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谣言定义为正在传播中的未经证实且具有工具性意义（instru-mentallyrelevant）的信息陈述，这些信息出现在模糊、危险或有潜在威胁的环境中，其功能是帮助人们理解和管理风险。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关注谣言产生的背景、谣言陈述的内容和谣言的群体性功能，所有这些内容（以及流言和都市传说的背景、内容和功能）都总结在表1-1中。
表1-1 谣言、流言和都市传说的背景、内容和功能
注：这里列举了三种传播形式的典型背景、内容和功能，但可能存在交叠的情况，即每一种传播都有可能呈现出表中列举的所有背景、内容和功能（比如谣言也可能有传播文化道德观念的作用、流言也可能有助于群体在模糊性中建构意义）。
谣言的背景和功能
谣言在模糊性或存在威胁的情境下出现（G.W.Allport＆Postman，1947b；Rosnow，1991；Shibutani，1966）。模糊性是指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还不清晰，或者事件的影响还不确定。模糊性让人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解情境和有效行动都是人们的核心社会动机（Fiske，2004），其实现通常依靠所处文化对概念类别的定义（R.H.Turner，1964）。然而，有时一些事件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或者不能传达意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将依赖群体以理解情境并做出行动（Asch，1955；Sherif，1936）。这种依赖群体或者群体思维（groupthinking）的做法就是谣言讨论（rumor discussion）。因此当一个群体尝试弄清楚模糊的、不确定的和令人疑惑的情况时，谣言就产生了。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Shibutani，1966）认为，当缺乏正式信息时，人们就会通过非正式地解释情境以进行补偿（Bauer＆Gleicher，1953；R.H.Turner＆Killian，1972）。谣言讨论是一个群体阐释的过程，而谣言就是这个过程的产物（Rosnow，1974）。
因此，模糊情境中的谣言活动的功能是建构意义，它是人类寻求理解的核心社会动机的表现（Fiske，2004）。对群体或社群中的部分成员而言，有些事情意义不明，消除模糊性的方法便是对这些不清楚的事情进行意义建构性的解释（sense-makingexplanation）。奥尔波特和波兹曼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谣言心理学》中提到：“在普通谣言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人们试图弄清事件的起因、人物的动机和问题存在的原因。”（G.W.Allport＆Postman，1947b，p.121）解释的主要目的是让现实可感知且有意义（Antaki，1988）。当一个群体或群体的部分成员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谣言就是对不确定性做出解释的集体努力（DiFonzo＆Bordia，1998）。某种程度上，这些解释必须符合一些判定合理性的群体规范。当这种群体规范要求很高时，谣言讨论看起来就很像事实寻求。当群体规范的要求偏低时，谣言讨论的影响就像是传染或群体恐慌。因此，谣言是“正常的集体信息搜寻”的一部分（R.H.Turner，1994，p.247），在这种信息搜寻中，群体试图定义一个模糊的情况，这种定义行为的“许多组成部分的规范化程度较低”（Shibutani，1966，p.23）。尽管在求证、信源以及事实寻求的其他方面，规范性通常很难保证，但谣言讨论仍然是一个群体意义建构的活动。
谣言也有管理威胁的功能，这是人类控制环境或者保护自我形象的核心动机的体现（Fiske，2004）。威胁情境是指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或自我意识受到威胁。具有威胁性的情况确实可能危及人的利益，如公司裁员。它们也可能威胁到一个人的健康或生命，如地震、洪水和核事故等灾难情况。普拉萨德（Prasad，1935）记录下了在1934年尼泊尔-比哈尔大地震后爆发的灾难性谣言的情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同样谣言四起（Peters，Albrecht，Hennen，＆Stegelmann，1990）。面对这种对利益的威胁，谣言有助于群体弄清情况，从而为抵御威胁做好准备或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御威胁的准备可能采取“次级控制”[1]的方式，在人们构建意义的框架内对事件进行简单解释，有助于人们重新获得控制感（Walker，1996）。