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罗格
黍和粟，这两种由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是北中国粮仓里的“双子星”。然而，在商人和周人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它们分道扬镳，驱使着商人和周人，最终走向决裂和厮杀。
在距离今天3000多年前的一个初春清晨，朝歌城外的远郊旷野，存在了近六百年的商王朝，仿佛春日的朝露一样，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消散。商人和天帝鬼神对话的那座桥梁被斩断，曾经的“五谷之王”——黍，也被拉下了神坛；而稷（粟），却从此登上王位，成为国家的象征。旧的世界从此被荡涤干净，一个全新的人间品格模板，从此刻进了每一个华夏后裔的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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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9年二月，当七十三岁的孔子病逝，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直到这时，鲁国国君将，才“姗姗来迟”地发出一句悼词：失去了仲尼先生，我就失去效法、学习的对象了啊（先秦·左丘明·《左传·哀公十六年》）。不知此时此刻，这位始终都没能按照孔子的理想去执政的国君，是否会想起那些年孔子教诲他的点点滴滴。
那是在一次小小的餐会上，在国君将身边侍坐的孔子，得到了一份桃子和黍米。孔子先是吃完了黍米，然后吃了桃子，旁边的人都捂嘴偷笑着，这位落魄贵族的后裔，在这些鲁国的肉食者们看来，简直是个“乡巴佬”。国君将这才善意地提醒说，“黍子不是当饭吃的，是用来擦拭桃子的。”
没想到，孔子却回答道：“这我当然知道。但是，黍是五谷之王，祭祀先王时属于上等祭品。而瓜果有六种，桃子却属于最下等的，祭先王时连宗庙都不能进。我只听说过，君主用低贱的擦拭高贵的，没听说过用高贵的擦拭低贱的。现在用五谷之王的黍，去擦拭瓜果中最下等的桃子，这是用高贵的去擦拭低贱的。我认为这有害于礼义，所以不敢把桃子放到黍之前来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黍
老人的这一番话，或许正是为了告诉这些傲慢的贵族们，即便是曾经礼乐传统最浓厚的鲁国，“礼乐”也已经崩坏得不成样子了。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正是孔子多年来奔走呼号，希望拯救这个堕落社会的目的所在。
然而吊诡的是，自战国以后，所有“以周为名”的祭祀礼仪中，稷（粟）才是被中国的历朝历代君主奉为最至高无上的粮食，周的祖先“后稷”被尊为农神，稷则被尊为“五谷之王”，代表了人民安身立命所必需的全部农作物，并和“社神”一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而在姬周时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中，黍和稷，几乎是相提并论（先秦·《仪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真正以黍为“五谷之王”的时代，恰恰是那个在牧野决战中，被周联军一举击败的殷商。
事实上，最终将曾经的“五谷之王”黍推下五谷“神坛”的，恰恰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时代”——西周。
北中国粮仓里的“双子星”
在大约1280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袭击了温暖湿润、生机勃勃的地球。几乎是在十年之间，地球平均气温就下降了大约7-8℃（即新仙女木期）。在整整持续了大约1300年的低温中，那些适应了温暖环境的史前大型动物纷纷消失，还在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类，显然也遇到了饥饿的威胁。
