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定我曾经看到过关于国家幸福指数之类的新闻。也许我可以努力让我的国家在那方面排名靠前。
也许你想到的是“全球幸福指数”。这最早是2006年由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简称NEF）制定。他们发现瓦努阿图，一个太平洋上的群岛，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有大量新闻报道了瓦努阿图漂亮的沙滩、阳光、多配偶制的文化以及很低的收入税。不幸的是，很少有新闻报道全球幸福指数到底测量的是什么，事实上，它测量的并不是幸福。
那它测量的是什么？
它测量的是——呃，冒着听起来不友善的风险，我不得不说，它测量的是新经济基金会的政策计划。
全球幸福指数测量了幸福之后，将其与预期寿命相乘，然后除以这个国家的生态印迹指标。这更多的是对环境效率测量的尝试：如果你幸福地活了很长时间，没有破坏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是个在全球幸福指数中获得高排名的办法。现在以瓦努阿图为例，计算过程如下：平均寿命68.6年乘以生活满意度（得分在1到10分之间）7.4分，所得结果再除以环境印迹1.1（如何计算环境印迹得分这个细节问题并不重要，你明白它的含义就好了），得到的结果是461，可以认为它是按“每个印迹幸福生活的年份”衡量的。
美国的环境印迹得分是9.5。所以如果想达到每个环境印迹462个幸福年，以超过瓦努阿图人，美国公民需要达到4 389个幸福年。按照定义，生活满意度不能超过10。所以，为了在全球幸福指数上击败瓦努阿图，并且假设所有美国居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时间都计算为纯粹的幸福时间，美国的平均寿命需要达到439年。这是个几乎不可能的要求。3
另一种让美国成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的办法，毫无疑问，就是大幅降低它的生态印迹。这固然不错，但也许只是新经济基金会为了更好地呼吁减少物质资源消耗而作的。最终他们换了一种方法，做出了全球幸福指数，用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让新闻报道接受了这个理念。由于很多报纸把它误当成了对幸福的粗略估计，我甚至不确认这个想法是否达到了其本来的目的。
并且，实际上，现在越来越糟糕。新经济基金会从没有问过瓦努阿图人他们有多幸福。这地方太小，人口还不到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十分之一。2006年计入全球幸福指数的幸福数值，是基于其他国家的一个估计。整件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美好：构建排名是为了宣传智库优势，媒体甚至没有读过其中的小字注释（或者甚至大部分正文内容）就欣然接受，而这些被用作新闻标题的国家，实际从来都不应该被包括在排名中，因为相关数据并不存在。
好吧。也许我不应该为了在全球幸福指数中排名上升而推出政策。
公平地讲，不仅是新经济基金会，所有类型的组织都会发现如果你发布了某项排名，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媒体的关注。亲市场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Institue）发布了经济自由度指数，将中国香港排在首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人类发展指数，在其中大力赞扬挪威；还有透明国际（Tran 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将丹麦排在首位，索马里和阿富汗垫底，等等。
现在，新经济基金会希望构建一个幸福的地球，美国传统基金会偏好经济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希望人类发展，还有透明国际与腐败斗争。但是因为政府统计部门编制GDP增长数据，并不意味着政府只关注GDP增长。
你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反对使用全球幸福指数，但还没有说为什么要用依据GDP做出的排名。
我也不想这样说。如果政府发布了人均GDP的排名，就像这些智库博取媒体关注所做的一样，那么排名最高的很可能是卡塔尔、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或者百慕大。这些国家都不能向我们传授管理经济方面的经验。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中国香港是个模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这样看待挪威——但是我真不觉得我们能从卡塔尔或者百慕大那里能学到什么经验。很明显任何人都能根据GNI或者人均GDP做个排名出来——维基百科上有好几个——但是我不认为哪种排名对政府政策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将我们带回了附加在GDP上面的核心问题，正如肯尼迪提到的，他们相信普遍流传的误解，认为GDP是某种迷信，认为经济组织方式的错误导致了大部分的错误，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收集GDP数据，并且认为修复经济问题的办法就是去衡量其他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个错误。