威胁性情境也可能是指一个人在情感上受到威胁的情景，在这种情境中，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他所珍惜的任何一种东西似乎受到了威胁。“埃莉诺俱乐部”（EleanorClub）的谣言曾于美国种族动荡的历史时期（在白人之间）流传，说黑人仆人被发现使用“女主人房间”里的梳子（这些谣言以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的名字命名；G.W.Allport＆Postman，1947b）。这些谣言的背景是白人感到自己的身份受到了冲击。与此相似，敌意性谣言（wedge-drivingrumor，一种贬损其他群体和阶层的谣言）的核心是一种防御性情绪，源自一个人感受到了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情绪，敌意性谣言的制造者通过贬低他人来增强他的自我意识。因此，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受到威胁时，用负面的方式描绘其他群体的谣言会帮助人们以更愉悦的方式看待自己。
谣言还可以实现其他功能，如娱乐，实现愿望，建立、维护联盟以及加强公共规范，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比如，猜测谁谋杀了保姆的谣言（Peterson＆Gist，1951）可能对某些人是娱乐性的，但这个功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试图确定“是谁干的”，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在社区里，以及对未来社区安全的启示，等等。简而言之，谣言的本质是对不确定性进行的意义建构和威胁管理。
谣言内容
谣言的内容指谣言的实质——怎样的信息陈述构成了谣言？谣言是在人群中流传的、有工具意义且未经证实的信息陈述。
有工具性意义和传播性的信息陈述
第一，谣言是信息陈述。它们讲述信息而不是提问或命令（尽管一个谣言陈述确实会引发问题或者引导行为）。谣言的核心是通过一个或者一系列有意义的陈述所传达的观念。“卡特霍利连锁店破产了”（Lev，1991）、“海地政变领导人被释放”（“10Die in Haiti”，1991）、“甲壳虫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去世了”（Rosnow，1991）本质上只包含主语和动词。
第二，谣言是信息传播。谣言不会停在某一个人身边静止不动，它会在人与人之间流动和传播。谣言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想法，而是社会交换中复杂的纺线，是信息交易者之间交换的信息商品（Rosnow，2001）。从这个意义上讲，谣言是模因（meme）的子集，是通过类似于生物的自然选择后生存下来的想法。“不合适”的谣言会消亡——它们停止流传，而“合适”的谣言会留存下来（Heath，Bell，＆Sternberg，2001）。
第三，谣言之所以能成为流传下来的信息，是因为它对谣言参与者而言有工具性意义。这些信息在某些方面与他们有关联，能影响、吸引或威胁他们。我们说的工具性（instrumental）与杜威（Dewey，1925）所指的具有相同的含义：有某种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娱乐性、社交性或漫无目的的。也就是说，谣言往往与对参与者有重要意义的话题相关（Rosnow＆Kimmel，2000）。这种工具性意义一定程度上具有时效性特点，也就是说，它与当下的事件有关。在这一意义上，谣言和新闻类似，它往往是指新的信息。工具性意义通常源于其为人们带来的潜在后果（Rosnow＆Fine，1976），罗斯诺（1991）称之为结果意义（outcomerelevance）。例如，迪方佐等人（1994）研究中的组织谣言来源于对某些事情的集体关注，比如工作职责和晋升机会（人事变动谣言）、工作的稳定性与补偿（裁员谣言）以及健康威胁（污染谣言）。然而，这种工具性意义也可能是长期稳定的。谣言可能与人们长期感兴趣的话题相关，例如宗教谋杀和飞碟（Rosnow＆Kimmel，2000）。只要参与者认为信息陈述的话题与他们相关、影响他们或者会以某种方式威胁到他们，这样的陈述就可被视为谣言。换句话说，尽管谣言有时令人大笑，但是谣言根本上并不是笑话；尽管谣言可能会使人们更具社交性，但是谣言的主要功能不是消磨时间。谣言关注的是人们认为相对紧急的、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或重要的话题。
未被证实的陈述
第四，谣言是未被证实的（unverified）重要传播信息，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证实是指“由论证、证据等证明为真”（Agnes，1996，p.683）。因此未被证实的陈述没有被证明正确或真实，并且没有“可靠的证据标准”（G.W.Allport＆Postman，1947b，p.ix）。正如罗斯诺提出的，谣言“建立在未经验证的信息之上”（Rosnow，1974，p.27）。注意这不是说谣言绝对没有基础，它们常常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基础十分薄弱或毫无凭据——绝非可靠的证据。可靠或可信的证据通常是实证性的或有可靠来源的。这类证据即使经过审查、测试和质疑，也依然成立、有效。在这里新闻和谣言的区别很明显：新闻是被证实的，而谣言总是未被证实的（Shibutani，1966）。