就在寒冷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人类将目光投向了身边那些原本毫不起眼、此时却依然茂盛、无处不在的低矮植物。在东亚大陆，进入人们视线的，是两种典型的 C4禾本科植物——野黍和狗尾巴草。即便是在缺少雨水的春天里，它们也能发芽，而且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长得到处都是，在饥饿难耐的时候，它们穗子上结出的种子，似乎也值得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大约在100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先民们从野生的野黍和狗尾巴草中，最早驯化出了黍和粟这两种作物。黍就是糜子，去皮之后叫做大黄米，而粟去皮后，就是小米。它们的种子，大约只需要自身重量四分之一的水分就能发芽，在贫瘠哪怕是略有盐碱的土地上也能生长。
黍和稷
这是属于东方的农业革命，它们一点儿也不亚于在地球另一边被驯化的单粒小麦，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文明，从此注入了黍和粟、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种子中，在这片土地上萌发。 黍和粟，就在粗粝的陶器中相依相存着，度过了数千年。直到有一天，它们开始分道扬镳，并为了竞争“五谷之王”的王冠，驱使着人类展开一场厮杀。
刻在甲骨上的“五谷之王”
如果说所有的帝王都习惯将前朝的覆灭，都归罪于帝王昏聩、得罪了天神而降下饥荒灾祸，导致民不聊生，那么，商王成汤在攻灭夏后的最初几年，就遭遇了难以向民众解释的难题：上天降下大旱，导致土地里的收成连续五年都受了巨大的减产，百姓嗷嗷待哺。成汤让贞人占卜（执掌用龟壳占卜的巫官），贞人告诉他，要请上天饶恕，只能用活人祭祀。
听罢贞人的话，成汤面对桑林起誓：请天帝鬼神们，不要因我一个人犯下的罪，而伤及无辜的民众。他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走上了祭坛，决定以自己的身体向上天换回人间的平安。就在此时，天降甘霖，就像当年商军在鸣条之野的雷雨中挥戈前进那样，成汤和他的国家都转危为安了（先秦·吕不韦等·《吕氏春秋·季秋纪》）。
汤王祈雨塑像
不管这是一个巧合，还是后人的凭空想象，商人的确相信，正如人间需要一位站在权力顶峰的君主，天上也存在着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和万物生长，而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上天、神灵与祖先的选择。历代的商王，都要坚持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并且大大小小的事，都要让贞人用龟甲和兽骨占卜，毕恭毕敬地向天上的帝询问凶吉。
正如成汤以身献祭求雨以求活民的故事一样，商人各种占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向天帝询问土地里的收成。以旧商都亳为中心，在商人统治的中心区域，气候温暖湿润，森林密布，湖泊星罗棋布，在这宜人的自然环境中，商人们栽种了多种多样的农作物，黍、粟、稻、麦、菽等不一而足。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手中还只是耒耜这样的古老农具，“看天吃饭”也是他们劳作中的主题。
他们深知雨水充沛与否，与丰欠息息相关。于是，贞人手中的龟甲，会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传达天帝的意见：“雨足年”、“不雨，受年”、“雨不足，为年祸”……而在商人的作物中，与这些询问雨水和收成的卜辞联系在一起最多的，就是黍。
甲骨文中的“黍”字一例
在甲骨文卜辞中所有关于农作物的文字中，“黍年”就有111条记载。这些被刻在龟甲上的图形，就是一株禾本植物，长长的根扎入泥土中，两条或者三条垂穗，充满了对丰收的渴望，有的还在一侧附加了水字。“黍年足有雨”，或许是商人一年当中最为期盼的福音。为了让神灵更加眷顾自己的耕耘，商人还要在种黍时节，用前一年的陈黍进行祈求丰收，收获之后还要“献新黍”，向神灵报告这一年的收成。