肯尼迪的演讲是优美而有力的，但是其中包含了一个修辞上偷梁换柱的伎俩。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太注重物质积累，而放弃了个人美德和社会价值”，也许这是对的。之后，他指出GNP没有考虑孩子们玩耍时的欢乐、牢固的婚姻的价值或者诗歌的美。好吧，确实这样。但是如果你真的将修辞部分按逻辑论述重新表述，这看起来就有些可疑了：“我们放弃了个人美德和社会价值。我们不再读好诗，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以前那么快乐的玩耍，并且离婚率开始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政府统计部门几乎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们将对经济生产潜力做出的估计汇聚在一起。很明显通过汇集和发布这些统计数据，他们低估了我们对艺术的欣赏，我们对传统理想婚姻的承诺，以及为人父母的品质。”你觉得如何？难道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谈论GDP！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政府政策的目标？
当然，我并不是说它和政府政策完全无关。我只是不认为它和那些批评者妖魔化的形象有任何相似之处。
首先，请不要忘记，经济增长总是要发生的，不论我们是否测量它。在19世纪末，欧洲和美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这段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基于以下很多事实，使得批评GDP变得没那么容易：农业产业化，对煤的开采，工人大规模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随之而来的还有排放着黑烟的工厂。但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GDP成为统计学家眼中的闪光点之前。那时的经济学家看到了它的发生——所有人都能——但是他们无法测量它。经济增长并不是在政府统计学家开始测算GDP之后才突然发生的。
但是，现代政客们清楚GDP增长数据对他们的声望有影响。
同时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也对他们有影响。你当真认为政府部长们每天早上醒了之后就想：“我怎么做能提高GDP呢？”在我写这段的那个月里，英国政府的部长和官员们讨论了下面这些经济政策：是否应该脱离欧盟（这一决定跟GDP毫无关系）；推出一个修订后的养老金制度（旨在简化这一体系并且轻微调整分配，还是跟GDP无关）；决定不修复通货膨胀计算方式中存在的缺陷（这一决定与再分配结果有关，但与GDP无关）；还有多项教育改革（旨在提高教育成果，还是与GDP无关）。
政客们意识到即使在狭义的经济领域内，人们还有其他更关注的内容——公平、自由、对价格上涨的关注、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失业的恐惧——而这些充其量只是与GDP稍有联系，并且最差的是跟它一点儿关系没有。成功的部长们都会关注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统计模型。
那为什么还要收集这些数据？
数据会帮你更好地做出政策决定。这通常不包括那类出于各种目的的、由智库搞出来的排名。那些公共关系实践很少能告诉你什么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还有不要忘记，很多政府统计学家收集的最有用的数据并不是将经济当作整体考虑的。你也许很关心家庭暴力，或者物种灭绝，或者儿童识字。如果是这样，用你能用到的最好的方法衡量这些问题，并且做出最高质量的调查，例如随机政策试验，这对得出结论有帮助。当然，从概念上讲，你可以尝试对家庭暴力的“心理成本”赋一个货币价值，并且你可以从GDP中减去这个值。但是它很可能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并且仅仅因为你不在GDP数据中计算家庭暴力，并不意味着你不关注家庭暴力问题。
不管怎样，为什么非得制造出一个单一数据来概括所有一切呢？所有的加总都是统计上的折中：通货膨胀数据测算的是一篮子“典型”商品的价格，而这不能反映你和我买东西的习惯；为了统计就业数据，你不得不找出些方法来确认兼职工作的情况。一些程度上的加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总要记住，你可以单独衡量通货膨胀、不平等、失业和GDP，没必要制造出一些模糊的概念把它们4个概括起来。所有这些指标都对帮你明确政策重点是有用的，而不应该被哪个方面独占了你的注意力。
不过，尽管如此，如果我关心人民的幸福，我难道不能直接测量他们的幸福感并将其作为我政策制定时的考量？
是的，如果你想的话。让我们在新的章节讨论这个问题吧。