对一些人而言，有些陈述似乎拥有可靠的证据，但是它们经不起进一步推敲。例如，1981年的一则虚假谣言说宝洁公司的董事长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正式宣布宝洁资助了撒旦教会，这则谣言通过纸片传单的方式传播（Koenig，1985）。传单宣称这件事证据确凿，让人们打电话给访谈节目以获得一份价值3美元的该节目录像的拷贝。当然，任何拨打电话的人都会发现不可能获得这份拷贝。事实上，宝洁的董事长从未在访谈节目中出现过。因此，谣言包括了误传（misinformation）或被有些人认为是真实的虚假陈述。这值得我们反思，启示我们对听到内容持普遍的谨慎：最初看似坚不可摧的证据，实际上可能很容易瓦解。
未经核实这一特征说明一些谣言在事实检验面前，比其他信息更加容易崩塌[2]。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R.Popper，1962）认为，科学理论可被证伪，非科学理论则不然。这就是可证伪原理。像科学理论一样，有些谣言是可观察的或具体的。例如，“亚特兰大总部的山姆·迪克森要求纽约所有分公司裁员20%”的谣言可能被辟谣。它是一个有风险的谣言，迪克森先生可以亲自出面辟谣，文员记录可以被整理出来辟谣，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也可以出面否认接到过裁员指令。相反，“公司管理层都是外星人”就是一种很难证伪的说法。低风险的谣言（如一些非科学理论）可能对证伪更有免疫力，因为它们断言的是一些不可观察的现象。谣言的这种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谣言可以长久存在。
传播和结构模式
已经有研究者尝试以传播机制为基础定义谣言。奥尔波特和波兹曼（G.W.Allport＆Postman，1947b）认为谣言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通常是口口相传”（p.ix）。罗斯诺（Rosnow，1980，2001）指出这个定义已经过时了。如今，印刷媒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都成为新的谣言传播渠道。
也有研究者尝试根据谣言的结构来定义谣言。例如，谣言往往以一个警示性的声明开头以表明其缺乏证实，比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或者“我听说……”。然而，只有当传播者感觉到其传播的陈述是谣言时，他们才会加上这些声明。因此，这些开头只是构成谣言的陈述的一小部分，仅仅表明了人们对陈述感到不确定。此外，一些研究者提出，谣言是简短的表达，其结构是非叙事性的，即它们往往没有情节序列，只是一些小话。相反，较长的故事分为传说、故事、寓言或神话。这样的区分有一些好处，不过其实谣言的故事性丰富程度差别很大。例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谣言（参见表4-3、表4-4、表6-3和表6-4），但是卡普洛（Caplow，1947）观察发现，军事谣言往往由三个陈述组成，而不是一个。此外，彼得森和吉斯特（Peterson＆Gist，1951）报道了关于一个保姆被谋杀的谣言，这些谣言迅速散播并且变得非常复杂——本质上非常有故事性。结构上的差别来源于这些陈述的不同功能。谣言涉及的信息往往与模糊性情境或者某些已知的事件有关，并且牵涉到事实发掘的过程；而传说和神话往往提供一整套的背景、情节和解释。这样看来，谣言就像不时挤出来一点的连载故事而不是预先打包成套的完整故事。在对谣言和传说的比较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区别。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到谣言的“兄弟”——流言。
[1] “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指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前环境，与“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对应，后者指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要。——译者注
[2] 我们向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表示感谢，他在这一观点上给予了我们启发，并提供了本段的第一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