然而，千万不要被商人这些看似执着于土地和粮食的虔诚所迷惑，祖先的故事让他们相信，以人的鲜血为盛馔，才是取悦天帝、鬼神和祖先们最好的祭品。
人牲越来越少了
大约公元前13世纪，洹河北岸，王族陵区。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从王城出发，向这里缓缓行来。这里与对岸的商族宗庙隔河相望，共同庇佑着东面都城中的王族和商人们。
这一天，商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商王武丁将在王陵下葬。这位商人最为爱戴的王之一，在他长达59年的统治中，亲自带领着商人出征，征服朔方、土方，用长达三年时间抵御住了鬼方，击败荆楚、夷方、巴方、蜀和虎方。他还派出他的妻子妇好，带领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这一连串战争，将商统御下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这样一位王朝中兴之王，在他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理应得到后人们最为丰厚的祭品，并期待他和天帝、鬼神们一起，庇佑他的族人。当王在墓底中心沉沉睡去，早已被背绑着双手的人，被带到了墓道周围。他们或许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许是王的奴隶，但在商人眼中，他们和牛、羊、猪一样，只是用来献祭的牺牲品。
这些牺牲品一队一队地被牵到墓道来，面向基坑，肩并着肩成排跪下，他们中间，有许多甚至还没有成年。负责献祭的执行者，按照顺序一一将他们的头颅砍下，然后一把推倒在墓道中，随后填上泥土。就这样每隔一两层杀殉一批人，商人们相信，只有阔绰地使用人殉，才能配得上这位王所创下的辉煌盛世……
考古发现的商代墓葬人牲
直到近3000年之后，后人们在这座已然被破坏的庞大的陵墓中，仍然发现了多达225具杀殉的人骨（殷墟王陵遗址M1001号大墓）。与之相应的是，这位中兴之王的时代，有甲骨记载的人祭，共有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人数达到9021人，还有531条没有记录人数，其中用人最多的一次，达到了500人，武丁的时代，也是人祭最多的时期。除了杀殉，商人在日常营建宫殿、房屋址时，也习惯将人埋入基址来祭祀，以期安居。
不过，商人们记忆中如此盛大而令人振奋的祭祀，在武丁的葬礼之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武丁死后七年，他的次子、商王祖庚也很快病故。他的弟弟结束了在民间的生活，回到王都即位。面对父亲创下的武功盛世，新的商王祖甲更愿意相信他在民间所感受到的，用更世俗的方式，来奉献自己的虔诚。他创造了“周祭”之法，从每年第一旬甲日开始，按照商王及其法定妻子的世次、庙号的天干顺序，轮流用三种祭祀方法，以旬为单位，从商王先祖一直祭到先王。
按照这样的祭祀谱，商王将几乎是每天必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大规模进行祭祀祖先。武丁时代之前，商人祭祀的对象极为庞杂，占卜的问题也无所不包，而周祭法所要祭祀的范围却大大缩小了，不仅仅是王族的其他旁支祖先，连对天帝、鬼神的祭祀也减少了。而在祭祀的牺牲品上，在祖庚、祖甲的时代，甲骨卜辞中有统计的祭用人数，降到了622人，另有57条卜辞未记人数。
人牲的鲜血，似乎已经不再是天帝、鬼神和祖先最为热衷的祭品了。商人祭祀的礼仪，开始转向了另一样世俗中常见的东西——酒。
“酒池肉林”背后的秘密
事实上，在祖甲按照世俗的方法去改造商人的祭祀制度之前，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就在武丁在世时，跟随武丁久历沙场、战功累累的商贵族禽，就有一次因为饮酒过度导致患病，只能请贞人占卜，看是否能够跟随武丁办理公务。
