩国、美国与墨西哥的例子存在着一条普遍规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美国与韩国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让大多数人致富的。而朝鲜和拉丁美洲建立的制度，也就是汲取性经济制度，为的是方便统治者从大多数人那里攫取财富。
采取怎样的经济制度，决定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与韩国都具有权力分配广泛的多元化政治，而且国家足够集权。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就可称作包容性政治制度。如果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能满足，就是汲取性政治制度。
3．三种类型的国家
围绕着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会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第一，采取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第二，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3．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由于采取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就不可能采取汲取性经济制度，所以，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第一，采取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最典型的是英国。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国家。议会有一定的权力范围，有征税权。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没有财政权，若想多征税，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作为交换，议会就要限制伊丽莎白制造垄断的权力。最后，议会逐渐占据了优势。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和官员的权力，其政治体系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开放，更多人影响了国家的运行方式，一个多元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并建立和加速了政治集权，议会获得了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这使得英国的经济制度更具包容性。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多元主义特征，议会成员是选举出来的，民众有了解除议会的通道，可以通过请愿影响议会对经济制度的设定。
此外，英国改革了金融制度，让能提供必要担保物的普通商人和生意人都能得到贷款。英国实施的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激励。英国法律适用于所有人，政府再也不能向民众任意征税，垄断几乎被完全消除，商业壁垒也被破除，政府大力支持商业活动，甚至使用全部海军保护商人利益。通过产权的合理化，包括公路、运河以及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而这些，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创造性破坏不仅带来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化，而且也包括政治权力格局的改变。工人的集中使得集会更容易组织，迫使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变革，选举权也得以扩大。
第二，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最典型的是刚果和津巴布韦。1960年，刚果独立。约瑟夫·蒙博托在刚果的统治从1965年到1997年，32年的时间里，刚果一直处于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高度贫困之中。蒙博托运用高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在刚果建立了汲取性经济制度，让他自己和亲信富裕起来。1973年，蒙博托通过“扎伊尔化计划”，征用了外国经济利益。
为什么蒙博托没有采取增加刚果人财富的经济制度？这样做，他不是能够攫取到更多的财富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要创造激励性的经济制度，可能会改变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这可能让现在的掌权者丧失财源。而刚果既有的汲取性制度，也无法容纳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至于津巴布韦，自1980年建国以来，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用铁腕建立起了高度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他改写宪法，让自己从首相变成总统，并且在1990年废除参议院，使得津巴布韦成为以穆加贝为首的一党制国家，穆加贝和他的亲信也从中汲取了大量财富。由于经济崩溃，穆加贝政府还大量印刷钞票，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津巴布韦元变成了废纸。
第三，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最典型的是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并受到了美国的支持，实施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快速实现工业化。直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开始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变，其多元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
韩国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着危险的可能性：掌权者发现，运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甚至可以利用权力从其他人那里巧取豪夺。一旦产生这种行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就可能转变成汲取性经济制度。只有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变成包容性政治制度，才能消除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