酒，在商代贵族的心目中，本来就不是一种普通的饮品，他们用酒来作为和鬼神祖先沟通的桥梁，在酩酊之中，他们会感受到超自然的力量。于是，商人最重视的作物黍，和作为祭品的酒，就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黍舂出的大黄米，是商人主要的粮食，也是他们酿造酒的优质原料。商人对黍的需求，几乎是依赖性的，贞人会不断地根据王的指令，占卜黍的收成以及是否影响用酒。在一块只有四条卜辞的龟甲上，占卜是否黍年有足雨的次数，就有13次，而占卜是否影响到王的用酒，又有18次（《甲骨文合计·10137》）。
随着祖甲用“周祭”法改变了过去商王祭祀的规则，他的后代们也就愈加对天帝鬼神失去了畏惧。为了否定天神的存在，祖甲之孙、商王武乙，竟然以木偶为天神，和它对弈决胜，在得胜之后，还让人羞辱了这个“天神”；他还在羊皮袋里灌满血，挂在高处用弓箭射穿，并美其名之曰“射天”（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此同时，商人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也更加向酒靠拢。在武丁的妻子妇好入葬时，她身边的210件青铜礼器中，就有138件是酒器。从四羊方尊到龙虎尊，商代青铜酒器包括爵、角、觚、斝、尊、壶、卣等，这些酒器,有储酒、盛酒、温酒、饮酒等器之分，不管是数量还是分类，都占到了绝对多数。越接近商末，青铜酒器也就越明丽奢华，装饰满了各色精巧雕刻的花纹。
商晚期青铜礼器，四羊方尊
在这些青铜酒器留下的金文、以及甲骨文中，都记载了末代商王帝辛大规模祭祀祖先的活动。但在最后的牧野会战到来之前，周人的首领姬发在发出檄文时，为何指摘帝辛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先秦·《尚书·周书·牧誓》）？而且又给后世留下 “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为长夜之饮”的恶名（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与武丁时代达到顶峰的人殉、人牲祭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商末帝乙、帝辛的时代，甲骨卜辞记录的祭用人数降到只有104人，另有56条卜辞未记人数，而人牲最多的一次则为30人。
在黍子酒中沉醉酩酊来感恩祖先的庇佑、用奴隶的歌舞来取代活人鲜血的祭礼，会不会就是这些指摘的源头？
不管帝辛的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常年累月的酿酒、饮酒，正在悄无声息地消耗着商的国力。尽管这是一个气候宜人的时代，但原始的农耕技术和黍有限的产量之下，大规模的酿酒会消耗大量的粮食。
黍
商王帝乙的长子、帝辛的庶兄微子启显然发现了问题所在，在又一次劝谏帝辛无功而返后，他心急如焚地问父师箕子、少师比干：“王沉溺于酒中，商人上下都不遵守法度，商可能真的要灭亡了，而我们却找不到渡过这条汹涌大河的渡口与河岸。我到底是该去还是该留呀（《尚书·微子》）？”
他所担心的后果，很快就要由来自西岐的周人来给出了。
后稷的族人献来了人牲
就在帝辛沉迷于酒精、不听微子劝谏的时候，来自西方的1570名战俘和24名美女，被送到行都朝歌献给帝辛。而俘获和押解他们的，正是西岐的周人（《甲骨文合集·36481小臣墙刻辞》）。
小臣墙刻辞
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其实并非周民的故土。他们的祖先弃教人耕田种地，尧帝也请他做了农官，被人尊为“后稷”。但后稷的儿子不窋，在夏末时丢失了农官的官职，在夏商之间，周人几次迁居戎狄之间，经历了数代人的跋涉之后，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周人举族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在这个远离王都的偏远地区，周民们秉承先王遗风，经营稼穑。当然，在相对原始的农耕时代，黍稷重（先种后熟的谷）穋（后种早熟的谷），禾麻菽麦，周民们都会种上一些。《诗经》中记载的农作物名称中，出现最多的黍和稷，一共出现了76次。而在周民们歌颂“后稷”的诗歌中，他们描绘祖先所种的第一种庄稼，选出的种子是黄色的，而成熟时，它的穗饱满而低垂下来，密集而微微颤抖着（《诗经·大雅·生民》），这些显然是粟的特征。
稷（粟）
依托于这块的沃土，擅长稼穑的周民开始发展壮大，也正是在这时，周人开始酝酿着翦商大业（《诗经·鲁颂·閟宫》）。但仅仅依靠农耕，还不足以帮助他们快速崛起，中原的土壤、农具、武力、文化，对天下方国部落都是碾压之势。周人的选择是曲线发展，投靠商人，迎娶来自东方的贵族女子，并且作为商人的“马前卒”，征伐西方的羌人（商人对西方之人泛称为“羌”）。
在武乙、文丁时代，周人的首领、亶父之子季历，率领周师先后讨伐程、义渠、鬼戎、燕京、余无、始呼、翳徒等部族，并且不断地将战争中的俘虏，献捷给商王，甚至被文丁任命为“牧师”（《竹书纪年》）。而这些羌人俘虏，极有可能补充了商人的人牲或奴隶的不足。
但是，周人借机快速扩张着自己的领地，引起了文丁的不安，就在季历押送翳徒俘虏献捷时，将他囚死在王都。季历死后，周人仍然忍辱负重，没有和商王翻脸。季历继承人姬昌的恭顺，换来了帝辛“西伯”的任命。即便如此，帝辛还是注意到了周人在边陲搞的小动作，将姬昌押回了朝歌囚禁，在这里，他的儿子考也被帝辛烹杀。
为了救回姬昌，周人又一次为商王攻伐羌人，以献捷的名义换回姬昌。收到周人忠心的帝辛，甚至大度地让周人再一次为他征伐。然而，这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朝歌，和帝辛的做法，终于让周人清楚地看到，商人已然陷入了衰弱和混乱中：武丁时代被征服的东夷又反叛了，商军要前往镇压，已无力西顾，甚至还要依赖周人为他们俘虏羌人，作为人牲或奴隶。
水之将沸，大厦将倾，是时候采取最后的行动了。
以商人之道，还治商人之身
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拂晓。商人和周人之间的决战日。双方在朝歌城外远郊集结完毕。周人的三百乘战车和三千虎贲，加上各方国部族共四万余人，面对数倍于己的商军，此刻的空气仿佛凝结了。
突然间，姜太公吕尚，这个一直以权谋辅佐姬发的老人，仿佛一只雄鹰，迸发出了前所未见的勇武，带领着周人的虎贲武士直扑敌阵；
仿佛就是在那一瞬间，原本猬集的商军干戈丛林崩溃了，他们的戈逆转了攻击的方向，挥向朝歌城中；
就在那个清晨，当阳光洒向无垠的旷野，存在了近六百年的商王朝，仿佛朝露一样，消散在此刻（《诗经?大雅?大明》）。
牧野之战
在进入朝歌城、登上鹿台后，面对已经自焚的帝辛，姬发亲手射了尸身三箭，用黄钺砍下那颗烧焦的首级；同样，他用玄钺砍下了两个已经自缢的王妃首级。在约定的祭祀之日，他将帝辛的头颅，献祭给了天帝鬼神（《逸周书·克殷解》）。
带着帝辛首级回到宗周之后，他又砍掉了近百名俘虏的帝辛幸臣手脚、杀掉了在战场上顽抗而被俘的商军军官、以及四十个小氏族首领和他们的守鼎官。姬发，这个周人的王，终于以商人的方式，在周人的宗庙完成了这场血腥的献祭仪式（《逸周书·世俘解》）。他让那些商人的遗族知道，告慰过天帝鬼神之后，他将是这个天下合法的王。
在姬发完成这一场复仇的仪式中，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是他的弟弟周公旦。目睹这一切之后，父亲和长兄曾经的血泪，二哥姬发对政令的咨询，都会让旦陷入沉思，周人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被改造的“神庙”
在他还来不及作出具体动作的时候，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倒了。他将自己的幼子姬诵托付给旦。不料，这遗言却引来了姬发另外三个弟弟的猜忌。管叔、蔡叔、霍叔和帝辛之子武庚发动了叛乱。足足三年的东征，旦终于平息了这场叛乱。为了真正收服商遗民，他以成王之命，将帝辛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商旧都，建立宋国，并继承商的祭祀，同时命第九个弟弟封为卫国国君，以朝歌为都，统治商七族的遗民。
此刻，微子启曾经劝谏帝辛的话，仿佛又响在旦的耳边。于是，在年轻的封临行之前，旦把自己的嘱托，以王的名义写在了三篇诰书上。
周公像
而这其中最为明确、具体的一个指令，就是告诉封，上天降下惩罚，臣民丧失道德，这都是因为酗酒造成的。商的灭亡，也是因为沉湎于酒导致的。今后，不仅是各级官员们要严格限制饮酒，还要劝勉周民的子孙，只在大祭时才能饮酒，而且要用严格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绝对不可以喝醉。教导周民子孙要爱惜粮食，心地善良。
而对于留在故土的商遗民，旦觉得可以区别对待，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用自己的手脚种好黍粟，勤勉地侍奉好父母长辈，为辛劳了一天的自己准备好丰盛的饭菜，那么，他们也可以喝上一点酒（《尚书·酒诰》）。事实上，在这看似短短的几句嘱咐里，旦却将自己苦心建设的一套全新道德理念，灌输了进去：
天上的神是保佑有德、惩戒无德的最高仲裁者，而不是令人恐惧、必须不断献祭取悦的对象；
商人曾经以酒来和天帝、鬼神和祖先沟通的习惯，被一笔革除了，他们只能用酒来表达长辈的孝心和对自己勤劳的感谢；
周民子孙只有在国君祭祀时才能饮酒，即便饮酒，也要止乎礼，绝对不能酗酒。同时，不管商人还是周民，平日最重要的事，就是种好庄稼，不得随意将粮食用来酿酒。
而这些思想，在旦给封的另外两份嘱咐中，言辞灼灼，进一步归纳为“明德”、“保民”和“慎罚”（《尚书·康诰》、《尚书·梓材》）。
如果说，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曾经“天雨粟、鬼夜哭”，那么在这一刻，商人曾经“先鬼而后礼”的道德体系崩塌了，而全新的人间的品格模板被打造出来：道德至上、节制欲望、勤勉笃行、长幼有序、与人为善……这之后，旦进一步完善了整套礼制，天命靡常，唯德是亲，最终成为每一个华夏族人都需要遵守的精神传统和道德规范。
“五谷之王”的易位
从此，商人们借以和鬼神对话的桥梁——酒——被一刀斩断，末世商王帝辛也被后人按上了“纣”的恶谥，被称为纣王。既然酒有可能会让人忘形失德，而被上天惩戒，那么祭祀时的礼器，也有必要收敛和改变，以鼎、鬲、甗、簋等为代表的青铜食器，取代了商人的各种青铜酒器，它们简朴而雄劲，却带着粗粝的浑厚感，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鼎。
西周大孟鼎
与之相应的，作为酿酒最优质的原料，黍也不再具有占卜时神秘的象征了，它回归到粮食的本质；随着周民的先祖后稷由宗庙祭祀的对象，成为郊祀天帝的“配神”，有着后稷象征意义的稷，也就是粟，地位显然提高了：“稷”成为这种粮食在祭祀礼仪中的专称，在周天子、诸侯、大夫、士所遵守的礼仪流程中，稷往往和黍并列在礼坛左右，向上天报告着人们辛勤劳作而所得的丰收，以期获得上天的认可和嘉奖（《仪礼》）。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冷淡了黍，而稷成为了谷神的代表，同社神一起列为最主要的祭祀对象，“社稷”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按照后世遵循的“周礼”，在王城的左侧，都要用五色土建社稷坛。
社稷坛
而在民间，粟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粮食作物。秦汉以后，各种农书都将它排在了粮食作物的第一位，粟或者“禾”、“谷”等粟的代称，成为谷物和粮食的通称。粟终于取代了黍，登上了“五谷之王”的宝座。
粟
当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鲁国那些以黍雪桃、以贵雪贱的姬姓后人，确实已经很难体会黍曾经神秘而高贵的地位，周公旦为后稷子孙们所编织的故事，都可能让他们觉得，稷才是五谷之中的正朔。
而值得人不断回味的是，那位痛心“礼崩乐坏”、最为推崇周礼、被康有为评价为“中国之国魂者”的孔子，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微子启所受封的宋国，以“子”为姓的他，正是商人微子启的嫡传后裔。
参考资料
《西周史》 许倬云[著]
《殷商史》 胡厚宣 胡振宇[著]
商代的谷类作物 于省吾
粟稷同物异名探源 韩茂莉
商代的农业及其社会影响 秦永艳
甲骨文“黍”字考 吴燕
全球视野下的粟黍起源及传播探索 何红中
商代农耕与农业生产状况 陈旭
商代的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王星光
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研究 张军涛
从殷墟卜辞中的祭祀方式变化看商代祖神观念 刘小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